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官商勾结史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作者：来源：《中国商人》2008年第04期纵观晋商“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晋商之所以在明清崛起，其关键，是政府以及政府推出的政策，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商人以盈利为目的，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很大影响。
因此，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这一点，贯穿晋商的五百年兴衰史：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官商勾结，实现各自的愿望与利益，由此，官商勾结获益成为晋商一个最大的特色。
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市，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药材、茶叶等商品。
但蒙明处于敌对状态，明政府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境。
自然，蒙古所产的牛羊及畜产品也难以流入中原，即便有时进行贸易也是朝贡式贸易，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对中原物资的需要。
因此，蒙古贵族统治者常常率军入关攻击明军，掠夺财物，这样明蒙双方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隆庆四年（1570），蒙古首领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发生矛盾，把那汉吉盛怒之下出走而投降明朝，因此引发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
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等主张议和开马市。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所以《明史》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
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
张四维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
《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
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
由此可见，张四维带动高拱，形成张、高的联合行动。
王崇古与张居正之间书简也很多，这样王崇古、张四维的“议和”说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商业集团，其势力范围横跨整个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曾经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金融和政治中心之一。
晋商集团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阔的商业网络，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起源和发展晋商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随着唐朝的衰落，晋商集团逐渐转向了商业活动。
随着宋朝的崛起，晋商集团开始崭露头角。
明朝时期，晋商集团发展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
明朝灭亡后，晋商集团顺应时势，迁往了山西吕梁地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晋商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其强大的家族宗亲关系和地方官府的支持。
晋商集团在当时建立了庞大的家族网络和互惠关系，形成了一种靠亲情、邻里之间联合经营的宗族制商业运作模式。
同时，晋商集团通过贿赂和纳贡，获取官府的支持和保护，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
经营活动晋商集团主要从事纺织和盐业贸易，其中以盐业为主要盈利来源。
晋商集团在盐业方面经营非常成功，其垄断盐业的地位和寡头经营模式，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盐商。
另外，晋商集团还在矿山、造船、保险、银行、票号等行业进行了经营尝试。
晋商集团在营商方面有着非常崇高的信誉，其经商之道已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不仅仅注重自身经济利益，还秉持着“仁爱为本，诚信为先”的经商理念，捐资助学、建设桥梁、兴修水利等慈善事业。
社会影响晋商集团的兴起和壮大，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晋商集团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文化传承方面，晋商集团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晋商集团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除了在经济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深度参与了政治活动。
晋商集团的财力、人力和地缘政治优势，使得其能够在清朝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晋商集团的糖业巨头何如宠更是成为了清朝官场的“大财主”，其对清朝朝政的干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内阁大臣。
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
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明清盐业专卖下的官商勾结，先后成就了富甲天下的晋商和徽商。
“成也官，败也官”，明末开中制改变，晋商被迫退出盐业；而在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经常有人说，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是由于“勤劳”和“诚信”。
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诚信的故事也车载斗量，为什么其他人不成功呢？晋商和徽商成功的原因很多，当然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还在于官商结合。
山西人和徽州人是在盐业专卖的制度下靠与官府的勾结而成功的。
