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味是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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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同社会阅历下的隐士类型范晔对于隐士的分类

大体上还是不错的

但是正如我刚才讲到的

它后面的两类其实很难区分

当然对隐士的分类还可以有其他的标准

我想根据社会阅历的不同

隐士大致可以做如下的分类

比如说如上古时期的许由、巢父

东汉的严光

东晋的戴逵

北宋的林逋

林逋性情孤高自好

喜恬淡勿趋荣利

40岁以后就隐居杭州西湖

结庐孤山以湖山为伴

相传20余年足不及城市

以布衣终身

大中祥符五年

宋真宗闻其名赐粟帛

并诏告府县存恤之

结果林逋虽感激但不以此骄人

人们都劝他出仕出去做官

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自己说

所以终生不仕不娶

也没儿子

只喜欢植物梅花、养鹤

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所以人们就称他是“梅妻鹤子”

这是第一类

这一类型的隐士占的比例比较多

比如说姜子牙、诸葛亮

都是先隐居后来出来做官的

唐朝的李泌也是

李泌历仕唐朝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

为四朝元老

到唐德宗时期官至宰相

封为邺县侯

所以后人一般称他叫李邺侯

他是南岳第钦赐的隐士

唐肃宗为他在南岳衡山烟霞峰下兜率寺侧建房

名之为“端居室”

所以后人就称之为“邺侯书院”

这也是中国书院史上最古老的一所书院

李泌在这个地方过了12年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的生活而他的端居室也是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馆

李泌自己曾经写诗说

可谓他自己心身的体现

《资治通鉴》有这么一个记载

说李泌早就跟肃宗有约了

“俟平京师，则去还山。”

收复京师之后

李泌就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

坚决的到南岳当道士去了

首先做官然后再隐居的这种隐士

比如说隋朝末年的“文中子”王通

就是“初唐四杰”王勃的爷爷

他在隋文帝仁寿三年的时候

西游长安面见天子

并奏太平十二策

但是并没有得到隋文帝的重用

后来在同乡薛道衡的推荐下做了官了

王通本来想施展一番抱负的

却抑郁不得志

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其实像王通这一类型的古代隐士非常的多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

西晋的司徒掾张翰

东晋的陶渊明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一下去做官了一下又隐居了

忽隐忽仕

宋初的种放就是一个典型

种放本无心仕途而意在归隐山林

他的父亲曾让他考取进士

种放以“业未成”而推辞

并且“每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

种放这个人比较喜欢喝酒

所以外号叫“云溪醉侯”

过着一种“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的生活并且以“退士”自称

种放往华山访陈抟

陈抟对他说

种放怎么回答呢？

种放回答说

我们综观《宋史》里面有关种放的记载

可以发现他是每逢君王下诏

种放多是“辞不至”

由此不难发现

早期的种放主要意在“学古嗜退，本求山水之乐”

种放曾经对自己的好朋友陈尧叟说

种放不仅多次对皇帝的下诏表示推辞

而且对君王的如此器重深表自愧

可是对种放这种“忽隐忽仕”行为

许多人流露出了不满

对他批判最尖锐呢

就是王夫之

王夫之在《宋论》中

明确的表示真正的隐士应当“以隐始，以隐终”

而种放的行为

王夫之对他深加鄙夷

在王夫之看来

种放这种企图通过归隐来博取功名的行为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耻的

但是我说综观种放的一生

事实并非如此

种放曾经写过一首诗

可见种放对其所做的有违本意的事情是感到非常的愧疚的因此王夫之的这种评价对种放来说

其实是不大公平的

也就是说在朝廷做官

但却过着恬淡的隐士生活

比如说西汉的辞赋大家东方朔

东方朔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

东方朔在《据地歌》中留下这样的名言

这就注定了他的城市隐士身份

对此诗人李白对他是啧啧称羡

东方朔也因“大隐”而流芳千古

意思就是说虽然隐居但却追逐名利

与达官贵人都有交往

说白了这种是“假隐士”

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是南北朝时期的周颙

唐代因“终南捷径”而闻名的卢藏用

以及明代的陈继儒

由于这些人故作清高

摆着一副超尘脱俗的模样

实际上却摆脱不了尘世间的各种诱惑

因此经常被后人所诟病

南朝的文学家孔稚圭的名作《北山移文》就是一篇揭露周颙趋炎附势的讨檄

卢藏用按照《大唐新语》的记载

考中进士之后

并没有马上做官

于是先去长安南边的终南山隐居

等待朝廷征召

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

授官左拾遗

后来另外一个隐士司马承祯亦也被征召但是司马承祯坚持不出仕

欲归山林

卢藏用送他

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这就是“终南捷径”的一个来源

事实上也是

因为终南山到长安很近

一有征召就对京城的信息非常的了解

万一需要就马上可以赴京了

终南捷径

至于明代的陈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