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的迁徙

佤族的迁徙

佤族（包括不同称谓的其他一些支系）共有100多万人，其中，分布在中国境内的有39万余人（2000年第五次人普查数据），中南半岛各国、缅甸有60万人，泰国和老挝3～5万人左右。佤族自称阿佤、布绕克，是周秦时期百濮的一支，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

佤族（包括不同称谓的其他一些支系）共有100多万人，其中，分布在中国境内的有39万余人（2000年第五次人普查数据），中南半岛各国、缅甸有60万人，泰国和老挝3～5万人左右。佤族自称“阿佤”、“布绕克”，是周

秦时期“百濮”的一支，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

佤族没有文字，其数千年颠沛流离的迁徙史均是凭借着佤族祭师“召宰”天才般的记忆，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当我们以“孟高棉语族”为线索向上追溯的时候，便会发现，佤族《司岗里》叙事神话传说，不仅是佤族漫长迁徙记忆的集中再现，还是孟高棉语族族群乃至上古时代濮人族群迁徙发展的历史再现。正如《司岗里》中所讲述的那样，在上古时代，佤族先祖的濮人族群和操孟高棉语族群，不仅是中国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还曾经在中国西南乃至东南亚辽阔的土地上创造过灿烂特异的文化。

据史料记载，4000多年前，濮人族群便活动在我国西南辽阔的土地上，并把云南的朱提（昭通）等广大地区作为自己的家园和乐土。濮人族群较早进入了农耕文明，他们择水而居，过着落地生根、春种秋收的农耕生活。并像半个世纪前的阿佤人一样，当春雨来临前，将要播种的山地焚烧，让灌木野草化为肥料，待头场春雨下过，用简单的工具开始播种。这种择水而居、落地生根的农耕生活，促使濮人族群沿着江水河谷迁徙拓展，将他们创造的农耕文明带到了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以至江汉流域以西蜀身毒道沿线的广大地区，成为上古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并在惜墨如金的汉文史籍中烙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人们将流经濮人居住的元江称为“仆水”（濮水），将滇东南和滇西南的“南域”称为“闽濮之乡”；现代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早在西汉末年，朱提（昭通）的僰人（濮人）已修‘千顷池’，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

尽管关于先秦时期云南和内地的关系有关文献记载较少，但仍能从一些零星的文字中找到濮人的身影：《逸周书》等书记载，远在商汤之时，四方诸侯来贡献“方物”，南方产里、百濮等曾献上各种珍贵宝石、象牙、美丽的羽毛和“短狗”；到了西周初年，在成周（今洛阳）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朝献，又有“卜人”来献丹沙。文中所提到的“百濮”、“卜人”，指的就是佤族的先祖濮人。或许是由于对先祖濮人的记忆，时至今日，佤语“人”和“种族”一词的发音仍为“布”，并自称“布绕”。

东南亚历史研究学者何平先生的研究表明，孟高棉语民族的先民应该就是中国古书中提到的濮人族群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发祥地应该就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后来逐步迁徙到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地区。在向中南半岛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族群当中的高棉人一度发展成了雄踞中南半岛的势力；而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孟人一度在中南半岛西部建立了他们的国家，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国外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也不断证实、补充着这一观点，认为孟高棉人进入中南半岛后，曾经一度聚居于中南半岛相当多的地区；吉尔斯的研究成果也证明，孟人曾经建起一个西到缅甸、东抵东京（现越南河内）的“佧族”大帝国；还有研究表明，如《司岗里》传说所说的那样，大面积种植水稻技术的掌握，导致人口增加，才使部分高棉人的先民离开了红河三角洲。在迁徙中，高棉人的先民带着农业文明向南进入了今天的柬埔寨和周边地区，而孟人的先民则向西南部发展。

中南半岛的泰人、老人、掸人的文献都提到，他们的祖先进入今天居住地以前，这些地方都是佤族的聚居地。一部泰阮人的编年史上也记录着，泰北的许多城镇最初都是拉佤人建立的。还有一些民族学调查资料认为，清迈城边最高的素贴山在泰阮人到来之前就曾经是当地拉佤王国的都城。

对语言进行类似于地层学的分层研究也谋合了《司岗里》传说中的某些说法。语言学分层研究表明，水稻种植者从东京（现河内）向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迁徙的自然路线是沿红河而上，在抵达顺宁一带后，又沿腾越、密支那、科希马一线向东北偏东方向迁徙，该语族的北方族群当时肯定已经生活在这一条线的北边，可能在今天云南高原的中部。当时，这些佤—崩龙—良人的部落沿着早先的水稻种植者的路线，开始向南方迁徙，穿过早先水稻种植者的迁徙路线，向南方迁徙。

可以这样说，佤族《司岗里》传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讲述佤族渊源与流变的历史，又从一侧面说明了佤族同源于古代的濮人族群。时至今日，在北方孟高棉语族当中，佤族或拉佤人仍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目前总计已超过1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