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构成

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赵沛（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东方文化研究所威海264209）摘要：从刘邦定陶即位，到平定异姓诸侯王，与大臣共立“白马之盟”，可视之为汉初政治模式的调整时期。

这一时期，就其政治形势而言，刘氏皇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与军功集团分享政治权力。

军功大臣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可能与刘氏进行政治合作和分享政权，这是汉初政治体制创立过程中的首要问题。

本文认为：“白马之盟”所定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非有功不得侯”的政治原则，是刘邦与他的核心层军功大臣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

它一方面保证刘氏宗室的皇权以及分封同姓为王的特权。

另一方面保证了军功大臣阶层可以因功封侯并在汉皇朝政治中的保持其政治支柱的地位；通过“白马之盟”建立的这种政治模式又是对古代分封政治传统的有限的继承，若就其对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影响而言：“白马之盟”后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为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基本的范式。

关键词：白马之盟；政治合作；契约；政治模式。

作者简介：赵沛（1965－）河南武陟人。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东方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史学博士。

从事秦汉史研究。

Tri al Discussion About “BaiMa Covenant ” And The Political Patternof The Early Han DynastyZhao-Pei（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Abstract:To what extent can liu’s feudal dynasty accept to shave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with the military bloc? And To what extent can the official of military merit be willing to and be possible to undertake the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share power with liu’s dynasty . this is the first important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The whole country would send a punitive expedition against him who is not liu’s clansmen and proclaims himself as the king of the country”. This principle of BaiMa Treaty is the political contract of LiuBang and his care of the official of military merit. It ensured the enfeoffed king’ privil ege of liu’s imperial clan. On the other hand it ensured the prop position of the official of military merit in the politics of the Han feudal dynasty.Key Words;BaiMa covenant; political collaborate; covenant；The Political Pattern从刘邦定陶即位，到平定异姓诸侯王，与大臣共立“白马之盟”，可视之为汉初政治模式的调整时期。

通过“白马之盟”所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可以说是为两汉四百年乃至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模式确立了一种范式。

安作璋、孟祥才二先生曾指出：“谭嗣同在其《仁学》中曾断言：‘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

’……实际上，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二千年之政，汉政也；二千年之学，汉学也……因为正是汉朝较多地从经济、政治、思想上损益了秦政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部分，奠定了后来历代中国封建皇朝所遵循的基本模式。

”[1]（2页）这无疑是颇具洞察力的见解。

问题是，汉初为什么会出现以血腥的屠杀、族灭异姓诸侯王为代价的政治模式的重新调整？要知道，分封制度仍是符合这一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的一种政治模式。

是为君臣一致接受并认为是顺理成章的。

何以仅仅数年之间，这套政治模式就匆匆让位于“白马之盟”所确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政治原则呢？其二，所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以及“非有功不侯”的政治契约，是否意味着汉初所确立的政治模式，就是对古代分封政治传统的彻底否定呢？抑或是对古代分封政治传统的有限的继承？本文是对上述问题的一点思考，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从刘邦分封到铲除异姓王刘邦分封，始于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

公元前204年十二月，刘邦的大军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形势岌岌可危，郦食其向刘邦提出遍封六国后裔，以为项羽广泛树敌的建议。

刘邦当即采纳，并命人刻制王印，准备付诸实行。

但在张良的坚决反对下，没有实施。

但是，张良反对的并不是分封本身，他反对的是封六国之后，而对于分封追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将士和谋臣，他是举双手赞成的。

事实上，刘邦的分封，实际上受到了两大因素的影响。

其一，是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其二，则是受古代分封政治传统的影响，而且，这种传统的影响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在楚汉战争中崛起的韩信之类实力派军人，正是抱着裂地分封、子孙永享的观念，来要求和对待已经得到的土地和权利。

这是中国传统分封政治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上的延续。

当然，这种政治要求与刘邦希望建立的专制皇权是南辕北辙的。

事实上，刘邦之分封异姓王，尽管说在理念上是符合当时整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的，尤其是对那些希望通过分封来达到裂土称王目的的臣子们来说，这种价值观念所具有的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

如韩信就一再强调：“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2] (《韩信传》)这种观念在当时是颇具时代特征的。

但是，从刘邦分封几个异姓王，尤其是韩信、英布、彭越三王的情形来看，与其说是刘邦君臣对这一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实践，莫如说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的权宜之计。

