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

对中国而言，20世纪和21世纪是真正的大时代，中国迎来并积极创造着时代契机、战略机遇期，而中国自身的变革则是其间最为关键的内在动力与外在表征。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已经从典型的孤立主义者和边缘者演化、进步到开放主义者，正在迈向全球主义者，且其地区主义者的角色正在凸现。

相比其他大国而言，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国家主义本色似乎更为浓厚些，尤其是对照其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目标，坚持国家主义也将是中国必由的崛起之路①。当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崛起与其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革故鼎新、锐意改革密切相关，一个开放的中国既符合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历史性的自我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巨变，并以加人现存世界体系、利用现有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为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并不认为现存国际体系是完美的，如何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议题②。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发展，中国的战略思路逐渐走向了地区主义的制度框架建构。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崛起也不能摆脱这一模式①。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20世纪自90年代初以来，地区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扩展，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相抓住的历史机遇，而东亚地区尚未有大国(包括日本)搭上地区主义的帆船，这对中国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莫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一对矛盾统一到地区主义思考上来，成为中国战略谋划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议题，也隐然成为中国崛起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一对并行不悖的矛盾。讨论二者谁先出现似乎是重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主题，但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审视二者之

间的关系，则从全球主义进行探讨似乎是符合逻辑的。

全球主义的概念与相互依赖、全球化密切相关，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全球主义的根源，而大多数学者将全球主义等同于全球化。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认为，相互依赖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其程度有增有减;而全球化指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事物，即其程度会越来越高;全球主义则是世界的一种状态，它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全球化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减。总体而言，全球主义的增强将引起网络密度(Density of Networks)的增强、制度转化率(Institutional Velocity)的提高和跨国参与的加强，使得世界政治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②。蔡拓指出，全球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付之行动的主张和构建现实的规范。所以，全球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但并不止于全球意识，它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人社会现实的整合，而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行为规范，全球主义都要求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以人类中心论、世界整体论。以国际机制为轴心的国际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全球主义的。它的着眼点还是国家间关系，而不是人类整体。因此，不妨说该时期的全球主义仅仅是不完全的全球主义③。基欧汉所说的“局部全球化的世界”与这一观点颇为暗合。

讨论全球主义，应自全球化始。全球化并不是20世纪的特有事物。实际上，诸多学者都强调，14,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堪称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斯塔夫里阿诺斯(L. Stavria门os)更将150。年哥伦布抵达圣萨尔瓦多视为从地区史到全球史的转折点④。特别是，自182。年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各国的对外开放和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多通过投资和贸易等方式，不断加深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程度，全球化迎来了迄今最强大的一波浪潮。

俞可平指出，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

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⑦。

当然，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绝非全球主义挑战国家主权一个维度所能概括。在一定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概念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抑或说，民族国家是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它既是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者，又是全球化浪潮的抗拒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在全球主义浪潮的观照之下审视国家主义才有了积极的意义。

所谓国家主义，即强调国家在国内社会中的最高权力观和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心主义原则①。国家主义与国家主权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当今的国际社会开始抛弃16世纪法国思想家让·布丹(Jean Bodin)的绝对主权观，重新检视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主权观念②，但主要的国际制度依旧强调着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的核心价值。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当前非国家行为体如火如茶的发展尚未动摇民族国家的根本地位。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仍处于核心的地位并且起着核心的作用，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且不说在国内层面民族国家对立法权、战争权、外交权等关键性权力的垄断，即使在国际层面，民族国家参与制定并支持执行国际制度也是国际体系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建立在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秩序仍然是国际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要支柱③。

以上观点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国家主义是静止的。而国家主权在减退和增强两个端点的发展均表明，国家主义的价值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当前，对国家主权减退的分析似乎是一边倒的④。无由否认，就一般趋势而言，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确实明显弱化，国家主权遭受挑战也是事实。就前者而言，国际制度作用的强化、非政府组织(NGOs)的蓬勃发展均是明证。全球主义造就了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必然会冲击国家这一传统权力组织形式，减弱其主导作用⑤。就后者而言，国际组织等超国家机构正运用各种国际制度介人各国政治，协调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从而导致传统上属于一国内政的事务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介人，国家主权遭受的挑战己经进人到民族国家境内。基欧汉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国际制度都与真正维持传统的主权概念不一致。确实，国际制度有赖于国家愿意放弃自己行为的法律自由，来换取对其他国家行为的控制，以获得对自身环境的更大确定性。因此，全球化导致更强有力的、拥有更大权威和更明确规则的国际制度，这意味着对主权理论与实践的修改。”

⑥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经历巨变。以欧盟为例，共同体法高于国内法的实践包含着主权的渡和共享，并与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授权相关联①。

但是，片面强调全球主义对国家主义的冲击、并不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实际上，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我们不能否认，国家主义的勃兴(尽管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终结了19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⑧，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浪潮遇到了反全球化的反击，而后者并不仅仅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对主权的强调，也来自发达国家对全球化负面冲击的警醒。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Uni.versality)⑨。相互依赖以各国国内及各国之间持续不和为特征，全球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造就恶性竞争与不和的国际根源。应对其负面影响，不仅要强调国际合作乃至全球治理，还要强调维护全球主义条件之下的国家战略利益。应该说，国家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平衡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民族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特殊的政治传统，在推动市场化或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反而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