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花间词的时代背景

浅论花间词的时代背景
作者：罗乔贇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06期
摘要：花间词是词史上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本文试从政治，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因素来分析花间词产生的必然性。

关键词：花间词；自然环境；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18-01
《花间集》是词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晚唐五代文人词的总集,共收录了十八家词人的五百首词作。

纵然前人大师以及当今学者对花间词各执一词，但对于花间在词史中的地位，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灭的。

四库全书总目中这样说道:“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

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

”四库书目中这段话概括了词史中的几次重要转折，对花间词的地位做出了中肯的定位。

此文不在于论花间的地位及词体是否宫体，而在于分析花间词产生的原因，试从时代背景这个角度来解读花间词产生的必然性。

一、政治环境的改变
当代学者黎冬梅就指出:“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命运和政权密切相连。

士人追求功业的昂扬奋发的精神是与皇权的盛衰成败息息相关的……饱经离乱之苦的文人,即使有忠君之心,也无法力挽狂澜。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士人与皇权政治疏离,把注意力转向图存和明哲保身的狭小天地。

”盛唐文风多昂扬，不拘小节，抒写心意往往有一泄千里之感，所以七言古诗得到充分的发展。

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则进入了乱世时期，仅五十年间就出现五姓十三国，其动荡的社会使得文人心态发生转变。

对于这点的转变，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阐述过:“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

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这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己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这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

……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对人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

”晚唐五代的文人面临的是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外忧内患空有抱国之心却无力回天。

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美好，使得文人们转而追求官能方面的娱乐。

追求官能上的娱乐这一特点奠定了词的基调，是“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

自南朝之宫体,扇
北里之倡风。

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
二、自然环境与商业经济的发达——天然屏障与后天资源
花间集收录的十八家词人多居住于西蜀，后称之为西蜀词人。

西蜀处于四川盆地当中，易守难攻，其山脉为之建立了天然的防卫屏障。

任乃强先生在书中曾说“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积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則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

”极优越的自然环境，无亢旱、无卑湿、无水潦、无霜雪的地理优势使得西蜀很早就孕育了农耕文明，使当地人民自给自足，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安逸。

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又使西蜀较少动荡，藩镇割据的局面不会太频繁。

古代商业经济的繁荣自然离不开水运这个有利条件。

早在隋朝时期，大运河的开凿便已经令西蜀的政权中心成都获得了“扬一益二”的中心城市地位,商铺林立，熙熙攘攘，而到了晚唐五代以后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之成为经济中心。

三、君臣好饮宴，歌舞之习气
一种文体的推广如若是从上至下的方式，得到君王的推崇，其传播速度及范围自是要更加快捷与宽广的。

现今的考古发现，西蜀之地多歌舞伎陶俑等出土文物，这说明西蜀喜好游乐宴集、征歌选舞的风气。

而就现今流传下来的花间词中皆不缺乏饮酒作乐之场面，上至君主，下至臣子。

《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中记载，前蜀后主王衍“自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能为艳歌”；而后蜀君王则是“还宴怡神庭，嫔妃妾妓皆衣道服，莲花冠，髽髻为乐，夹脸连额，渥以朱粉，曰‘醉妆’，国人皆效之”。

这则文献中的最后五字“国人皆效之”可见，因君主的推崇，而上至文人士人，下至平民蚁民，都会竭力于效仿，臣子为搏君主欢心，平民引以为时尚。

前后蜀的君主热衷于饮宴，歌舞，臣子文人岂有不投其所好之理。

四、结语
花间词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复杂的，既有主体文人对建功立业的失望而转向追求官能享受的政治社会因素，也有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有利保护与经济长足发展为花间词提供了合理的生长环境，而自上而下的后推广方式更是为花间词风的传播添加了助力。

由此，花间词的产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