盐业专卖在明代演变为开中制。
明初，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成为心腹大患，明政府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驻有80万军队，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于是，利用所控制的盐业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疆，以换取盐引（领取和销售盐的凭证），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
这就是开中制。
最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中制从事盐业贸易，并没有什么资格限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禁止达官贵人参与其中。
但盐业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官员就利用其特权垄断了这个行业。
晋商和徽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晋商起源于盐，并不是山西人多地少，人民勤劳走上了经商之道，而是有可以交易的食盐而走上了经商之道。
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
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官府的势力，在盐业专卖制之下也只能受尽官府盘剥小打小闹，或者成为私盐贩子。
小打小闹和走私违法都不可能造就这一个大晋帮。
晋商的真正起家靠的是官。
也就是说，晋商是通过官商勾结来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
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有官场背景。
最典型的大概是蒲州（今永济县）的张王两家了。
王家经商从明代的王瑶和王现兄弟开始。
这兄弟二人转辗全国许多地方，但也只是小有成就。
王氏的真正大富是从事盐业，靠的是权力。
王瑶的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
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
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韩彩英1，韩斌全2（1.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太原030006；2.中共太谷县委党校，山西太谷030800）摘要：明清晋商巨贾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实体，而是依附明清帝国国家机器生存的商政或政商勾连一体的政治性经济怪物。
晋商好儒，但“好儒”的功利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义”与“利”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明清商人所宣扬的“以义制利”并不具有普适价值，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普遍践行和遵行始终。
晋商“商政勾连”违法、“亦商亦官”违制（礼制），是毋庸置疑的；而晋商“助清灭明”恶劣行径更是在根本上冲决了儒家伦理之底线。
“儒商”看似高尚的标签，其实“儒”正是明清商业大亨得以与“政”勾连的“共同文化”基础。
“儒商”实为愿与官场勾连之明清商人的总概括。
此外，“好儒”之晋商常常僭越礼制，崇拜和迷恋儒“士”之奢靡的心态暴露无遗。
明清晋商的可敬之处是所谓“诚信”，然而他们对于相关方的“诚信”因“人”而异，呈现出的是因“时”便宜、善恶不分、亦善亦恶的多重“选择性”面相。
关键词：商政勾连；儒商；儒家伦理；以义制利；诚信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1-0076-09学术界讨论晋商衰落原因的文献很多，切入点各不相同。
其中，有不少学者认为，晋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体”造成的。
例如，刘宝宏和卢昌崇认为：“明清晋商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并为之服务而兴盛，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晋商也必然祸及自身。
”[1]无疑，“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体”是造成晋商衰落的原因之一，甚至是最为基本、最为直接的原因。
但问题在于，习孔孟之道“以义制利”的“儒商”，为什么会干出“官商勾结”相互利益输送的卑劣勾当？毕竟，利益输送、贿赂官员或商政一体利益均沾，在今天看来是违法的，在明清也是不合法的。
那么导致晋商谙习且热衷“商政勾连”这种致使自身“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经商之“道”的文化秉性或文化基因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究问的根本性问题。
话说晋商：《中国商人谋略坊》之四
话说晋商：《中国商人谋略坊》之四在晋商创立票号之前，中国民间就通行着一种商业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
这是一种将民间商业中的全部经济事项，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分别设立账目核算的科学方法。
所谓进，是指全部收入；缴，是指全部支出（包括销售商品进价和各种费用等支出）；存，是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也称欠，是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
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度终了办理结算（即现在的决算），就是核实和整理一年的经营成果，以便向业主作交代。
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
如果“进”大于“缴”，就有盈利；否则，就有亏损。
它应该与“存”、“该”的差额（即盈亏）相等。
这四大类的相互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进-缴=存-该每当办理结算时，便可运用上述会计公式来验算两方差额是否相等，并据以确定当年盈亏。
相传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
“龙门账”也由此而得名。
龙门账可能是我国会计的开端，其“合龙门”至今仍是科学会计原理之一。
山西票号创立之后，业务内容增多。
为了加强账务管理，其账簿的设置更为复杂。
据一位票号研究者的考察，山西票号的各类账簿，其数量多达16种，而且组织完备，登记详密，各有功用。
主要有万金账（东伙开办时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庄来往汇款）、老账（就流水分类账）、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等。
