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二） 军事方面
赵宋王朝的军事制度，带有明显的对内严防和集权性质。朝廷把各州的精兵都调往京师，升为禁军，直接由中央统帅，守卫首都，地方上只剩老弱残兵，谓之厢军，不甚操练，不能与中央对抗。于是军事大权，全部归之于朝廷。但这样做，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国防力量，使得外患频仍、民族矛盾加剧。北宋初期受契丹的欺侮，中期则受西夏的侵扰，最后金国崛起，长驱直入，直至把皇帝俘去，北宋灭亡。南宋则屈辱求和，长期偏安江南，无力收复中原，最后被蒙古族灭亡。除集中全国精兵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师的驻兵轮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如将，将不知兵”，采取兵将分离的办法，防止士兵和将帅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使那些具有很高威望的将领不能拥兵以自重。此外，还采取措施，分散禁军将官的指挥权，把京师的禁兵分给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统领，同时设置枢密使，掌调发国内军队之权。这样，“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见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北宋王朝这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加以北宋历朝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在边疆有事时每派宦者监军，多方牵制；或自画阵图，遥授军机，使将帅不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因此北宋王朝对外族的历次战役，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丧师失地结束的。这就使北宋比之我国历史上的其他统一王朝表现得特别软弱。在辽、西夏和女真的军事威胁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礼，甚至撤防、割地，一直挺不起腰杆来。北宋文学就是在人才最盛的从庆历到元丰（1041-1085）期间，也没有象西汉赋家或盛唐诗人所表现的开廓恢宏的气象，归根到底是这种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二、宋代文学的文化环境
（一）重用文官
比至武人，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优厚得多。宋朝文官有优厚的俸给，在离职时也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这样。宋太祖赵匡胤即制定重视儒士的政策，曾说“宰相需用儒者”（王曾《王沂公笔录》），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并且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陆游《避暑漫钞》），这个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得到坚持。这对于提高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效忠于北宋王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顾炎武评价说这是宋朝“过于前人”、“汉唐之所不及”之处（《日知录》卷一五《宋朝家法》）。
（二）学校及科考制度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侯补人材，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材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宋代称河南的商邱为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一百五十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北宋王朝还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汉代取贤重在官府举荐，权贵得以操纵其间而促进门阀世族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更是门阀政治的标志。隋唐确立士人参加考试的科举制度，对门阀势力是一种打击。然而唐时仍允许名流“公荐”举子，应试举子往往向王公贵人投献诗文，希望他们替自己宣扬，有些士子由于有王公贵人推荐，往往不待阅卷就内定了，而真正有才学有品格的文人有时反而没有被网罗，例如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进士出身。唐代科举终究未能摆脱权贵的影响，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也少，不过三十人左右。宋代实行锁院、弥封及誊录试卷等法，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爱憎厚薄于其间”（见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应考者的身份限制及录取名额均大为放宽，一次录取的进士数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十倍以上。虽不免于滥，而不少优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坛与文坛。如王禹偁乃“世为农家”，范仲淹与欧阳修均出身孤寒，苏轼、苏辙兄弟为来自西蜀素不知名之士，均因竞胜于文战之场，进而领袖群英，这自然给政界与文学界带来新气象。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见《宋史·选举志一》）。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此外宋代对科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尹洙曾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莫不可及也”（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也促进了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经皓首，十上干名”，弊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少数贫寒的士子，“一举成名，六亲不认”，更成为宋元时期小说戏曲中鞭挞的对象。
（四） 经济方面
宋代的经济成就是显著的。在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国内局部地区，如吴越及南唐，由于战争较少，人民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较轻，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农民得到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劳动，全国农业生产恢复较快；朝廷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之农具的改良，优良稻种的推广，不但使当时国内荒地大量开辟，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提高。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里的商业和手工业也欣欣向荣。这样情况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就有生动、形象的反映。北宋灭亡之后，尽管在金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曾受到了一定的破坏，但在当时仍处在汉族政权统治下的淮水以南地区和川陕一带，经济仍在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都市的繁荣，从而形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造就大都市的发达，市民阶层的扩大。到了徽宗时代，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凌，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他在这里将汴京的繁华状态写得非常热闹。在这些文字里，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工商业的盛况以及宫廷豪门和一般市民的游乐生活。其他如成都、扬州、河间诸大都市，也都呈现着高度的繁荣与发展。这种繁荣与发展，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滋生宋代文学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等主题的温床，是宋词和话本发展的良好契机. 南渡以后，宋、金虽也时常发生战事，在外交政策上，却总是主和派占胜，每年纳银几十万两，绢几十万匹，称臣称姪，无非想图一个偏安。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得到了百余年的喘延局面。江南一带，本来是富庶之区，加以广州、泉州几个大的国际贸易港，征收大量的关税，所以当时的财政并不窘迫。自南渡以来，中原的衣冠贵族，学士文人，以及富商巨贾都随之南下，于是南宋时期，江南一带不仅经济高度繁荣，文化也高度繁荣。
（五） 文化方面
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宋代的文化、教育自有长足的发展。随着宋代刊刻、印刷业的发达，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传统的和新创的文化艺术成果不但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还能广泛传播。各种刻本书籍的大量流行，为文人学士们学习和掌握丰富文化知识，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宋代学者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比起前代的学者来要丰富得多。这时出现了几十卷、几百卷乃至上千卷的大部头著作，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它们的出现，不只反映出了印刷事业的发达，更是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陈寅恪曾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中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邓广铭也云：“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其间北宋中期的文化尤为昌盛，“隆宋”与“盛唐”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
（三） 外交方面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外交最怯弱的一个朝代。由于军队的缺乏作战能力和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北宋王朝在外交方面一贯采取屈辱忍让、纳币求和的做法，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几十万两匹的银、绢，使国内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在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下，还，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因此它不仅没有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取消或减轻岁币来缓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图以对外的一味妥协，集中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宋王朝在内外关系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它怯懦外交的思想根源。
宋代文学有其鲜明的特色。
一、宋代文学的社会背景
（一） 政治方面
在政治上，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二十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中华民族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到这时才在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为了防止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同时又结合自己通过陈桥兵变夺得帝位的经历，宋太祖赵匡胤特别警惕手下将领效法他那一套去反叛他。因此，他竭力削弱地方势力，千方百计巩固中央政权。例如在官制上，宋王朝采取官与职分离，使那些为人所景仰的重臣空有大的官号而无实权，“尊而不重”。宋以前朝廷中的宰相权力甚大，总理一切事务，但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宰相的专权，在宰相之下又设参知政事，并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军事大权和财政大权。在中书、枢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谏，形成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各不相侵的局面，而监察言路之权力非常之大。这样，不仅使行政、司法、财政、军事种种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来，而且最后的裁决，多得听命于皇帝一人。赵宋帝王通过这些措施，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地方上于州郡长官之外又设通判，使彼此互相牵制。这就使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难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时彼此争论不休，却很难制定有效的对策。“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这是后人对于他们的尖锐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