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主义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

家族主义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内容摘要：家族主义对日本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认识它只有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

一、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日本家族主义的结构和形态已经蕴涵某些现代化的因素，使日本较为容易的把握进入现代化的先机。

二、明治时期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使日本成为以天皇为顶点的家族国家。

它促进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改革提供较为稳定的环境，适应并促进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是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三、战后家族制度解体，但作为一种文化主要以集团意识心理却继承下来，并以不同表现形式促进日本企业和经济发展，最终使日本成为经济强国。

本文试图从纵向来考察家族主义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家族主义现代化一日本的现代化并没有走个人主义发展的道路。

与西方比较起来，日本的现代化带有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

换一个角度思考，日本之所以有能力在个人主义没有发展成熟起来的条件下能够启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家族主义无论从组织方面、人的心理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蕴涵了许多有助于日本向现代产业国家过度的有利因素。

这一点在与中国的家族主义的对比中尤能体现。

相对于中国的家族主义重血缘纽带关系，日本的家族则不同，日本的家族更侧重于家产的继承。

为了使家产完整而长期的继承日本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继承制度。

首先是养子制度。

这种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认领养子履行法律手续，家长的职权、财产、地位可以有养子来继承。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家庭缺乏男性继承人或者是即使有但不合适和不能胜任的情况。

在中国一般也有，但一般是从同姓家族中选取并且带有一种羞辱的成分。

在日本考察养子的资格是不论出生和血缘的，关键标准是考察这名养子是否具有维持和扩大家业的能力。

在日本文化中养子制度也颇为受到重视，收养养子的多出于贵族、武士、商人阶层。

在这些集团或阶层中，认领养子为继承人的比率高达25％至30％①。

日本历史许多名人例如有丰臣秀吉、前首相佐藤荣作等都是养子。

这种长期并广泛的养子制度使日本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

对于日本的上层社会如上述的贵族、武士阶层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种特殊的心理准备即准备让最有能力的人或集团来取代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也能够认同这种新的个人或集团所担任的角色。

这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对日本现代化意义深远。

在国家由传统向现代化过度的过程中，日本上层社会几乎是不能适应或是无准备的，但他们至少对退居一旁、少去添乱有出色的心理准备。

相比中国，军阀主义、士大夫盛行对“昔日美境”的怀恋和复古意识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在日本社会变迁时期未能构成严重威胁②。

其次是日本是个岛国土地相对贫乏，如果实行均分财产，则可能在反复均分财产的过程中造成因农地过分细化而导致的财产流失和农民贫困，因此日本实行了长子继承制。

在这种制度下，原则上是由长子单独继承。

当然也有相当少数的有一定数量资产的家庭可能会设立旁系，但是只有相当少的部分财产给予旁系，所以大多数的家庭则完全是有长子单独继承。

不过继承财产的长子对弟妹负有各种义务，列如家里办实业首先要雇佣他们、弟妹去外就职要给予支援等。

但长子并没有要把财产分给他们的义务，所以这些“弟妹阶层”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谋生建立家庭。

到了第二代很快就形成了“本家”和“分家”。

相对中国而言，日本家族是一种小家族。

小家族不容易过于依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必须更多的参与社会经济关系中。

上述所提到的“弟妹阶层”实质上是产业化以前静态社会中被驱逐出来的多余人，所以一旦日本的产业化兴起，这些“弟妹阶层”就能够很快转变为现代产业的主要力量——工①毛代梁《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家”观念和结构形态》(《电子科大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一期)②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人。

这样使日本产业化初期既维持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又保证了工业劳动力的供给。

这在中国，由于均分财产，农户的男子全部地都被束缚在了土地上从而阻碍了中国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传统的长子继承制把弟妹从村落共同体驱赶出来，从而为现代化的承担力量作了贡献①。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化进程中，商人所担任的社会角色是不可获缺和十分重要的。

在传统意义上，中、日两国商人在社会角色都具有双重角色即实际角色和理论角色。

两国商人就理论地位而言处于士（统治集团）、农（农民）、工（手工业者）之下，但事实上由于经济上的地位决定在物质生活方面是远高于后两个阶层从而实际地位是高于理论地位的。

但是由于两国家族制度的特性不同，到了近代使得两国商人在各自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过度的进程中却担任了不同的角色。

中国的家族制度几乎是开放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任何家族的任何人都能够跨入“士族”阶层。

这一途径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完成的。

当然也存在其他一些方式来上升为统治阶层，例如行贿、颠覆王朝等方式。

同时也会存在向下的流动，总之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德行和过错。

这种家族制度的开放性对于商人而言，给了中国商人阶层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家庭取得社会公认的理想地位即士大夫角色的可能性，随即他的家族也能上升为“士族”。

如果他们的儿子足够的聪慧他们会让其参加科举进入“士族”行列，他们的资本也随即变为儿子的“政治资本”。

不然侧通过行贿的方式为儿子谋求一官半职。

如果上述方式都行不通，中国商人还可以购置地产成为地主。

因而中国的商业存在向外的人才流动及其资本流失，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商业不能壮大而阻碍了现代化进程。