大德通票号的账簿，分为流水账、老账、现金账、浮记账四种。
流水账：各项交易，均须于此账内先加分录，然后过入老账，故可称为各种账目之原始账，如同银行簿记之日记账。
而账内抬头之下分上下两方，上方记载收入，下方记载付出。
老账：即依流水账各个抬头，分别记载的一种账簿。
该账包含全部财产变动的综合情况，因此可以据以知晓财产状态及营业损益。
此账名称虽多，但也不外入出老账与收取老账两种：入出老账专载营业上的损益，即银行的损益部分；收取老账，表示营业上对内对外的一切资产与负债，收即银行债务部分，取即银行资产部分，出入老账合计的余额，即等于收取老账的余额。
百年沧桑话晋商
百年沧桑话晋商夏、商、周三代国都的位置大体都在解州盐池的消费附近，盐池可以说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
大约到了春秋末期，山西人从事商业的开始，至今大约有2500的历史了。
从这个时候起，史籍中有了关于山西人经商的记载，他们活动地域广阔，大大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中国商业的起源，与盐有着密切的关系，河东解州的盐池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产盐区，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因此中国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经营盐业的山西盐商了。
明清以前山西商人就想当活跃，但没有突出地位，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还未形成商人集团。
直到明清以后，山西商人才能为国内一大商帮。
明清晋商的崛起，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1）明代的开中制，晋商捷足先蹬。
明王朝为了防范蒙古人的侵扰，从东北的鸭绿江到西北的嘉峪关，相继设立了辽东镇（沈阳）、宣府镇（宣化）、蓟镇（蓟县）、大同镇（大同）、偏头镇（偏头）、延绥镇（榆林）、宁夏镇（银川）、固原镇（固原）、甘肃镇（张掖）九个边防重镇，历史上叫九边重镇，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个高额的军需消费区。
如此庞大的军队和马匹所需的军粮和马料的数量也是巨大的。
明政府最先想的办法是推行“屯田制”，但是这一带天寒地冻，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不适合开垦农业，没有成功。
明朝洪武三年（1370）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奏请实行了开中制，开中制简单的说就是商人以出力和实物向封建王朝政府换取食盐的专卖权。
（2）地利位置优越，中国地域辽阔，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西北面是少数民族游牧经济区，东南是中原汉族的农业、手工业区域，而山西正处于这两个不同的经济的中间地带，是南北区域物资交换的重要场所。
山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是明初晋商兴起的一个有利条件。
（3）山西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
明代山西盐、铁、煤、潞绸等产品已经初具规模，从而为明代山西商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山西商人就是立足于山西的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
（4）山西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明末晋商是如何走向卖国之路的
明末晋商是如何走向卖国之路的要说明清两代的金融中心，山西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
从明中期以后，晋商就是全国资本最雄厚的商人群体。
要知道，自唐以后，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山西、陕西等地逐渐凋敝。
明代更是地贫民饥、战火不断，这里商业环境肯定和富庶的江浙之地没法比。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晋商这个富可敌国的商人群体呢？晋商的发迹史离不开明朝边军的后勤制度。
自任宣之后，特别是“土木堡质变”后，明朝精锐尽失，再无力对外发对战争，北方边境由进攻转为防御。
沿着长城，自山海关到嘉峪关划分出九个战区，也就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等九镇。
戍守九镇的军队有数十万，这么庞大的军队后勤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九镇处于边境，经常处于战火之中，自然没办法发展农业。
而且以当时的农业技术，九边也种不出什么粮食，所以只能从江南富庶之地运量到九镇。
但这么远的路途和当时的运输能力，运输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运一石粮到边境的费用竟然高达七石。
后来有官员提出了开中法。
就是说让商人把粮食和军队需要的其它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
开中法一出，山西商人凭借地理优势积极参与其中，并迅速积累财富，晋商自此开始崛起。
这段发迹史无可厚非，凭本事干货挣钱，谁也不能说什么。
但随着经商日久，胆子越大，晋商对资本的追逐也越来越没有底限。
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贸易伙伴——蒙古。
这时候的蒙古已经四分五裂，也没什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太苦，除了牛羊也不产啥东西，生活物资奇缺，年年犯境就是要抢点生活物资。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能好好做生意啊，当官的和商人都不愿两国好好做生意，当官的是怕风险太大，毕竟这帮人抢惯了，谁知道是不是做着生意又开始抢了。
商人是怕耽误走私赚钱，开放市场了哪有他们的暴利。
就这样，晋商通过走私的形式开始将粮食、茶叶等输送到蒙古换来大量财富。
万历后期，努尔哈赤起兵建立后金，晋商们的外贸生意受到了严重打击。
因为面对后金的攻击，明朝军队屡战屡败，于是就使用经济战，对后金进行经济封锁。
以史为鉴 可知晋商兴衰之道
以史为鉴可知晋商兴衰之道作者：来源：《中国商人》2009年第11期《中国商人》:战时拼武力,和平年代拼经济。
商业时代,全球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帮(商会组织)热”。
在《晋商之死》一书中,作者对以晋商为首的中国十大商帮的沉浮,对今天新兴的商帮热多有批评,您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王军龙:批评是为了商帮经济更好的发展。
今天的经济发展除了靠市场、技术外,商脉也就是人脉对经济和商机的拓展也非常重要。
而以地域为特征,抱团发展的商帮经济也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
