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学

山海经学

王志凌

由于历史的机缘，为了对人类负责，我不得不勉强的开创山海经学了，真诚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山海经学的宗旨是科学客观的揭示古耤《山海经》的真正价值，用纯科学的手段取得自西汉以来《山海经》研究的第一次真正突破。这并不是说在我之前的研究《山海经》的人们智慧不够，努力不够，而是完全依赖于新资料的出现。

长期以来《山海经》在文学方面的发展是充分的，虽然一直都有人执着的认为《山海经》是地理和历史记载，但随后展开的讨论和出示的证据都似乎不太令人信服，所谓《山海经》研究的第一次真正突破就是在这个方向。历史是社会集团的历程记载，是社会集团的维系纽带，是优势群体统治的舆论和凭据，是社会经验的积累工具。具有极大的功利性，这样在更换统治群体时，以前的历史就极有可能被刻意隐瞒。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的感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在中国，一直存在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特化的世袭史官制度，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史家的阶层，由于《史记》的巨大影响，史家文化在汉代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产生了连续两千余年的二十四史，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正史。正史的内容详实而丰富，是不可替代的，即使用考古学的方法也很难重建正史的内容，而人们基本上不怀疑正史的真实性。这完全是因为对史家文化的信任。我们可以看看史家到底是怎样一个面貌，《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记载：“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国语·楚语》记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左传》记载：“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仪，无国不记”。《礼记》记载：“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太史（齐国世袭史官）书曰：…崔杼（齐国实力人物）弑庄公（齐国国君）‟，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官不如守道，臣职载笔，君子必书。‟”很显然，这是一个根基很深的，地位很高的，享有特权的，非常具有职业精神的特殊阶层。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华文化留下了庞杂的书面历史。然而汉前的历史却是不完整的，越早期越支离破碎，显然是被忽略和隐瞒了。那么有独特凝重史家文化的汉民族的历史到底有多远呢，这群意志坚定的史家人物能不能创造出什么更为惊天动地的奇迹呢，山海经是不是史家文化的更早成果呢。山海经为什么会和历史相联系呢，一，史家的两个最经典的人物决定了山海经出身的高贵性，司马迁，西汉武帝时期家族世袭史官，史家的再造者，《史记》的作者，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丰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引述了很多书藉的内容，但无一例外都是堪称经典的书籍，这些书藉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主杆，看看这些列出的书籍就很说明问题《尚书》《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夏小正》《颂》《诗》《秦纪》《周官》《王制》《五帝系谍》《诗传》《传》《周书》《易》《论语》。在司马迁论述西域的时候虽然他看不懂，理解不了，不敢评论了，但还是不得不提到的《山海经》，形式上是提出了质疑，实质上是证明了《山海经》无比高贵的身份和正统地位。在他眼里《山海经》是和《禹本纪》相提并论的。太史公学问高人品好，自己都不相信了硬是带出了《山海经》。

潜语言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为史官不是不知道去研究《山海经》，《山海经》也理所当然的应该写在《史记》上，只是太荒唐了我不敢往《史记》上写。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严肃的史学态度在两千年后仍然在感天动地，历史将会证明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又一个无与伦比的贡献。而史家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刘歆，西汉末期家族世袭史官，《三统历》的作者，《七略》的作者，古文经学的首倡者，王莽的开国国师，整理并极力向皇帝推荐《山海经》说是唐虞历史。这是他汉建平元年四月也就是公元前六年呈给汉哀帝的《上山海经表》：“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危区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考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考宣帝时，击番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寙，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谨上。” 这位皇家史官更是直接了当的说出了《山海经》是帝禹所著的正统地位，并载明是由古文翻译过来的。刘歆在汉代是一个科学型的人物，精通天文学，亲自计算过圆周率，在古文字方面多有建树，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皇家藏书，并被认为是图书管理系统的开创者，见识和洞察力绝非等闲，他力挺《山海经》的分量不言自明。二，山海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广泛，无处不在，任何一本中华典籍中都能看到山海经的影子。《山海经-南次三经》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以描述鸟类这么一个朴素的形式提出了德义礼仁信，和儒家的典范中华文化实际上的道德纲领仁义礼智信有没有关联，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天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这种或追求升天或追求长寿的圣人得道思想是受了道家文化的影响呢还是由此而孕育产生了道家文化。三，在以拘谨而著称的中华文化中，山海经这部莫名其妙的书被顽固的留在了核心，一直是作为皇家必备的藏书存在。四，山海经形式是方志，内容主要是资源记载。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山海经山经的每一个事物都是做为可利用的资源记载的，这点山海经自己就有一段很好的总结，“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馀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穀也，弋矛之所发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馀，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我们再来看看山经结构，山经约一万五千字，分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大部分，这五大部分是相对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描述，山经前冠以南，西，北，东，中。这让人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方位的关系，这种观点在两千余年间似乎从没有被怀疑过，恰恰是这点极大的迷惑了人们的思路，误导了无数的研究者，现在看来是历史学上的最大误会。事实上我们建立山海经学也没有能力首先怀疑山经的方位关系，而是由于新材料的出现，在南山经部分的研究中建立起了信心，才诱发了对整个山经关系的反向思考，山海经学将重点展开南山经，东山经，北山经，西山经，中山经这五大部分的关系研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