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一个经济学现象，指的是某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取得较快增长后，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甚至停滞的状态。
这种状态通常出现在国家接近中等收入水平时，而难以跨越这个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国家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实现进一步发展。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和影响，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经济现象，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只是一个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其存在。
不管怎样，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与否，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提醒我们，经济增长无法永远持续下去。
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中国应该意识到，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会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需要做好应对和调整。
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与经济结构升级密切相关。
一国在初期迅速增长往往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当这些要素逐渐枯竭时，经济增长势必会放缓。
中国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更加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提醒我们，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更加精准的政策制定。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政府需要更加注重创新和科技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也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
经济增长必须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结合，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需要更加注重民生改善，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与否都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中国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注重民生改善，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正常现象，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王友明
【期刊名称】《当代世界》
【年(卷),期】2012(000)007
【摘要】拉美是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制约经济发展,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
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值得谨记和汲取,其应对措施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诸多启示。
【总页数】3页(P57-59)
【作者】王友明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展中国家研究部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吸取部分拉美国家发展教训避免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拉美借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如何避免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4.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拉美的连择——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国际问题）“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的选择”综述
5.长广东视点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须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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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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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 中等收入 陷阱 ”？
“ 中等 收 入 陷 阱”（ ｉ ｌ ｉ ｏ ｅ ｍｄ ｅ ｎ ｍ ｄ ｃ ｔｐ ｒ ）一 词 最 早 出现 在 《 代 周 刊 》 ａ 时 记者 米切 尔 ・ 斯库 曼撰 写 的 《 跨越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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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难以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情况。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方面，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存在，源于特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也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相对概念，取决于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制度安排，而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
无论如何，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和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在于：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廉价劳动力和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求。
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部分是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创新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大对创新科技的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在于：需要加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人力资本投资。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也与生产率提升不足有关。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企业管理和组织能力的提升，这就需要在人力资本投资上下功夫，加大对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在于：需要加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密切相关，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这不仅影响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也导致了一些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推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均衡，实现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提升。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在于：需要加大国际合作和开放度。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增长缓慢、不稳定或倒退等现象，从而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达不到高收入水平的状态。
近年来，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层出不穷。
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概念上的症状，实际上这是因为政策和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
无论论者的观点如何，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结构优化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对策。
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也就需要更多地注重结构优化，发展高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经济领域，避免过度依赖低价值的制造业。
