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问题

中国海权之我见

内容摘要：围绕中国周边海域的争议岛屿和争议海域，中国与相关邻国的矛盾、纠纷、分歧，呈现扩大化趋势，频率、强度均是有增无减

关键词：海权军事利益贸易

这几年，围绕中国周边海域的争议岛屿和争议海域，中国与相关邻国的矛盾、纠纷、分歧，呈现扩大化趋势，频率、强度均是有增无减。

2009年2月菲律宾议会通过将中国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划为菲属的法案的做法，以及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曾分别导致中菲、中日外交关系一度变得非常紧张。

一．一直以来争议

1.历史问题复杂

有关国家针对争议等岛屿，营造主权存在的标识或者现象，并试图获得岛屿所附带的各种权利、利益，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是，“纠结”便成了僵局、危局、乱局。

中国与邻国的海权争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节节升级的。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规定，中国有望获得300万海里的“海洋国土”。然而，因为海域宽度的限制，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八国，在海洋主权主张上存在冲突，海洋边界均需进一步确定。例如，在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的黄海海域，中、朝、韩三国存在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在总面积77万平方公里的东海海域，中日间有1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

每个国家都会想方设法主张自己的最大化利益。这样的情境中，有关国家针对争议等岛屿，营造主权存在的标识或者现象，并试图获得岛屿所附带的各种权利、利益，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2. 海权争议或将长期持续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几乎可以断定，除非中国与邻国之间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否则，争议岛屿、争议海权的问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之前，这样的景象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

根据国际海权实践，绝大多数国家，主张的海权不过是从领海基线外延12海里到24海里的领海，之外的海域便都是公海。那样的情形下，岛屿，特别是小岛、礁石附带的海洋权益，极为有限，经济产出能力、前景与治理成本严重不成比例，围绕这些“纠结”形成的国家对抗，想必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声势。

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在有关国家划界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况下，海洋划界问题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境地。

3. “和平竞争”的转机？

中国海权面临的危局不但有安全隐患，还有发展隐患，当前中国海权困难重重的局面固然需要扭转，但若因之而将来在海权竞争中陷于被动，也许是“得不偿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现后，海权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为了新增的权利，海权行使者（不一定是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另外一方面，在海权竞争中，已不再完全由“枪杆子”说了算，一个主权国家在世界海权竞争中的地位，无论是科技、航运、海洋产业或是环境保护，说到底都和每个国家政府对应出台的激励政策和配套措施有关。

强调和平竞争，而不再像之前的海权观一样主张对单纯军事强力的崇拜，决定了包含了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技术与效率的国际间竞争，才是最终决定海权归属的主要力量。

中国当前需要做的，是把握好现代海权竞争的规律，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多的海洋权益。

4. 屯海战略可期

西汉陆权和今日中国海权的相似性，使得昔时适用屯田的逻辑，应该也适用现在的中国海疆，我们可称之为“屯海”。

中国要想在争议海域与各相关国家的较量中处于上风，最根本的做法是继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不断扩大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与海洋经济的相关性，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海洋，在“生产竞争”中制胜。

但是，这也意味着，政府要提供更到位的海洋公共政策和海洋公共服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技术与效

率也要得到提高。依此对照，不管是在海防、法律法规的出台、国家监管还是在海洋产业、海洋科技发展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多需要上升的空间。

二对历史的反思

21世纪是被世界各国公认的海洋世纪。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回顾并反思一个多世纪以来海洋与中国历史发展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十分必要。

海上军事斗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敲开了中国国门，由此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20年后，英法联军再次用坚船利炮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然后驱兵北京城。1884年，法国舰队肆行于东南沿海，福建水师惨遭败绩。10年后的甲午战争，更是上演了一幕历史大悲剧，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几年后，八国联军的炮舰又迫

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此后的中国，更是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回顾不幸的近代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外敌的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灾难的直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

中国近代在海洋方向的奋力抗争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巨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国家学习；并再三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落败。清朝有更多的高层人士看到了英法联军海军舰队的巨大优势，于是创建强大海军以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于中国缺乏工业及其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咸丰皇帝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舰队。于是便有了一支挂洋旗的“阿思本舰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在此次付出昂贵的“学费”之后，中国人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洋务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视下，紧锣密鼓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大批军工企业应运而生。1866年，在左宗棠再三请求下，清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基地。但清朝高层内部的思想并未能真正统一，因此海军海防事业不得不在泥泞路上艰难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谈告终而未开启中日战端，却在中国朝野引起强烈震动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不以为然，没有办海军。1884年 8月，中法马江一役，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战端甫定，光绪皇帝就颁布了“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随即海军衙门宣告成立，海军成为国家经制军种之一，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1888年秋，阵容庞大的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