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及其启示

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及其启示1、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所谓现代主义，就是以现代性为目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文化趋向和实践活动。

从哲学角度来看，所谓现代主义哲学，就是指从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启蒙运动，19世纪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20世纪的马克斯·韦伯的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

与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主义”原仅指一种以背离和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指称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

从“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一词的构成来看，它包含两个部分，即“后现代”和“主义”。

“后现代”（Postmodem ）之“后”（post）具有歧义性，它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不同态度。

在一种意义上，“后现代”（Post—modem ）是指“非现代”（not —modem），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

“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况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传统价值、确实性和稳定性的丧失。

无疑，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而广义的理解则是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除后现代艺术、建筑之外，还包括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哲学。

在第二种意义上，“后现代”（Post—modem ）被理解为“高度现代”（Hyper—modem），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

第三是在一种非常吊诡的意义上来谈论“后现代”。

按照“后现代”大师利奥塔的说法，所谓“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是与“元叙事”相冲突。

对利奥塔来说，现代与后现代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后现代无疑是现代的一部分。

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

”由此可见,现代性之中就包含着后现代性，因为现代主义就在于对艺术中的各种预先规定和假设提出疑问。

一部作品要成为现代的，首先就必须对它前面的“现代”作品所包含的预先规定和假设提出疑问，所以它又是“后现代”的。

因此，利奥塔后来开始对“后现代”这种提法感到不满，因为它容易使人误以为“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其实“后现代总是隐藏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

……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

”（注：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公众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

在利奥塔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论述中，包涵着两个表面上相矛盾的基本方面：一方面，利奥塔努力把后现代统一于现代的整体之中，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现代的整体性，主张用后现代的重写消解这个整体性。

2、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理论特征作为一种发韧于西方、影响广泛的文化思潮和哲学方法论思潮，后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于20世纪的上半叶和中期，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新解释学和解构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现代思想舞台的，自70年代后迅速流行，至80年代后半期则成为一种时髦的哲学流派而风靡欧美等其他国家。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根据。

首先，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现时代的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反思的思想运动，是信息时代的产物。

随着本世纪50年代西方发生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电视、电脑的普及和数据库的广泛应用，使得“数据库成为后现代人的本性”。

知识的迅速增长和信息的高度膨胀，对西方人旧有的世界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导致了“合法性的危机”（时间削平）。

其次，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等）的产物，它既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思，又是对后工业社会的回应。

再次，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是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和重大的科学发现相适应的”（注：转引自《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

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现实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不完全性，暗中破坏了人们旧有的确定性的世界观，为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价值削平）。

最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又是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的。

后现代主义虽然表面上同现代主义相对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主义的反动，但实质上它同现代主义有着血脉联系。

从总体上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表现为三种形态：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有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批评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有哈贝马斯、贝尔、杰姆逊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有理查·罗蒂、佛克马、洛奇、格里芬等。

这三种哲学形态在五彩斑澜、流派纷呈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中，代表着三股主导力量，从而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推动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展。

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过对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和扬弃，在理论上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哲学运动。

后现代主义哲学流派与现代主义哲学流派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一场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强劲而普遍批评的哲学运动。

作为一种哲学运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消解现代主义哲学运动的消极影响，解构和颠覆现代主义哲学，其表现在哲学观上，就是极力鼓吹“哲学的死亡”和“哲学的终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极力消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立的倾向，代表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合流的一般趋势。

第三，大胆的标新立异，彻底地反传统、反权威精神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灵魂。

（注：参见洪晓楠：“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

）3、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毋庸置疑，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是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相互结合的产物。

这种结合是通过一种双向运动而实现的。

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强大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科学哲学领域。

当“后现代性”渗透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哲学便孕育而生，并作为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滋生着后现代主义。

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既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又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

作为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同伴。

这正如美国学者R ·萨索尔所说的：“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作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

”（注：R·萨索尔：“后现代科学哲学导论”，《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 期。

）在R·萨索尔看来，是斯蒂芬·图尔敏最早在1981 年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一术语。

1991年，《科学哲学学会》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一词。

而作为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其表现就是“后实在论时代的”科学哲学，它滋生着多种倾向：罗蒂的后分析哲学所代表的后哲学文化观、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

然而，无论是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因素，还是罗蒂、法因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都存在着一些“家族相似”。

这种“家族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

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确定不移的；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即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

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认为，事物并没有固定的本质，人们的认识决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

例如，罗蒂认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必须坚持不存在诸如物是自在的这种方式，除了人类想解释它的用法之外，没有其它可描述的方法。

”（注：R ·Rorty：《Essay on Heiderger and others》，New York, 1991, P. 4）后现代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论当作“话语”，这些话语因历史而变化、因语境而变化，它不可能超出语言之外从某一实体那里获得它的意义，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

科学理论并没有一个终极的基础。

第二、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

对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否定，必然会导致对真理或科学的价值的否定。

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一般都主张，没有真理。

正如德里达所说的，文本就是一切，读者从习惯的世界中找到文本，而在文本中找到的只是他自己。

后现代科学哲学从根本上否认认识论的重要性，它所推崇的是一种“表象的危机”。

费耶阿本德认为，理论不分稂与莠、好与坏、真与假，不管何种理论，所起的作用都是共同的，都可以推动科学的发展。

费耶阿本德“坚决主张一个实践科学家没有理由请教科学哲学”，“在科学哲学中没有什么能帮助他解决问题，尤其是确证理论不能帮助科学家决定承认哪些理论。

”（注：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页。

）这样，费耶阿本德就完全否认了真理的存在，否认了认识论存在的必要性。

法因则认为，类似于符合论、融贯论、民意论、实用论、指示论与相对主义的各种真理观，都是错误的，不尽人意的。

他认为：“如果我们终止相信真理是那些与实质性事物相适合的理论、解释或图景，那么，我们就能终止基础主义。

”（注：A.Fane：《The Shaky Game》，Chicage, 1986.P.142。

）法因还认为，真理完全是由实在论者这些贩子们批发出来的，是由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们虚构出来的。

范弗拉森也认为，真理概念所冒的风险太大，把真理置于信念之上是不合科学活动的本质的。

他通过语义学的理论观分析，把真理的概念归之于语义学，从而把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区分出来。

即是说，在纯科学中可以存在真理（理论“拯救现象”，或通过观察的证明），而在应用科学中则不存在真理。

在范弗拉森看来，“理论的内容是对世界面目的表述，这种表述非真即假，在此，正与在其它场合一样，真值观念的适用性仍然是一切逻辑分析的基础，而当我们考虑一特定理论时，我们立即会面临一个仅仅与其内容相关的哲学问题：世界怎么可能是该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呢？”（注：范弗拉森：《科学的目的和结构》，见江天骥主编《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因此，他主张用一个比较不具有冒险性的或风险性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真理，人们除了相信那些关于可观察的理论是适当的之外，其它方面统统括号起来。

第三、摒弃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是一种文学或是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