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形成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体系。
其次，扩大内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对策之一。
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需拉动，因此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扩大内需，提高国内消费力。
当前，国内消费空间巨大，政府应该通过扶持中小微企业，加大对租房和购房补贴等方式，促进消费增长，从而有效缓解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最后，政府的改革是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办法。
中国在经济转型期，政府不断推进经济改革，在营商环境、产权保护、金融市场等领域加大改革力度，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政府还应该推进更多的利益分配、民主参与、社会保障等改革，加快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总的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影响了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在中国。
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采取综合措施，针对不同的症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打破陷阱，促进中国经济稳健持续发展。
谈“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思想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有什么启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
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分析当今世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他们主要有如下的几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经济原因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1、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促进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
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
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2、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2012.7CONTEMPORARY WORLD57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王友明／文拉美是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制约经济发展，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
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值得谨记和汲取，其应对措施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诸多启示。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一词最早出现在《时代周刊》记者米切尔·斯库曼撰写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1]作者指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种“陷阱”现象经常发生，即社会矛盾凸现，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犹如跌入陷阱，难以自拔。
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被熟知和应用,成为学术界论述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常用语汇。
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和总结及对概念的解读和诠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与外延日益完善和丰富。
目前，该概念较为完整的意义是指，“一国经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门槛’后，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很快实现翻番。
但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受到发展模式、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开始迟缓甚至长期停滞，社会分化趋势加快，社会风险随之积聚，社会运动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难以进入人均10000美元的高等收入阶段，整个国家跌落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
”[2]“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特征通常表现为：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裂痕扩大并行。
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目标，导致两级分化，产生“有增长而无进步”的现象。
二是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与边缘化并行。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经济增长停滞或放缓的现象。
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困难，以及创新能力不足所导致的。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特大型经济体来说更为重要。
本文将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并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遇各种结构性问题，如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放缓等。
这些问题会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
换言之，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持续，高收入水平会是有限的。
这种观点主张在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过程中，应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它可能是由政策错误和结构性制约造成的。
政府支持的重资产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可能削弱了国内需求和技术创新。
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官员的行政作风也可能阻碍了经济的转型升级。
这种观点主张通过改革的手段来消除这些制约因素，推动经济发展。
无论是哪种观点，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都是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增长的阶段，但近年来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仍然相对较低。
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道路并不容易。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有一些重要的启示。
中国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重视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
完善市场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还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提高市场的效率。
中国需要加强财税体制改革。
减少资源配置中的扭曲，促进公平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吸引外国技术和资本，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思考
对于拉美和韩国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思考“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
在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居GDP1000美元的贫困线后会很快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
然而，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受外部冲击，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从而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状态，即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源于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市化加速、资本账户开放等问题都可能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会表现出以下特征：经济增长活络或停止，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多发，多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