与西方商人以市场利益为导向不同,我国的经济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人情、乡情、同学、同乡等为纽带,大家资源整合,比较容易取得认同和信任,商帮文化也是中国商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商人》:新晋商、新浙商、新鲁商等等,全国以“新╳╳”命名的地域性商帮有很多,而且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晋商之死》中对这些命名提出质疑,您认为新兴商帮是否有必要从命名上跟传统的商帮作出区分?王军龙:应该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商帮是产生在封建社会或者资本主义萌芽初级阶段,带有显著的封建经济色彩和农耕经济文化的痕迹,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和面对的国际经济挑战环境有着根本不同。
对老商帮的优秀文化应该传承,但是新经济新时代也有自己不同的烙印。
《中国商人》:煤老板究竟算不算“新晋商”在山西引发过争议。
您认为这种争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王军龙:我个人认为煤老板也应该算新晋商。
即使马克思说过,资本家的利润带有血和肮脏的东西。
企业在初级阶段难免带有原罪,但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也是螺旋式的,应该允许他们曲折前进。
煤老板是新晋商,只要他们遵纪守法。
很多人说他们不是新晋商,更多的带有道德的价值观褒贬。
《中国商人》:《晋商之死》的作者说,像“仁义道德之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价值不再需要被强调了”,这个观点引起了一些晋商网友的质疑,您认为企业和一些商业组织,应不应该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作为企业精神或者商帮精神的一部分?王军龙:应该作为目标去倡导,也应该让大家遵守。
明清晋商为何盛极而衰
明清时代晋商由盛转衰的命运说明，如果依附行政权力，迷恋垄断收益，不啻饮鸩止渴，必将导致企业衰落，最终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
明清晋商为何盛极而衰文_板桥霜中国有句老话叫“闷声发大财”。
不声不响地精耕细作，没准就能异军突起，比如明清晋商在初期时的奋斗。
晋商，可谓是明清两朝的宠儿，财富的顽主。
一度，他们从社会的边缘，走向庙堂的中心，并开疆拓土，构筑起属于自己群体的政商版图。
从王相卿到乔致庸，从李智春到曹三喜，晋商的生活即是一部卓绝的奋斗史，到后来却是一场奢华盛宴，而盛宴中的晋商在清朝中叶的确也迎来了自己最好的时代，也是他们张扬的时代。
晋商改变着山西这一块天地的政商法则，也影响着山西外面的世界。
可以说，明清晋商之盛，是旧式中国“官商经济”的一个典型，其发端、崛起乃至兴盛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正是这种特殊联系，最终导致了晋商的衰落。
深入分析其发展路线图，可避免今天的一些对深构官商关系着迷的官员和商人们重蹈覆辙。
“大规模撒网，集团式投资”谁都不能否认，张之洞是一代名臣。
但名臣也是凡人，如果当初没有晋商资助的十万两白银，张之洞说不定会在等待“补缺”中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张之洞因母亲去世，丁忧3年期满后，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
按当时官场通行惯例，必须用银子开路，才能订通关节。
张在起初想到了财大气粗的山西日升昌票号，开口借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
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生意人，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您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
张闻言大喜。
其实，经理并不愿意一下子付出十万两，“万一张之洞没能当上实权的官呢？银子不是打水漂了？”他的打算是，先拉拢张之洞，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两。
把官员前途和自己钱途牢牢捆绑，在当时不止是哪一家山西票号的生意，大家都在这样操作。
从晋商文化看晋商的衰败
从晋商文化看晋商的衰败内容摘要：山西曾拥有繁荣的商业，却未能走上良性的商业发展道路。
本文从晋商文化的角度分析晋商衰败的原因，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是如何塑造晋商的意识形态、商业人格和商行制度的。
关键词：晋商晋商文化衰败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经营经验、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是晋商在经商立业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晋商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晋商”在商界称雄五百年，出现于古代晋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
到明代中叶，山西商人在地缘、血缘、姻缘家族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
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清朝乾隆末年，出现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晋商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品，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尤其是山西票号商人创造出繁荣与辉煌的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
那么，山西为何没有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创新，而是逐渐衰败呢？究其原因，除了商业经营本身的高风险和其他外在因素之外，本文试图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
缺乏竞争的文化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通过与外来文化碰撞，以山西黄土文化为基础，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晋商文化。
因此晋商文化以晋商的商业道德为基础，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既有敬业的精神，又有诚信的品格。
“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
