汉字与文化

语言研究

汉字与文化

蒋玉涵

【摘　要】汉字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字是汉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华夏文化的重

要载体。本文试图从汉字与中华文化史，汉字形体与文化内涵，汉字形体与华夏民族辩证思维这三组关系

来浅析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汉字　中国文化　辩证思维

当我们试图探索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必然要对文化有一个界定。文化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古今中外给“文化”一词下的定义有成千上万种，我们在谈与汉字关系时，我认为可以参考汉语大词典中的定义，即“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汉民族的文化中实际上就包括了汉字。文化与汉字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上位词与下位词的关系。这是其中一种理解。

一直以来，对于两者关系的理解都存在至少两种方式，一种认为汉字与文化是并列关系，另外一种是偏正关系。美国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科学》中所说：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垂不朽。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中，汉字起到了记录、传承的作用，其价值不仅仅是书写符号，汉字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本身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语言中的词汇以它的意义系统表述了种种文化现象，因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可以从宏观上探讨汉字同其他文化项，诸如艺术、宗教、科学、教育等之间的关系；同时汉字本身的形音义中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从对汉字的研究上可窥见古老的中华文化。简单地说，汉字与中国文化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汉字。

汉字文化学是以传统汉字为基础，又与语言文化学密不可分的，在两者交叉研究前提下发展的学科。对于汉字文化学的定义和任务，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三位先生主编的《汉字文化大观·前言》认为：“汉字文化学是一门以汉字为核心的多边缘交叉学科。”汉字文化学的任务：“一是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它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二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汉字学的角度研究汉字。”

尽管汉字文化学属于新兴学科，但是对于汉字与中国文化内容相关性的探索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如传统的训诂学中对字义的解释，很多释义就包含哲学、民俗学等的内容；再如传统文化中对联的写作，很多技巧都关系到文字中形音义的运用，如析字、同旁、谐音、叠字、同韵等；而传统文化中的谐音、避讳，正是汉字的使用在文化上的体现。

历史上自古有对于文字的崇拜，这体现在对传说中文字创造者的敬仰，尽管这其中包含着原始崇拜的因素，但仓颉造字对于原始人脱离巫术横行的混沌生活而走向秩序文明的生活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把仓颉描绘成“四目”的圣人正是对于文字崇拜的体现。随着历史发展和文化的积淀，人们由对文字的崇拜转向对文化的崇拜，对知识的崇拜。汉字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在日渐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彰显光辉，并且与文化的关系日益密切。汉字在形体演变的过程中，文化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教”字形体的演变，甲骨文的形体中有两条明显表示鞭打痕迹的符号，但是到了楷书，“教”字从“孝”，朱熹解释为文孝谓之教，这种演变结果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文化因素。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而这三个方面也仅仅是非常局限的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延伸到更远。下面就先从其中的一部分讲起。

一、汉字是中华文化史的缩影

文字的产生为文明的发端。我国的文字成系统的是甲骨文，其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史前文明因无文字的记载我们无法从史料记载中得到信息。但甲骨文字却记载了殷商王室的狩猎、征伐、祭祀、婚娶、丧葬等活动。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反映了当时的信仰与宗教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自从最早的文字出现后，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只有一些造型艺术（如雕刻、建筑等）、绘画艺术、手工艺品等不可用文字记载外，其余均以文字所承载。

二、文化内涵体现在汉字形体之中

汉字是用符号来表示词或词素的文字，汉字体系的不断完善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在历史进程中演变的结果，用何种形体表示什么意义，也是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演进积淀的，而非一时一人随意规定。所以，汉字形体背后必定体现一定时期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同时也体现了当时人类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蕴含着人文内涵。

比如“天”字。商代的人们用“天”表头顶，是因为他们认为人是天地间之灵长，没有比头顶更高的了，虽有对现在意义上的“天”的认识，如他们认为“雨”是从某个地方下来的，虽然这个地方是现在意义上的天，但当时人们的认识是模糊的。当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的最高处要比人的头顶还要高时，就用表人体的最高处的“天”来表示自然界的最高处。同一个字形在不同时期反应不同的意义正是人类认识提高的反映，也是文化的积淀。

再比如“國”字：甲骨文的形体是“或”字，右为“戈”，左为“口”，表示城池、国家，即人的居住地，意思是用武器保卫居住的地方。但后来到金文时，形体发生了变化，在左边“口”的四周又多出了四条短线，表示的是“边界”。这说明人类的认识有了提高：人们不仅有自己的邦域，而且还应有与别人邦域的分界，“天下为公”被“天下为家”所代替，“邦域有界”正是私有制的产物。“國”字加“边”就是私有文化的反映。

对于古代社会面貌的了解有许多途径，小说是其可能面貌的描写，古物可以推测出古代社会风俗习惯等，画卷也是时代风神的展现，而文字用简洁的方式体现人们的思维方式，展现先民的生活情态。在没有文献记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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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04

