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课中国新诗派九叶诗人

第十六课中国新诗派九叶诗人
第十六课中国新诗派九叶诗人
《十四行集》总的主题正如集中《歌德》一诗所概括的那样，是 “死和变”，直指人的存在本身。在“千百个寂寞的集体”（《威尼斯》） 构成的世界中，生命并非单独存在，我们“像不同的河水/融成一片 大海”，而“那分歧的街道/又把我们吸回，/海水分成河水”（《我们 来到郊外》），又有可能“被映在一个辽远的天空，/给船夫或沙漠 里的行人/添了些新鲜的梦的养分”（《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既有可能像驮马那样，“我们 走过无数山水，/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看这一队对驮马》）， 又有可能是“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 站立在高高的山巅》）。生命似有情还无情，所以“过去”几乎“忘却”， “将来”也“隐约”。正因为如此，诗人在集中的第一篇诗作中就特别 指明人的现实境遇是“承受”（《我们准备着》）。
[1]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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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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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格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废名的诗禅作风。诗人黄 昏时分独处斗室，心思微茫，但个人的主体异常突出，以致 声色消退，背景化作苍茫的灰色，连敲门声也远在“一千重门 外”。然而，友人的到来打破了诗人主体与外界的分离，将其 拉入现实的时（“五点钟”）、空（“雪意”）之中。诗的主题在 于展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莫名情绪。值得 注意的是，诗中主、客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清晰的，诗人后来的 诗作则大都隐匿了作为主体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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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的诗以客观化的知性著称，其实多的是感性与智力的 交融，展现的是东方意境与西方哲理的完美结合。“我喝了一 口街上的朦胧”（《记录》）、“伸向黄昏的道路像一段灰心” （《归》）、“穿进了黄昏的寂寞”（《远行》）等诗句，既 描绘出一种朦胧曼妙而又深沉晦涩的氛围，也表现出了诗人 刹那的感悟、体会。诗人捕捉到的智慧的闪光，与宋诗对“理 趣”的追求有相似之处。
“中国新诗派”
抗战时期，除日据地区少数诗人如吴兴华、沈宝基、刘荣恩、南 星、路易士等较为分散的个体创作，大西南地区特别是昆明的西 南联大成了一个中心。除在重庆的陈敬容、唐祈、杭约赫，在昆
明的早期白话诗人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冯至以及当时在西
南联大任教的英国著名的现代派文艺理论家兼诗人燕卜逊周围聚
合了一批新锐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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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派主要接受的是欧美后期象征主义的影响。袁可嘉糅合 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和“客观对应物”理论、里尔克的“诗是经验”观 点和奥登的现代诗表现日常生活的理论等，继朱自清之后再度提 出了“新诗现代化”的口号，认为“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 新的综合传统”，而“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 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 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1]，“综合”在其中居于核心，它统摄现实、 象征与玄学三者，外在表现形式即为唐湜强调的“最清醒的意志
图5-2-4 《中国新诗》书影
抗战结束后，诗人们分散至各地，在上海的杭约 赫、陈敬容、唐湜、唐祈与后来加入的辛笛从左 翼主导的《诗创造》中分离出来，另办《中国新 诗》，与北方的穆旦等人联合起来，提倡“新诗 现代化”。这批诗人后来就被称为“中国新诗派”， 1980年代初，其中的九位代表诗人出版了合集 《九叶集》，所以他们也被称为“九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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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是上承新月派，下接中国新诗派的 一位过渡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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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的白话新诗，最着力于“欧化”、“古化”或“化欧”、“化古”。[1] 他的许多诗作带有明显的古典诗词的意境。比较典型的作品是《距
离的组织》：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
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
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
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
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 司198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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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社员游海源寺合影（右三为穆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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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蒙自南湖诗社合影（左四为穆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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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派处时代激变之际，自然不乏追求民主的渴望，而青 年人又是最容易幻灭的，所以他们初期的诗作也表现为打上社 会烙印的失望与迷茫。但在大学校园宽容、自由的氛围中，他 们更多以此为背景，怀着寻梦者的心态，继承冯至、卞之琳的 现代主义诗风，在广阔的生活里探求生命的本源与存在的意义。 这正如郑敏《鹰》一诗所描摹的那只“飞离并不是舍弃”的鹰：
铭传、杨周翰、赵瑞蕻，等等。这些年轻的诗人组织起“南湖诗社” （后改为“高原社”）、“冬青社”、“新诗社”等文学社团，以昆明《文 聚》杂志和香港《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为阵地，和他们的师长 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大诗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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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
他只是更深更深地 在思虑里回旋， 只是更静更静地 用敏锐的眼睛搜寻。
而“当他决定了他的方向，/你看他毅然地带着渴望/从高空中矫 捷下降”。结果也或如唐祁所期待的那样：“沉思里：/他们向我 走来。”（《严肃的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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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诗人群”这样的学院现代派的出现，一 方面得益于高等院校自由的精神氛围、开放的文 化视野，另一方面也是对抗战时期诗歌大众化思 潮的反动，更是对此前现代派诗歌实践偏差的反 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