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贵族官僚的私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而且放款对象一般都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
中国四大商帮
四、潮州帮稳健的经营作风
• 以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为例，做多元化经营有一个 内在的秘密——每个行业之间，现金流都是互补 的，什么叫互补——你好我坏，我好你坏，好的 时候有的好有的坏，互相抵消，坏的时候也有的 好有的坏，互相抵消 • 像李嘉诚等的广东商人做房地产，找到了房地产 的真正本质问题——风险控制。 • 保守是很多行业的本质问题，是风险管理最重要 的精神力量。 • 什么是最杰出的企业家，不是在经济好的时候你 能赚多少钱，而是在经济差的时候你能不倒闭， 这就是粤商的本质。
六、宁波帮的营销才能
1. 宁波帮经营之道：善用人才 2. 宁波帮经营之道：广告的作用 3. 宁波帮经营之道：代销制度（今加盟制度）
广州帮
在长达百年的开放格局中，广东商人吸 收来自世界各国的先进思想、科学、文 化，使得广东从近代以来，无论是举办 实业还试倡导思想启蒙运动，始终走在 时代之前。近30年，又涌现了一批企业 家、改革者，创造了行业神话
一、广州帮的崛起机缘
• 明朝：三十六行—民间的外经贸委—共同 管理，负责招商、管理、操纵等 • 清朝：康熙时取消海禁，实行“开海贸 易”，设立了粤、闽、浙、江四大海关管 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此后，来华贸易 的外国商人逐渐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 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 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 征缴关税——广州十三行诞生
三、湖商的巅峰时刻
• 1876年前后，是湖商达到顶点的时刻。 • “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用动物的形体 来表示他们的财富 • 湖商拿财富干了什么：盐巴、典当、房地 产
四、湖商的资本用途
• 当时的湖商最大的投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辐射 杭州和湖州的房地产产业。作为经济中的基础行 业，一旦遇到社会动荡，房地产行业就成为蚕食 资本的巨大漩涡。可是，当时的湖商根本没有考 虑到这一点，这也为湖商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 1937年，随着战争爆发，房价暴跌，经济崩溃， 很多湖商在银行的存款瞬间化为乌有。 • 湖州出了很多政治家，对政治特别感兴趣。张静 江与孙中山
(完整版)谈晋商发展史
中国商业史——谈“晋商”的发展学院：金融学院班级：13金融4班姓名：王冰玉学号：20130362我们所说的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不仅在商业上有突出的成就，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同时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比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
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
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件事体现出来。
谈到晋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的政权。
建国后，武氏被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氏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里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这种有远见的投资不得不令人称赞，也让我想到了秦国的成功商人吕不韦。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杰出的代表人物有乔致庸等。
乔致庸，字仲登，号池晓，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代当家人，人称“亮财主”。
他在家族生意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家的事业应属鼎盛阶段，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
其下属复子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
乔致庸的确人如其名，他待人和善，一生颇多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
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灾，对此光绪八年《祁县志》有记述。
他不只为己取财，还很有爱国思想，当时海防，西征，他都为朝廷分担开销。
他经商讲求诚信，管理思想进步，提出股份制改革，所用人可以参股，已非常先进。
晋商浮沉 启迪商业智慧
晋商浮沉启迪商业智慧纵观我国5000年的历史长河，朝代更替，繁衍生息，商业发展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
山西晋商，辉煌50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邦，演绎了无数传奇的故事，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繁盛一时的晋商最终从颠峰走向没落，绝非偶然，其成败均发人深省，值得借鉴。
成功之道晋商的成功是我国古代繁荣富强的一个缩影。
明清时期，整个山西呈现一种“重商轻学”的面貌，气焰高涨的商业氛围客观要求金融业的大力发展，票号作为崭新的货币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将晋商推向了颠峰。
1、激励制度高效的激励制度是晋商成功的根本保障。
保障体系分为两部分，一是工资+保障（吃穿用全部由企业负担），二是采取全员股份制，老板拿银股，占总盈利的60%；管理人员和员工拿身股，占总盈利的40%；身股的取得依靠工作年限和职位的变化而增加，按照当时晋商的平均盈利水平100万两银子计算，折合现在社会的比例，其普通员工年薪在20万左右，中高层人员年薪就达到100-1000万左右。
正因如此，尽管有许多诸如不允许员工娶非山西籍妻妾等苛刻的“十不准”管理制度，而其人员却非常稳定，并更加努力地工作。
因此当时山西流行一句话：宁做生意人不做知县郎。
2、企业文化除了高效的激励制度，晋商的壮大还在于企业文化的成功塑造。
山西商人将“诚信”视为企业发展的首要质素，以诚待客，取信于民。
商人对客户要诚心、诚意，不以私利为目的，而是从顾客角度出发，最大限度的便利客户，此乃“诚”；而“信”则是员工对老板要忠诚、忠心，要有甘于牺牲甘于奉献的无畏精神，受人之恩，理应忠人之事。
这样一来，老板、员工、顾客就形成了和谐统一的整体，环环相扣，必能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晋商在企业发展中着重人性化理念，成功地聚拢人心，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值得借鉴的。