而日本的家族主义几乎是封闭的。

即一个人生来便拥有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同样他的子子孙孙都必须保持这一地位。

日本的武士、大名等贵族生份是世袭的，而中国只有皇帝或者皇帝允许极少数的官僚的地位才有世袭权。

这种家族制度封闭性是日本商人不存在像中国那样向外的流动。

无论某个商人多么地想这样的做，他都不可能成为贵族。

他可能成为某大名或皇室后面的重要支持力量，但不可能成为大名，他的家族也不能获此地位。

日本商人最愿意做的是就是让自己的女儿嫁入大名家或者武士阶层，以此来增加的他的声望。

而大名自身由于身份和维持家族荣耀是不能去做那些有失身份的商人做的事情。

但大名必须要维持他复杂的行政系统所需要的大量金钱，就必须依赖商人把大名领地所生产的农产品换成金钱。

大量的生产和消费除农业活动外，几乎都是围绕商人进行的，他们必须依据商人的要求来生产。

手工业者生产手工业品的目的是为在商人哪儿换得财富又去购买商人的产品。

此外，商人不仅仅进行贸易，还为生产和消费提供资金，发展银行业，创建商品市场，经营期货生意和其他商品。

他们很快成为各种副业的承包商②。

这些商人一初步具备了向现代工商业资本家的某些特征。

从上述看来，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日本家族主义的封闭性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并促进了日本商业的发展。

二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明治维新事件。

不过，明治维新是由于在西方列强的侵越的重压之下发生的。

因此，明治维新的目标是摆脱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以确保国家独立，同时努力建设一个能与各列强抗衡的日本，而不是朝近代西方资本社会发展的变革。

明治维新在总体指导思想“和魂洋才”指导下，使得日本本国的固有文化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家族制度并没有解体，反而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1890年，明治政府公布旧民法，并决定于1813年实施这部民法。

这部民法一方面参考法国民法的同时，也考虑到日本的固有习惯，并没有彻底否定家族制度。

尽管如此，旧民法还是受到猛烈攻击。

保守派认为旧民法扰乱伦常欠缺国家思想③。

又于1848年参考了德国民法颁布了明治民法。

虽有一些局部①富永健一著《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刷馆 2004年版，第192页②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95页③崔世广《日本近代家族制度与军国主义的内在联系》(《日本学刊》2005年第四期)改动，但是却以文明法律形式维护以户主为中心的传统家族制度，规定了长子继承制等原则。

不可否认，家族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封建制度。

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在家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结合之前，日本家族主义在明治维新时期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接下来，我们就着重阐述这一问题。

家族主义在日本推崇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无限的父母之恩，以求得绝对服从的孝行的伦理作为出发点。

压抑个人的自我，为家而进退，一切都顺从家长而行动，这就是所谓的日本人伦理的起点①。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天皇通过“王政复古”的形式以“最高家长”的身份兼国家元首实施统治。

这样就使得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日本成为家族国家。

家族国家就是将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家族观念扩大到整个国家的组织形式与统治关系中去，从而达到稳定政权和加强社会集团向心力的目的。

在家族国家的宣扬声中，天皇家族被说成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源头，日本国成了巨大的家族集团。

家族关系所遵循的一切伦理道德也同样适用于国家生活。

政府要求臣民敬爱“父母”的自然感情和崇敬神灵的虔诚心去崇敬天皇，每个日本人必须向“慈父”和最高家长天皇尽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家族主义也讲忠，但是要以仁义为前提，是一种不违反自己良心的忠。

而日本的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献身精神。

此外，中国的忠是家族本位的，即对家庭和宗族长辈的尊敬和服从要比对国家的忠诚更为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滥用特权和名望去追求不利于国家的利益也是合理的。

对此，著名学者胡适曾指出：中国的家族对于社会俨若一敌国，“曰扬名也，曰显亲也，曰光前裕后也，皆自私自利也”。

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抱怨中国人像“一盘散沙”②。

中国的这种家族本位的忠严重阻碍民族意识的产生。

而日本是一种集团本位的忠，也就不存在这种家族与国家的矛盾。

由于家族国家的存在，对日本人来说对于国家的忠和对家族即天皇的忠是一致的，因此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家族与国家的同化有助于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但这种国家意识是畸形的和不完整的，因为它很难从内部突破情感的限制（即对天皇的绝对的忠的限制）而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批判③，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在家族国家体制下，家族主义把个人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引导到国家，从而成为日本抵御外侮的思想武器。

明治维新开始后，便以“辅佐皇运”口号现实化、具体化。

1867年12月，在标志明治政府成立的第一份文件《王政复古大号令》中，就以天皇名义号召全体国民应尽忠报国之诚意努力奉公为要。

1868年3月颁布明治维新纲领《五条誓文》，提出“广兴会议，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以及“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等内外政方针，最终落脚于“大振皇基”上。

将“辅佐皇运”思想阐述的较为明确的是在1890年10月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

它规定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在国家“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