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

建构主义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翻译活动是人类的交际活动，而交际活动是离不开语言的，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词典·语言文学卷》对语言的解释：“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

当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这一解释很全面，它把语言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作用阐述的十分清楚，同时也阐明了语言与三个世界（外部实存世界，社会群体世界，个人精神主体世界）的关系，指出语言是联系这三个世界的媒介。

1、结构主义和本体论语言观及其翻译观翻译活动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活动。

作为媒介的语言,无论是在怎样的翻译研究范式中都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

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看法会直接影响到对翻译本身的看法,即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和产生不同的翻译观。

迄今为止,人们对语言的本质性揭示已有不少理论,如语言的过程说,语言的结构说,语言本体说,语言行为说,等等。

本文拟就这几种关于语言的观点来谈一下语言观与翻译观的关系问题。

语言的结构说始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

它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因为从索绪尔之后的各派语言学开始用语言分析的方法从语言材料中寻找规律性模式,从而结束了对语言的规定式研究,走上了描写性研究,也从历时性研究走上了共时性研究。

由于结构语言学在语言内部规律上的研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人们对这些规律性的强调导致了人这一言说主体,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地位日益下降,最后成了陷入语言牢笼之中的存在物,失去了主观能动作用。

这一点正如杰姆逊所批评的“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

”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

内部语言学是指语言系统内部的关系网络,而外部语言学是指有主体和语境参与的语言使用情况。

他认为只是内部语言学才是有规律的,而外部语言学则带有私人性质,是无规律的。

在这种语言观影响下,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应运而生。

这种翻译观首先强调语言的共性与普遍性,认为语言具有普遍的表达力,在翻译中表现为“用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奈达)只是它们的形式各有不同。

因此,翻译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成了探讨不同语言之间在形式上的转换规律,用奈达的话来说只是把同样的衣服摆放在不同的衣箱里,摆法不同罢了。

因此,语义—句法模式就成了主要的研究模式,即通过语言分析,找出表达相同意义的语言形式。

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中,一切与语言内部结构无关的因素也被排除在外,或忽略不计,如言说主体被视作价值中立的,语境被设定为理想性的。

翻译者的任务只是按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

在这里起作用的只是语言的工具理性,即其规律性。

在这种理性的支配下,一种以科学模式建立翻译(科)学的构想随之而来,但是这一构想随着解构主义大潮的到来幻灭了。

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解构也是以语言为突破口的。

首先,它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认为意义不是由语言规则预先设定下来的,而是在主体间对话生成的,从而强调了语言之中蕴涵着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解构主义认为由于每个人的前理解结构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对话中所生成的意义是不同的。

解构主义的这种意义观来自于它的语言观。

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完全不同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它是站在语言本体论的立场上来看待语言的,即:它不是一种外在于言说主体的工具,而是看作是人的存在形式。

在语言论转向之后的哲学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对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世界的关系的关注,而是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关注。

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语言的本质既非意味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

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

显然,这是一种元语言学的语言观,而不是经验语言学的。

元语言学是以语言自身作为反思的对象,它不指向经验世界的事物,所以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这种语言学把存在、真理与语言放在一起讨论,不是像经验语言学中的符合论真理那样,把语言表达视作真值负荷者,如果它表达的与经验世界中的事实相符合即为真,否则为假。

在那里,它们分属于不同领域。

但在这种语言观中,它们同处于语言王国之中,存在的意义被规定为存在的真理,而存在的真理被展现为存在的语言,因此是语言言说存在,尽管存在先于语言,但不通过语言我们无法抵达存在。

因此,语言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存在只是语言中的存在。

也就是说,解构主义的多元研究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拓宽了它的领域,但并不能成为翻译学体系。

建构的翻译学应是“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主干应是语言的,多元应是互相关联的并以主干为中心而展开的,而不是与主干无关;它们自身也各不相关,甚至彼此矛盾的。

从对上述两种语言观的分析来看,以它们作为翻译学知识体系的语言学基础都有些问题。

解构主义虽然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封闭与静止,带来了人文气息,但它的元语言学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不属于经验语言学范畴,而翻译中所使用的语言学显然是现实世界的,是经验性的。

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在语言的构成规律上做了很好的研究,为翻译活动中语言之间的转换提供了很丰富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论方面的内容,但它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又不完全适用于翻译活动中实际使用的语言情况。

实际使用的语言是言语而不是封闭的语言系统,言语属于索绪尔所说的外部语言学,即有言语主体和实际语境参与的语言。

2、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哲学基础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行为说的主要代表。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奥斯汀首先提出的,后经其弟子,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塞尔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学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言语是人类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人们在交际和交往过程中离不开说话和写字这类言语行为。