韩信可以两次以拒不出兵相要挟，向刘邦要求封号，实是最典型的说明。

这里实际上再清楚不过地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政治条件下的尖锐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处理分封政治传统与现实的集权政治的关系？一方面是古代分封政治传统所赋予军功大臣“裂土封王”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战国以后，尤其是秦王朝的政治实践已经确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所赋予封建帝王的集权理想。

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想的冲突，更反映在双方对国家政权中的实际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刘邦所分封的异姓王被逐一诛杀。

这些异姓诸侯王一则跨州连郡，划地自治，一则自领军队，手握重兵，这些都使刘氏皇帝如芒刺在背，实际上也的确形成了一种半独立的割据政权，对西汉中央政府构成了严重威胁。

所以，异姓诸侯王最终被铲除，实际上是当时政治局势的必然结果。

刘邦从主要出于战争需要和政治传统的分封异姓王开始，最终以铲除异姓王为结果，汉初的政治舞台尽管经历了一次次的血雨腥风。

然而，异姓王被铲除了，但如何调整刘氏宗室与其它军功大臣之间的政治关系，还句话说，如何和建立怎样的政治模式的任务到此时还远远未能完成，或者说这一任务才刚刚开始。

为此，刘邦与军功大臣所定立了“白马之盟”，可以说，这是为完成这一任务所进行的初步尝试。

实际上这也是刘邦对汉初政治模式所进行的初步调整。

二，白马之盟的订立及其内容《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刘邦与其大臣订立白马之盟说：“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历，国以永存，爰及苗裔。

’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师古注白马之盟曰：“谓刑白马歃其血以为盟也。

”关于白马之盟的具体内容，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倒是《史记》、《汉书》的其它章节保存了这一盟约的些内容，据《史记·吕后本纪》载，吕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今王吕氏，非约也。

”又据《史记·周亚夫传》载，周亚夫反对景帝封王皇后兄王信为侯，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

”此事在《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亦有明确记载，其文曰：“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无功非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是以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孝景将侯王氏，条侯犯色。

”据此，所谓“白马之盟”的内容似乎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王与侯之分封之权，只能在皇帝一人（非上所置……云）；其二，封王只能在刘氏皇族内进行；其三，封侯者必有功，“无功、侯之，非约也。

”其四，若违反上述誓约，天下共击之。

[3]不难看出，这一盟约的核心内容，也是这一盟约订立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为如何处理刘氏皇族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关系，找到一个稳妥又可以为双方都接受的政治模式。

因为血淋林的诛杀异姓王的现实，就发生在刘氏皇族与开国功臣们的眼前。

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从盟约的内容看，刘邦希望通过这一盟约所建立的政治模式，并不是对传统分封政治的彻底否定。

很显然，分封政治中最核心的内容——分封制度被继承下来。

只不过分封的对象和等级又重新做出了调整而已。

从对象看，盟约所规定的分封对象包括同姓宗室和异姓的军功大臣，就等级而言，明确了同姓宗室与军功大臣各自的分封等级。

区别在于，军功大臣所受封的侯，从开始就没有“封土治民”的政治权力。

当然这样的区别，对于异姓的军功大臣而言，毕竟被剥夺了成为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的主人的权力，他们的政治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政治框架之中，只能受制和服务于这一政治框架。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功大臣对刘氏宗室的政治妥协，也正是这种政治妥协，为如何处理刘氏皇族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关系，找到一个稳妥又可以为双方都接受的政治模式。

三，“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确立前文指出，随着异姓王势力被铲除，对刘氏皇室的最大威胁尽管已不复存在，但汉皇权的统治秩序并没有因此而得以理顺。

如何尽快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补充异姓王被铲除而留下地方统治的空缺，另外，如何在新的政治框架之下安置随刘邦建立政权的军功集团成员们，这些问题还摆在刘邦面前。

显然，刘邦建汉的政治基础之一是在七年的反秦和楚汉战争中建立的军功，而这些武功的取得，自然离不开随刘邦征战的军事将领们。

这其中的一等功臣被封王，接着又被逐一诛杀了，这反映了受封的异姓诸侯王与汉皇朝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军功集团毕竟是汉初政治的支柱。

这就使得汉初军功集团与汉皇室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