世界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各不相同：既有掉入“陷阱”而难以自拔的。
如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却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产局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而一直陷于低谷；也有正在努力摆脱“陷阱”的，如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成功跨越“陷阱”的，如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等途径，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时隔40年后的今天仍在原地徘徊，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而且自身还出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而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时就已决定建立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拉美国家和韩国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不同表现，究其原因，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跨越“中等收⼊陷阱”过程中的国际⽐较及对中国的启⽰2019-09-24⼀、对“中等收⼊陷阱”的简要介绍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会进⼊“中等收⼊陷阱”的话题在学界⼴泛讨论，引发热议。
所谓“中等收⼊陷阱”指的是当低收⼊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国家以后，经济进⼀步增长很容易受到原有发展模式的制约⽽陷⼊停滞徘徊期，⼈均GDP难以突破1.1万美元的上限的⼀种现象。
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突破⼈均 GDP 1000 美元的“贫困陷阱” 后，会很快奔向 1000 美元⾄ 3000 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均 GDP3000 美元附近，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中等收⼊陷阱”阶段，难以跨越11000美元⼤关。
“中等收⼊陷阱”国家存在五⼤特征或者说容易陷⼊“五⼤陷阱”，即：分配不公、城市化⽔平不合理、⾦融开放过度、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滞后。
全球有149个国家曾经或正在经历中等收⼊阶段，其中有58个国家已经成功跨越1.1万美元的陷阱⼤关。
中等收⼊国家成为⾼收⼊国家，长则三⼗余年，短则五六载不等，平均跨越年限为23年，其中美国和⽇本分别为19、20年。
⽽包括马来西亚等在内的40个国家历经数⼗载困苦挣扎，却仍然深陷中等收⼊的泥境中，⽆法逃离陷阱。
中国在1998年⼈均GDP达到921美元，进⼊中等收⼊国家⾏列，在2008年超过3000美元的“较⾼的中等收⼊国家”界限，正处于社会⽭盾凸显期和极易陷⼊停滞的徘徊期。
特别是2008年世界⾦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恶化，出⼝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内需拉动不见突破，长期增长动⼒出现瓶颈。
根据预测，中国⼈均GDP将在2015年时将达到7000美元，如果能够按照此速度顺利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将在2020-2025年期间达到⼈均GDP1.1万美元的⾼收⼊国家界限，突破“中等收⼊陷阱”。
再次，⾼收⼊国家跨越“中等收⼊陷阱”的平均年限为23年，如果中国能顺利跨越，从1998年开始算起的23年后⼤概是2021年左右（也是在2020年――2025年之间），中国能跨越“中等收⼊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国家的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水平时停滞不前的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也日益凸显。
本文将就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进行探讨。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关争论1.1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表现形式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它的本质是指一个国家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收入水平长期困于中等水平。
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困难、创新能力不足等。
这些表现形式导致了经济总量增长放缓，劳动生产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竞争力下降，从而限制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1.2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和原因争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和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创新能力不足等，这些因素导致了整体经济增长水平停滞不前。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发生，而是因为一些政策制度上的问题所致。
他们认为，只要国家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改革制度，就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
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方式，学术界也存在着争论。
一些学者主张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式来打破中等收入陷阱。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当通过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方式，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最终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否找准突破的关键点，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
二、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2.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效率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中国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增强市场活力和竞争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
试析“拉美陷阱”的成因及启示
CONTEMPORARY WORLD36“两个主义研究”专栏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制造业，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强调政府主导作用，保护国内工业和市场，经济一度持续高速增长，但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展陷入困境，至今仍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
有人称这一现象为“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的形成既有特殊历史根源，又有深刻现实原因。
“拉美陷阱”的突出表征一是经济低迷起伏。
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年均GDP 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分别为1.2%、–0.9%，90年代分别为3.2%、1.4%。
虽然2003—2008年有所恢复，分别达4.8%、3.4%，但近年又步入下行轨道，个别国家甚至发生严重经济危机。
二是发展能力下降。
1980—2002年，拉美地区12个主要国家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的年贡献率，除智利为1.5%外，其余为零或负数。
这说明，近22年来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生产力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试析“拉美陷阱”的成因及启示“拉美陷阱”，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象。
究其原因，既与拉美国家发展战略转型失误、经济社会政策失调有关，也受其政治制度无法满足国家治理需要以及政治腐败深刻影响。
关于“拉美陷阱”的几点启示，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 陈湘源／文DOI: 10.19422/ki.ddsj.2017.03.009三是社会分化严重。
1980—2002年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从1.35亿增加到2.14亿，贫困率达43%，基尼系数始终在0.5上下高位徘徊，普遍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2002年，占地区总人口30%的最贫困人口仅占国民收入的7.5%，而人口占10%的最富人口却占国民收入的40%。
虽然近年来，拉美各国扶贫减困取得成效，但其至今仍是公认的贫富差距最悬殊地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摘要：本文在高收入国家中选择了新加坡和爱尔兰，中等收入国家中选择了秘鲁和中国，通过对比四国的贸易、外资、储蓄、高科技投入、出口结构的差异，分析了高收入国家的经验以及秘鲁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政策建议。