3、群体精神古代商帮多是以血缘或地域为纽带形成的松散商业联盟，晋商就是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代表，他们所创办的票号业当时没有任何官方管理部门或者业界协会，为什么大家会那么自觉地按照约定俗成的行规办事，而且信誉卓著？这就是讲群体精神所带来的效益，所谓讲群体精神就是共同致富的精神，与我们常说的团队合作不同的是，群体精神不仅局限在为了共同目标而协同作战的某一团队内部，更体现的是整个行业内部为了共同愿景而高效默契的协防作战，这种横向的联合使得市场越做越大，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员工也都实现了利益最优，从而使行业、企业、员工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山西晋商的兴衰史
山西晋商的兴衰史作为一个山西人，说晋商是一个特别痛心的话题！不论现在的宣传，晋商是多么地诚实守信，票号什么怎么牛逼，但是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商的崛起，完全是借助了山西的地利。
因为山西长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群体，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才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
频繁的边境走私活动，使山西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山西的商业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
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明朝的政策福利，使得晋商快速崛起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
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
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指中国历史上来自山西省晋中、太原等地的商人集团，他们于明清时期，成为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并以其广泛的商业网络，丰富的商业经验和政治社会影响力，成为了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商业集团之一。
一、晋商的起源晋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晚期，当时山西一带已经开始形成商人群体，主要从事马匹、茶叶、纺织品等商品的贸易，这些商品被输往其他地区进行交易。
而到了明清时期，晋商逐渐发展壮大，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商业势力。
二、晋商的商业网络晋商的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尤其是清代，其商业网络更是辐射到海外。
晋商的商业网络主要有三个核心地区：山西、北京和南京。
这三个地区相对独立，但彼此又相通。
山西是晋商的发源地，很多晋商经验都是从山西开始积累的；北京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政治中心，在这里，晋商与北京的官员和贵族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南京则是明清时期南方的商业中心，在这里，晋商与江南的商人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商业联系。
晋商的商业网络不仅仅局限于这三个地区，而是通过与其他商业和政治势力的联系，融入了整个商业网络。
晋商与其他商业势力的联系主要通过婚姻、商业合作等方式实现。
这些联系使得晋商在商业网络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三、晋商的商业经验晋商的商业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营驿站，其二是与官员合作经营绿色农产品。
1、经营驿站明清时期，驿站设在重要的交通枢纽处，为政府通讯运输提供服务。
晋商通过向政府租用驿站，承包驿站经营，赚取运输费用，同时还可以借助驿站派遣熟悉的商人前往其他地区进行商业活动。
通过驿站的经营，晋商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2、与官员合作经营绿色农产品晋商经营的另一个领域是绿色农产品。
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天然肥料，而这些肥料需要使用人力和动物力来转运。
晋商与官员合作，在政府的管理下，为农民提供肥料和工具，并为他们的农业生产提供其他支持，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同时，晋商也赚取了不少的利润。
晋商的官商勾结史
晋商的官商勾结史作者：梁小民王雨佳来源：《新财经》2009年第02期晋商成功，得益于官商勾结。
但是，他们只看到了官商勾结的成功，却没料到自己的衰亡也是源于政府的垮台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
历经五百年的辉煌，晋商在明清两代如鱼得水，一步步走向巅峰；而清朝灭亡之后，晋商迅速没落。
回顾晋商的兴衰史，无论其发家致富和最后的衰落，都离不开“官商勾结”。
盐业制度改革，晋商败给徽商山西人经商的历史很早，“晋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在明代初年形成的。
晋商的形成是因为山西商人得到明朝政府的特许，经营盐业贸易，由此发展起来。
明朝初建，蒙古人不断侵犯北部边疆，明政府就在北部边疆建立了八个军区。
其中，最重要的军区就在山西大同一带，当年驻兵的人数有80多万，战马就有30多万匹。
如此庞大的军队，最需要的就是粮草。
明代初年，交通不便，粮食运输非常困难。
有一个山西官员上书给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政府以盐业经营权为奖励，让民间商人把粮草运到北部边疆，解决北部军队的粮食问题。
具体方案是：让民间商人把粮草运到北部边疆的军区，然后，按照交粮草的数量发给商人“盐引”。
盐引是当时进行盐业贸易的凭证，用盐引就可以到采盐地去换成盐，再拿着盐到指定的地区进行零售。
这项制度在明代初期叫“开中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盐一直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而盐赋之利，约占天下流动财富的一半，利润丰厚。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
同时，那里也是主要的粮食产区。
山西商人早就有做粮食贸易的传统，因此，山西人借着明政府奖励盐引的机会，迅速地壮大起来，形成了晋商。