语言哲学的任务应该是研究这种言语行为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构造,他们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

这种理论的产生是西方语言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哲学发展的结果。

柏拉图的本体论哲学为人们确立了知识对象和客体。

而笛卡尔的认识论哲学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展开知识问题的研究和人类知识能力与界限问题的探讨,这就是认识论的转向。

但到了20世纪之后,人们认识到许多认识上的问题是源于语言问题,这又使哲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语言,即发生了哲学的即语言学的转向。

这一场哲学运动是由英美分析哲学所发起的哲学革命。

虽然这一时期哲学流派繁多,其共同特点是从语言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并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

在这一转向中有两股思潮是比较主要的。

一是人工语言学派,另一个是日常语言学派。

人工语言学派是在维特根斯坦前期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其代表性人物还有弗雷格,罗素,蒯因,以及戴维森等人。

他们的哲学思想是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哲学关心科学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知识的楷模,是最完善、最系统的知识形式,而这种科学知识就是语言的逻辑形式,所以哲学的分析对象是科学语言,他们认为自然语言缺乏精确性,一词多义或词义模糊,有许多弊病,会掩盖反映语言本质的逻辑形式,从而会把表面语法形式误认为是真正的逻辑形式,因此提倡以人工语言作为科学语言。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语言的唯一目的,或首要目的是传达与表现事实的知识,关心的是确定语句为真的条件。

所以他们尽力排除言说者的主体性,如意图、目的等,同时也排除会引起意义变化的语境因素,以便考察语言的一般结构。

可以说这一派认为语言是构造起来的。

卡尔纳普就曾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规划语言。

规划是指考究一个系统的一般结构。

”哈贝马斯也接受并改造了言语行为理论,并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语言学基础,进而提出了他著名的普遍语用学(又称规范语用学)的理论。

我们的建构的翻译学就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学基础的。

这样做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性,以理性(交往理性)来克服解构主义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混乱与无序,并用语言把我们的三个世界联结起来。

3、言语行为理论与建构翻译学翻译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而交往活动是离不开语言中介的。

作为翻译研究,它也必须以语言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以怎样的语言观看待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又是一个不得不探讨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语言观会带来不同范式的翻译研究。

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一样,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带来的是封闭与静止的结构主义的翻译研究模式;以元语言学为基础的解构主义研究无法触及具体语言问题,也无法解释翻译中具体的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中出现的矛盾。

建构的翻译学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

这种语言观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从而扩大翻译研究领域,解决以往存在的问题,给翻译学的建立带来新的契机,为之最终建立打下基础。

第一,它是一种理性的重建。

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但翻译学在这一问题上却走过弯路。

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它建立在技术—工具理性上,把语言的构成规则当成决定一切的万能工具,忽视或者说否定了语言在具体使用中同样遵循规则(即协调性规则)的事实,因此是一种不完整的理性,也可以说不适合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理性,使得其研究结果不能解释许多翻译中出现的问题。

而解构主义者也正是以这些问题为佐证来证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不足,从而拆解结构,否定规律,走上一条反理性的道路。

西方翻译研究学派放弃了语言研究这条主线,从被结构主义语言学排除在外的一些要素入手开展了多元性的研究,如译者目的论派,文化建构学派,诠释论派,文学操控派等,从文化、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外在因素上开展研究。

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缺乏主线,找不到这些要素的内在联系,更因为解构主义本身就是反理性的思潮,其语言观是形而上学的,并不与现实世界相联系,所以这种所谓的多元翻译研究之间缺乏一种内在逻辑关联,形成了表面轰轰烈烈,但落不到实处的研究。

其结果竟是拆解了翻译活动,或者说否定了翻译的可能性,更谈不上建立翻译学,只是把翻译变成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附庸或只为其提供素材的工具,或者变成满足译者个人兴趣与达到个人目的要求的私人活动。

第二,使翻译研究走向真正的开放。

解构主义者批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与翻译研究都是封闭的,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的开放应是怎样的呢?它首先是向现实世界,即生活世界的开放。

一句话,把翻译研究同翻译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把翻译活动视作人类跨文化交往的重要形式。

翻译研究的任务就是探讨在这样的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则性,文化以及其他要素对这一转换的影响和翻译的不同目的、不同性质文本等与这种转换的关系,等等。

总之,这一切外部要素都是与内部要素,尤其是语言这一要素有密切联系的,而不是如解构主义那样,完全抛弃语言与文本,专门去谈文化、意识形态、译者目的、权力操控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