认为我国应坚持加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扶持高新技术产品的力度。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创新一、引言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如巴西、秘鲁、阿根廷早在20世纪末后期就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但至今为止还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经济增速下滑，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7.4%，仍有下滑趋势。
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面对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二、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对比分析1、从贸易、科技层面的宏观比较――来自四国的证据(1)货物和服务出口对比。
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是一个国家出口的很大部分，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出口水平。
从图1中可以看出，第一，新加坡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相比其他三个国家来说是最高的，爱尔兰次于新加坡，而秘鲁和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比重还处在较低水平。
图1 货物和服务占GDP比重对比图(2)高新技术出口占制造业出口对比。
高科技出口产品反映一个国家的高新技术水平。
本文选取了四国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来反映一个国家的高技术出口水平。
四个国家中，新加坡比其他三个国家高出很多。
1992年以来，中国的高科技出口总额增加较快。
秘鲁的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较低。
图2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对比图(3)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出口对比。
信息和通信技术是当今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选取了四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占产品出口总量的百分比来反映各国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中等收入陷阱：国外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
中等收⼊陷阱:国外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2019-09-27世界银⾏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均国民总收⼊（GNI）分为⾼、中、低3 组。
根据2010年的标准，⾼收⼊国家组为⼈均12，196美元及以上，中等收⼊组为996美元～12，195美元，低收⼊组为995美元及以下。
在世界银⾏⽬前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低收⼊组的国家和地区有40个，中等收⼊组的国家和地区有104个，⾼收⼊组的国家和地区有69个。
在中等收⼊组中，世界银⾏⼜将其划分为“上中等收⼊”组和“下中等收⼊”组。
前者的⼈均国民总收⼊在3946美元～12，195美元之间，后者的⼈均国民总收⼊在996美元～3945美元之间。
根据这个标准，⽬前上中等收⼊的国家和地区有48个，下中等收⼊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
根据世界银⾏的数据，2010年中国⼈均GDP就已达到4393美元，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上中等收⼊”国家⾏列。
当前，中国⾯临的最⼤障碍，就是“中等收⼊陷阱”。
世界银⾏在2006年《东亚的复兴》的报告中⾸次提出“中等收⼊陷阱”的概念，着重刻画了当某国⼈均收⼊进⼊中等收⼊⽔平后，由于⽆法顺利转变经济发展⽅式，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动⼒不⾜，⽽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并特别指出东亚地区普遍存在收⼊差距扩⼤的问题，影响着经济发展⽅式的顺利转变，警告东亚经济要防⽌陷⼊“中等收⼊陷阱”。
2010年世界银⾏⼜在《强劲复苏与风险积累》中进⼀步强调，由于⼯资成本不断上升，⼜⽆法提升⾃⾝所在价值链的位置，进⼊服务于创新为主的更⾼发展阶段，因⽽不得不在产业链的较低⽔平处竞争，陷⼊经济发展停滞的中等收⼊陷阱难以避免。
该报告将陷⼊“中等收⼊陷阱”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描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社会公共服务短缺、⾦融体系脆弱、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等。
从世界各后发国家步⼊中等收⼊阶段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外乎有两种发展⽅向，或者如⽇韩等为代表的新兴⼯业化国家，顺利跨过中等收⼊阶段，进⼊⾼收⼊国家⾏列；或者如阿根廷、墨西哥等为代表的国家，其发展⽔平长期停滞于中等收⼊组，被称为陷⼊中等收⼊陷阱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在中等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无法实现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结构僵化等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本文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关争论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启示进行深入探讨。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关争论1. 原因争议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滞后，劳动力市场僵化等。
这些因素导致了生产率提升的乏力，使得国家或地区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市场干预与监管不当，导致了产业发展的限制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阻碍。
2. 突破途径争议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途径也存在争议。
一些学者主张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推动市场化进程，加大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以提升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期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
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通过政府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手段，来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
3.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警示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这种陷阱不仅仅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而且还会引发福利分配不均、社会结构僵化、创新活力不足等问题，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的下一步。
二、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着当前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关争论和警示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需要深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需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推动市场化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以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促进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进入一个长期增长缓慢、结构调整困难的阶段，使经济难以跨越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近年来，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预警已经越来越明显。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符合；而另一些人则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可以通过特定的政策来避免或者跨越。
无论如何，中等收入陷阱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是在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同时，经济增速在有所减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中国需要更多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和迎接未来的挑战。
首先，中国需要通过产业升级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
在完善传统产业的同时，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培育自主品牌和高端制造业。
