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作者：张允熠《光明日报》（2015年08月12日14版）
中、西哲学的邂逅
16世纪末（晚明），利玛窦、罗明坚、艾儒略、毕方济、龙华民等欧洲来华耶稣会士翻译和撰写了一批具有基督教经院哲学内容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学凡》《名理探》《穷理探》《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灵言蠡勺》《灵魂道体论》等等。

这些著述中包含着纯正的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虽然是希腊化时期数学家欧几里德的著作，但欧氏几何学的理论基础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利玛窦翻译这部书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向中国人推介源于古希腊的西方逻辑学。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通常认为是日本人西周最早于1874年把拉丁文的philosophia译为汉文的“哲学”二字，实际上，利玛窦等欧洲来华耶稣会士比西周早了将近300年就将这一词汇译成汉语了。

例如，1595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把philosophia译为“理学”，显然，他认为欧洲的philosophia与中国的宋明理学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艾儒略在《西学凡》中将之译为“理学”和“义理之学”；傅汎际在《寰有诠》和《名理探》两书中分别将之译为“性学”与“爱知学”，其中，“爱知学”比“哲学”一词更接近philosophia的原意。

一些希腊哲学的术语、范畴和命题也在此时被首次译成汉语汇入中国话语之中。

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四因说”“灵魂说”以及希腊哲学的音译（斐録所费亚）、逻辑学的音译（落日加）、伦理学的音译（厄第加）、形而上学的音译（默达费西加）等西方哲学术语和概念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晓。

中国哲学最初邂逅的西方哲学不属于欧洲近代哲学。

欧洲近代哲学形成于17世纪中叶，时代的落差决定了16世纪末的来华传教士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哲学只能是古希腊哲学。

中学西传与“中国热”
利玛窦等人及其继承者，不仅向中国人介绍了希腊哲学，也向欧洲人反馈了中国儒学，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从此走向世界。

在由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首次将“儒学”和“理学”译成西文的philosophia——这又一次证明在来华的西人眼里，中国本来就有一种跟希腊哲学相同的学问。

以孔子为表征符号的中国哲学传入欧洲之后，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如“道”“理”“太极”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方法被西方哲学家看作是“纯粹理性”“绝对理念”“自然法”“自然神论”“无神论”“唯物论”“正反合”“两极相逢”“有机论哲学”等等，在欧洲思想文化土壤里经过欧洲化的改造成为17世纪欧洲近代哲学孕育的重要元素，继而又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精神资源。

欧洲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都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十分着迷，以致造就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

一些欧美学者忠实地描绘了当时东学西传的真实情景。

英国剑桥大学1998年出版的《剑桥十七世纪哲学史》的第一部分，就把中国哲学的西传和欧洲哲学的回应作为17世纪欧洲哲学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加以概述。

这表明，西方学者在书写17世纪欧洲近代哲学的形成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时，中国与“中国热”是绕不开的话题。

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写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

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
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
西学东渐与中西会通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

这时的“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

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

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

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西会通”和“中西融合”的呼声在思想学术界不绝于耳。

如，王韬认为“天下之道”应“融会贯通而使之同”；章太炎提出“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王国维倡导中西二学“化合”之说；杨昌济主张“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物包括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主张中西学的会通与融合。

如，蔡元培提出“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鲁迅提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李大钊说“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恽代英认为“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

青年毛泽东主张，“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

当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主张真理“不应该分中西”“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

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中西文化观，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方略的重要精神指导和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西融合的最高形态
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作为外来文化欲扎根于异质文化土壤之中，都面临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

事实上，西方哲学的本土化进程早已开启。

如五四时期，胡适就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实践理性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结合，阐述了他个人的“实验主义”。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冯友兰把程朱理学与美国新实在主义哲学相会通，创立了“新理学”；贺麟把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和康德哲学相融合，创立了“新心学”；熊十力通过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吸收建构了“新唯识论”；金岳霖把西方分析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相结合，创建了自己的本体论和知识论体系；牟宗三通过对康德哲学的融化，建立了代表当代新儒家思想体系的心性本体论。

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张岱年和张申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阐发了“中、西、马三学合一”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儒家文化空前跌落、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面临历史性大转型的情势下传入中国的，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实践亟须理论指导之际为先进的中国人义无反顾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实为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和近代“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

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其中国化进程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西学会通和融合的最新思想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

（作者张允熠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