表达尽可能多、准确的意思。但是不能片面追求简练，而降低了文义表达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四）直截了当，不模棱两可

直截了当，主要是在公文写作中语言要真实准确，不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做到公文写作“无虚假错漏、褒贬得当、语意明确、符合实际”。因为公文主要是用来“指导工作、反映情况和处理问题”的，必须确保语言的准确性，避免一些语言产生理解上的歧义。

三、公文语言的灵活性

在公文写作中恰当使用修辞手法，在追求“准确鲜明、质朴平匀、精炼顺达”的基础上要反对“含糊暖昧、繁冗堆砌、重外在美”的手法，应以“赋、比、兴”修辞为主，选词炼句，要慎重使用形容词以及描写类的修辞手法，不刻意追求华美的辞藻，确保语言质朴，避免堆砌。在一定情况下，需要巧妙运用“基本、几乎、不少、绝大多数”等模糊语言，确定文意清晰的基础上来准确表达公文文义的效果。以“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例，这里的“基本解决”相对于百分比来说表达效果更强。

四、创新公文语言，摒弃老套古板

公文规范性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写作者创新的空间，但公文是与具体事务紧密联系的，每一篇公文写作的背景、要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有着千差万别，因此，公文写作要摒弃老套古板，要有新思路、新方法，要创新公文语言，增强公文写作的创见性、价值性和新颖性。做到“主旨突出，观点明确”，要创新语言体现公文的理论性、时代性、说服力。再者，应创新标题，“看书看皮，看文看题”，

公文标题要“统领全文、提示主旨、引起强烈阅读兴趣”。

五、文学修养影响公文写作的语言质量

文学修养影响公文写作的语言质量。因此，对于公文初学者来说，必须学会“从读悟写”，认真阅读和研究与公文写作相关的政治理论书籍和其他方面的书籍，使自己逐渐具有“直线思维的执着、逆向思维的睿智与系统思维的缜密”，在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和文化素养的基础上，深入领悟、体会其他公文或文章的写作技巧，学会用最通俗、简洁的语言来阐释真理和现象，“勤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方能“笃行之”。

六、结语

在新形势下的公文写作，要具备“求实、求新、求短”的特色，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提高公文写作水平，首先要熟知公文写作步骤和要求，确保公文语言的务实、新颖、简洁，积累更多学习素材和拓宽眼界，勤练“手中笔”，“采百家之说，终成一家之言”，从而提高公文写作的质量。参考文献：

[1]张永明,裴婉辰.公文写作的语言特色——兼谈如何提高公文写作水平[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3(04).

[2]李晓东,范增友.网络环境下公文助写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10.

[3]邢佳,范增友.网络环境下公文写作活动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12.

（作者单位：中核华电河北核电有限公司）

我们无法根据史料来考察人们的生活情况，但是通过文字一定程度上可以逆推出社会情况。

三、汉字形体体现华夏民族辩证思维

华夏民族的辩证思维由来已久，《老子》中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周易》中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样充满辩证思想的句子。郭绍虞先生的《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骈文文法初探》中也说道：“由于汉语初起时，早具有单音与双音并存的迹象，这是事实，所以很容易引起这种辩证思想，可能也是事实......这样综合为四对，所以骈俪之体，除语言文字的关系之外，再有思想上的正反分合的辩证问题。”辩证思维方式在汉字造字中也有所体现，一些汉字包含正反两方面的意义，既表正面，也表反面，古称“反训”，即“正反同字”。除此之外，这种思维方式还体现在用同样的造字部件，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而造出不同的汉字。

四、正反同字

由于在生活中常有一个动作涉及两方面的情况，如物体的交接、在神前的祝愿和诅咒、买卖的双方等。为这种情况所造的字就包含了这个动作所涉及的两个方面。我国古人从郭璞注解《尔雅》开始，到清代的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近人黄侃等都论述过这种现象——反训。例如宋代贾昌朝的《群经音辩·卷六》就说到：“取于人曰假，与人曰假；取于人曰借，与之曰借；取于人曰乞，与之曰乞；取于人曰贷，与之曰贷；毁之曰坏，自毁曰坏，毁他曰败，自毁曰败；坏佗曰毁，自毁曰毁。”当代学术大师钱钟书在《管锥编·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中也说道：“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一字多义粗别为二。一曰并行分训......两义不同而亦不倍。二曰背出或歧出分训。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然此特言其体耳。若用时而只取一义，则亦无所谓虚涵数义也.......即以‘奥伏赫变’而论，黑格尔谓其蕴‘灭绝’（eirendeachen）与‘保存’（erhalten）二义；顾哲理书中，每限于一义尔。”

五、组合成字

在汉字中也有许多通过某一部件的正写、反写、倒写、并列写、重叠写等等多种形式的排列组合而造出不同的字的现象，无论是正反同字还是组合成字，都体现出辩证思维，这也是汉字体现出的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汉语大词典第六册[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2]王宝珍.汉字与中国文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3]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王宝珍编著.汉字与中国文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5]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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