中国还需要加大对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投资，以提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其次，中国应该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实现推陈出新。
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政策的规划和执行也需要不断创新。
政府应该鼓励多样化的市场竞争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
同时，也需要努力解决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提高社会保障和治理水平。
总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
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中国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
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和创新精神，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更加繁荣和先进的国家。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
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
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一、引言“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
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启示
王传涛
【期刊名称】《学理论》
【年(卷),期】2012(000)028
【摘要】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逐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随后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秩序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人们称之为“拉美陷阱”。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拉美国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所以有必要探讨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中国可能陷入中等陷阱的因素，提出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总页数】3页(15-16,42)
【关键词】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
【作者】王传涛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四川绵阳 62101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13
【相关文献】
1.吸取部分拉美国家发展教训避免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J], 陈彩娟
2.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警示 [J], 杜传忠; 刘英基
3.中国应如何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基于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的启示 [J], 直银苹
4.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启示 [J], 袁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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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南美三国行政管理体制一、巴西巴西位于南美洲东南部，面积851.49万平方公里，人口1.91亿，北邻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圭亚那、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西界秘鲁、玻利维亚，南接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东濒大西洋，海岸线长约7400公里。
巴西为联邦制共和国，由26个州、1个联邦特区（巴西利亚）和3个地区组成。
行政机构分为联邦、州和市三级，分别由总统、州长和市长行使各级行政权力。
联邦政府总统行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责。
州政府作为联邦政府下级一个拥有自治权的行政单位，州级权力的行使由州长在副州长的协助下进行。
巴西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根据宪法，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司令。
总统办事机构包括民事办公室、总统办公厅、政府交流和策略管理办公室、政策筹划和机关事务办公室、机关安全办公室、政府沟通办公室、联邦总监督部、社会与经济发展委员会特别办公室、农渔业特别办公室、种族平等特别办公室。
本届联邦政府于2003年1月1日成立，共设25个部，包括：财政部、国防部、外交部、教育部、劳动和就业部、交通部、发展工业和贸易部、农牧业和供给部、社会福利部、邮电部、司法部、环境部、卫生部、矿产和能源部、科技部、旅游部、文化部、土地开发部、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城市部、全国一体化部、计划预算和管理部、体育部、社会进步和救助部、粮食保障部。
巴西在建立统一的联邦政权的基础上，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
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
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的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的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
州长办公室直接管辖的机构有：社会发展处、对外经济及经济发展处、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处（三者内设：特区法律援助中心）。
一般各州由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组成。
巴西各州行政部门机构设臵如图一所示。
州下设市，全国共有5561个市。
市政府是巴西最普遍的地方政府机构。
市政府或一般政府服务中心，负责大多数州政府提供的服务，如公立中学和公立医院的建设。
有些地方自治政府还负责供水设备和垃圾处理服务。
市政府没有制定决策的权力。
巴西各市政府部门设臵如图二所示。
二、阿根廷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面积约278万平方公里，人口4011万，南北长3694公里，东西宽1423公里，是仅次于巴西的南美第二大国。
阿根廷为联邦制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全国由22个省、1个地区和联邦首都组成。
行政机构分为联邦、省和行政区三级，分别有总统、省长和市长行使各级行政权力。
阿根廷是总统制国家，总统领导政府行使国家的行政权。
与典型的总统制国家相比，阿根廷总统拥有更多权力。
根据阿根廷宪法，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总统办事机构包括：副总统、总统府国务秘书长、国家情报国务秘书处、新闻国务秘书处、文化国务秘书处、军事办公室。
阿根廷联邦行政机构，又称行政各部、内阁各部，包括内阁首席部长、内政部、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司法安全和人权部、国防部、经济和生产部、计划公共投资和服务部、卫生部、教育和科技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社会发展部。
2009年10月，阿政府将生产部拆分成工业和旅游部、农牧渔业和食品部，并于2010年7月将前者拆分为工业部和旅游部。
2010年12月，阿政府新成立安全部。
阿根廷各省都有自己的宪法，而且各省的宪法在某些细节上互有差异，但一般采用类似联邦宪法的形式。
根据省宪法规定，省机构和联邦机构一样，都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
省的行政机构即省政府，由省长、省政府各部及其下属机构组成。
阿根廷各省政府机构设臵如图三所示。
阿根廷22个省下设496个行政区，每个区设有1个市政府，即地方政府，管理本区的行政和经济等事务。
市政府的机构设臵，各省有自己的规定。
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市政府，按行政区大小分为A、B、C三类，各类市政府机构设臵有所不同，如图四所示。
三、智利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南北长4352公里，东西宽96.8至362.3公里，面积75.66平方公里，人口1693万，东邻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北界秘鲁，西濒太平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海岸线总长约１万公里。
智利是半总统半议会制国家，政府首脑为内政部长。
本届政府于2006年3月11日组成，现共设21个部委，主要成员有：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政府秘书部、总统府秘书部、财政部、经济和能源部等。
智利司法独立，全国设最高法院、17个上诉法院和1个军事法庭。
智利全国划分13个大区，下设50个省和341个市。
大区主席和省长由总统任命，市长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任。
智利政府以政治权威为保障推行改革,经济上采取市场导向减少国家的干预,从制度上减少了腐败产生的机会,为智利的高清廉度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部分：南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经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后，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很快实现翻番。