到了明代中期，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因为，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了“折色制”。
“开中制”是把粮食运到北部去换成盐引才能做盐的买卖；而“折色制”又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这时候，盐商就分为内商和边商，留在边疆运粮食换盐引的叫边商，在内地用钱换盐的叫内商。
官商勾结的巅峰样本！解开晋商崛起的密码
官商勾结的巅峰样本！解开晋商崛起的密码晋商以及衍生的晋商的精神，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商人的标杆，最近以来，很多关于晋商的电视连续剧（譬如乔家大院）在中央台上映，一时间，晋商的风采为大家所津津乐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作者研究了一下晋商的来龙去脉，被晋商的精湛的官商结合的艺术所折服，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晋商崛起的密码。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晋商的影子，但晋商真正走上历史舞台是在明朝中后期，经过激烈的博弈，最终明朝政府对和蒙古的贸易开禁了。
山西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为贸易的主要场地，最终赚的盆满钵满。
随着后金（清）的崛起，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当然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们可能算是汉奸，不过商人在商言商，他们通过这样的贸易，也赚了很多钱。
因为晋商在清政府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汗马功劳，所以，晋商的辉煌时期就在清朝！为了奖励晋商在朝廷危难时期的贡献，慈禧太后把各省的税款全部汇总给了晋商所开设的票号（银行），这样晋商的银行就变成了国家的中央银行。
晋商也看到了投资官场的巨大收益，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寻找投资官场潜力股。
他们先帮助那些穷寒的读书人进京应试，一旦考生考中，晋商在利用自己在官场的种种关系尤其是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帮他忙打通关节，使其能够顺利的走马上任，然后再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担任具有实权的官位，以便自己日后行便。
另外，晋商的各个票号银行的掌柜也和清朝的王公贵戚、达官显要们称兄道弟、打得火热。
他们不仅经办汇兑公款，而且逐渐参与到地方收取赋税中来，甚至承揽官吏私存汇寄灰色收入的特殊业务，俨然就是官员的财务代理人。
而且因为清朝中后期，朝廷允许捐官，也就是买官，政府开放买官的政策，给长期经营官僚关系的山西票号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财富到达之处，权力大开方便之门。
而且对于捐官者，晋商的票号都严守秘密，而票号同时也得到了官僚系统的庇护。
对于已经捐了虚衔者，为了能够获得实职，还需要票号为他们打听消息。
官商一体成巨富
官商一体成巨富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
即使你不想当官要权，但也只有与官员交结，依靠权力才能成巨富。
晋商和徽商中的巨商大贾都是以某种方式和权力结合，或者是既官又商，官商一体，或者是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交结官员等。
明代山西省蒲州(今永济市)的张、王两家就是官商一体的典型。
说来张、王两家都是靠勤奋经商起步，靠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成功的。
但他们能成为当时山西顶级富商，却与家中人当大官紧密相关。
张家第一代成功的商人是张允龄，他自幼丧失祖父、父亲，由祖母和母亲抚养成人。
长大后发愤从商远游。
他前后二十年，足迹半天下。
他善于抓住商机，往往判断无误。
人以为异，甚至怀疑他有异术。
看来，他勤奋而又极具经商天才，成功是正常的。
他为人轻财利而重信义，颇为时人尊重。
其弟张遐龄也到过吴越、广州、南昌等大都会经商，但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并不成功。
王家第一代成功商人为王现、王瑶兄弟，其父为邓州学正。
据明人李梦阳《空同集》记载，王现“为士不成，乃出为商，尝两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城，竞客死郑家口。
”他经商四十余年，足迹也是半天下，相当成功。
王瑶在其父为邓州学正之时就经商于邓、裕、襄、陕之间。
以后又在张掖、洒泉经商，还到淮、浙、苏、湖间贩盐。
父亲为一管教育的学正，没有什么实权，估计对他们经商也没什么帮助。
尽管其弟王珂曾中进士，任中书舍人，但早逝，也借不上什么光。
时人评价他们兄弟是轻财利，得信义，“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
”看来他们都是规矩的商人，而且晋商“以义制利”的传统就是王瑶留给子孙后人的。
应该说，张、王两家的第一代人都是靠诚实经商而成功。
他们经营的业务并不固定，而且跋山涉水，极为辛苦。
但他们的第二代成为大盐商，就依靠了朝中有人做大官了。
张允龄的儿子张四维在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中进士，先后任编修、翰林学士、吏部待郎，万历三年（1575年）由张居正举荐，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赞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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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梁小民整理本刊记者王雨佳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
历经五百年的辉煌，晋商在明清两代如鱼得水，一步步走向巅峰；而清朝灭亡之后，晋商迅速没落。
回顾晋商的兴衰史，无论其发家致富和最后的衰落，都离不开“官商勾结”。
盐业制度改革，晋商败给徽商
山西人经商的历史很早，“晋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在明代初年形成的。
晋商的形成是因为山西商人得到明朝政府的特许，经营盐业贸易，由此发展起来。
明朝初建，蒙古人不断侵犯北部边疆，明政府就在北部边疆建立了八个军区。
其中，最重要的军区就在山西大同一带，当年驻兵的人数有80多万，战马就有30多万匹。
如此庞大的军队，最需要的就是粮草。
明代初年，交通不便，粮食运输非常困难。
有一个山西官员上书给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政府以盐业经营权为奖励，让民间商人把粮草运到北部边疆，解决北部军队的粮食问题。
具体方案是：让民间商人把粮草运到北部边疆的军区，然后，按照交粮草的数量发给商人“盐引”。
盐引是当时进行盐业贸易的凭证，用盐引就可以到采盐地去换成盐，再拿着盐到指定的地区进行零售。