但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受到发展模式、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开始迟缓或停滞，社会分化趋势加快，社会风险增加，社会运动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难以进入人均1万美元的高等收入阶段，整个国家跌落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扩大并行。
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目标，导致两级分化，经济增长同时社会发展却停滞不前。
二是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与贫困化并行。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一个国家出现两个不同社会的现象。
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能源高消耗、生态恶化共存。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
四是发展手段失衡，资源出口强劲与内生消费疲软并行。
经济增长方式单调，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未能起到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
三、南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一）城市化建设不均衡，导致城市贫困化和对立化。
南美国家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承受力的限制，盲目推进城市化进程，导致一些城市人口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增加。
全球仅有的3个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城市，拉美占了2个，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缺乏相应的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配套措施，大量进城农民成为城市贫民和流浪人员，穷人与富人在城市中处于对立状态，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
由于城市发展无序，盲目扩大投资与建设，农村地区的投资建设相应减少，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导致恶性循环。
（二）教育私有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社会动荡。
政府将大量公有学校推向市场，实行公办教育向私有化转轨。
私立学校大规模扩张，聚集优质教育资源，竞相提高教育费用，成为富人子弟的专门学校，许多贫困家庭子女被排斥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大门之外。
教育资源地区之间分配不均，严重制约南美教育健康发展。
多年来，南美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质量、学生受教育的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教育不公引起民众不满，经常引发社会冲突，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
（三）“三农”问题处理不当，导致农民运动频发。
南美国家在土地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忽视农民利益，处理土地问题不当。
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地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农业人口流失，农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农民运动频繁发生。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尤为频繁，抗议农民常达上百万，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呈现规模大、有组织、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已经发展成为南美最大的社会运动。
（四）社会运动缺乏管控，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由于社会矛盾加剧，南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经常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相互攻击，政党斗争成为南美农民运动、工人罢工等社会运动高涨的重要因素。
执政党与反对党均利用政治运动谋求发展，导致抗议、示威活动频发。
政府缺乏应对社会运动的有效机制，放任社会运动的发展，由此引发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城市暴力和犯罪不断发生，不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影响国际形象。
（五）中等收入群体未能拉动经济的增长。
南美各国中等收入群体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其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主要是靠规模迅速扩大的富裕阶层财富被平均后的结果。
巴西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人均收入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中等收入阶层仅占全国人口的29%。
由于巴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政策长期向高收入阶层倾斜，中等收入群体缓慢增长，以至于今天巴西的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只占总人口的38%，内生性消费长期低迷，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剂。
第三部分：体会与启示中等收入阶段正值各国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易发、多发阶段。
南美国家在这一时期，纷纷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经过长期努力，它们正在摆脱这种状况，而且智利已经成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国家。
中国要想获得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南美的教训对我们有不少启示。
一、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社会和谐离不开经济增长，但只有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坚持市场经济没有错，但要正视市场竞争中个体在智力、教育和能力方面的差异，体现公平。
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思维不能全盘照搬到社会领域，不能奉行一切市场化的观念。
要大力推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避免发生南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社会管理却没有进步的现象。
不能采取南美各国先把经济总量提升，然后再加强社会管理，分配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做法，坚持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理念，让改革成果及时惠及人民群众，使群众自觉拥护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
二、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社会职能。
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容易使人产生市场万能的错觉。
应吸取南美各国的教训，加大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干预力度，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公平教育体制的建设。
政府的社会管理作用应该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进一步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政府应该积极承担其社会职能，提供政策支持和经济帮扶，维护其合法利益。
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合理分配资源，形成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机制。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基金会等组织参与社会政策的讨论、制定和实施，公开社会政策的决策过程，定期检查和验收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
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可以引入市场运行机制以提高效率，促进事业发展，但不能完全放开，任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应该加强对市场资本的引导和监管。
三、疏通社会诉求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正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表达上存在的差异，政府积极创造条件，为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建立对话交流平台，听取各个阶层对社会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改变政府包办群众利益表达的观念，让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社会政策制定中得到公正和全面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