这项制度在明代初期叫“开中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盐一直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而盐赋之利，约占天下流动财富的一半，利润丰厚。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
同时，那里也是主要的粮食产区。
山西商人早就有做粮食贸易的传统，因此，山西人借着明政府奖励盐引的机会，迅速地壮大起来，形成了晋商。
到了明代中期，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因为，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了“折色制”。
“开中制”是把粮食运到北部去换成盐引才能做盐的买卖；而“折色制”又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这时候，盐商就分为内商和边商，留在边疆运粮食换盐引的叫边商，在内地用钱换盐的叫内商。
这时候的内商其实就是徽商，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的。
明政府之所以把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了“折色制”，是因为当时的徽商长袖善舞，在吟诗作对、歌舞游戏之间，得了官府的欢心。
政府就把盐业贸易的经营权交给了徽商，徽商通过官商结合迅速致富。
徽商的一斤盐卖到三钱银子，相当于160斤大米的价格。
内地的盐业贸易被徽商垄断，渐渐超越了晋商。
然而，由于后来得到王崇古和张四维这两个大官的支持，晋商又慢慢找到了新的机会。
这两个朝廷官员积极支持朝廷开放贸易，允许中国人和蒙古、俄国等其他国家做贸易。
晋商的盐业贸易受困之后，逐渐转向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发展。
事实上，王家和张家就是明代最有名的晋商。
王崇古中了进士以后，当过兵部侍郎，还当过大同总督，王崇古的弟弟就是做盐业生意的。
张家的张四维，是在张居正当内阁首辅的时候进入内阁的，是大学士。
他弟弟的生意做得也很大。
张王两家又有亲戚关系，王崇古的姐姐
嫁给了张家，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
当晋商遇到困难的时候，张、王两家都是晋商的强大后盾。
成也官商，败也官商
清代初期的时候，晋商也是借了官府的“东风”。
明末，山西商人就和满洲商人进行交易。
据说，在做买卖的过程中还给满清人提供一些情报，所以，在满清入关以后，就把八家与满清人做买卖的山西商人封为皇商，专门替皇家采买物品。
康熙年间，康熙皇帝镇压蒙古叛乱，山西的范家负责运送粮草到前线，帮清政府节省了600万两白银。
作为报酬，范家就向清政府要了对日贸易权。
当年这项贸易利润最高，1000两银子的瓷器、丝绸在日本可以卖到1万两银子。
然后，再用这1万两银子从日本买回铜运回国内，这样就可以赚到5万两银子，一趟日本贸易的利润就是50倍。
经过皇帝批准，范家做起了对日贸易。
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范家经营亏空，被抄了家，皇商的势力衰弱了。
后来崛起的是乔家、曹家。
这些人在创业的时候没有官方背景。
乔家、曹家的创业者都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穷，第二是没有文化。
乔贵发是“走西口”去内蒙古闯荡，而曹家是闯东北。
他们靠着辛苦闯荡，有了一些经济基础。
但是，在封建社会，真正要把买卖做大，还要靠官方的关系。
这时候，官商结合就不是靠亲戚关系了，而是用行贿等卑劣手法。
张之洞当过山西巡抚，他在职时，晋商就觉得他前途无量，想巴结他。
晋商们调查了张之洞的爱好，发现他喜欢嫖妓，不是妓女而是男妓。
于是，晋商就给张之洞送去了他所需要的。
张之洞什么都不用说，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所以，张之洞对晋商特别好。
后来，张之洞想离开山西，去做两广总督。
可是，当官是要花钱的。
晋商知道了，当下就给了张之洞10万两银子。
结果，张之洞果然做了两广总督。
他不忘晋商的恩，让晋商的票号在广东开分号，让两广财政的银子都通过晋商的票号来汇兑。
清末，晋商很想交结慈禧太后，但是，一直没办法接近她。
最后靠着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才得以成功。
这个高钰是一个公关高手，善搞官场关系。
他与许多在山西做过官的大臣私交都很好，经常鞍前马后地侍奉他们，包括编写清史稿的赵尔巽。
同时，他与很多王爷、贝勒、贝子关系也非同一般。
当时，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要逃跑，由内务府大臣桂春安排路线，而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
桂春把路线安排好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说慈禧太后几月几号到山西，准备住在祁县，你们做好准备。
高钰知道这是结交慈禧太后的绝好机会。
到了那天，慈禧太后就住在乔家，乔家给了慈禧太后非常好的招待。
由于慈禧太后当时很穷，乔家又送了她20万两银子。
从这以后，慈禧太后改变了对晋商的印象。
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作了一个决定，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西方国家赔款10亿两银子，清政府将这10亿两银子交由晋商票号经管。
事实上，当年赔款的操作是由清政府分配到各省的。
慈禧太后回去后规定，每个省交赔款的时候不用交给清政府了，直接交给当地晋商票号的分号。
然后，由票号把这笔钱汇到英国的
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交给各国政府。
10亿两银子的汇费就相当可观了。
而且，有的省没钱，交不上来，晋商就借钱给省政府完成朝廷的任务。
实际上，晋商通过这笔买卖挣了两笔钱：一笔钱是汇费，另一笔是借款利息。
晋商在1900～1910年达到辉煌的顶点。
是慈禧太后给了他们赚钱的机会。
慈禧太后对晋商一直念念不忘，还想成立大清银行准备让晋商来办。
可是，晋商并没有理解慈禧太后的好意，错过了这次机会。
晋商的衰落实际上也在于官商结合。
晋商当年借给各地方政府很多钱，但是，清政府垮台以后，这笔钱就没有人还了。
晋商各地的票号一共借出了700万两白银，绝大多数都损失了，这对晋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晋商在成功的同时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晋商想要成功，只能选择官商结合。
因为，在封建社会，政府掌管着一切资源和政策，对整个国家有绝对的支配权，可以呼风唤雨。
政府想资助谁，谁就可以发达。
比如茶叶贸易，当年要领取龙票，也就是贸易许可证。
晋商能够一直垄断茶叶贸易，是因为他们很容易从政府那里领到龙票。
政府要谁垮台，同样是很容易的事。
比如范家，曾经很辉煌，但政府想整他，在乾隆年间抄了范家，之后，范家就一败涂地了。
商人的命运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不走官商结合之路，晋商就不可能成功。
然而，晋商只看到了官商结合的成功，没想到，清政府也有倒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