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

中国的轴心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

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当中国文化进入到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这一段发展历程之时，中国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基本确立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以认识对象的自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思维方法，基本定型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流派，基本形成了；中国人重伦理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一时期基本树立了；中国的士人集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的“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人在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一直延续到了
今天。

这便是中国的轴心时代。

中国的轴心时代是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动的必然产物。

春秋时期，“天子衰微、王权坠落”，于是“学在官府”的局面遂被打破，私学由此产生，由少数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随之下到民间，“士”阶层由此产生。

士阶层的来源有二：一是贵族及其子弟在社会变革中门庭冷落，沦入士的队伍；另一是庶民等社会下层中的一些人士，通过勤奋学习，“积文学，正身行”而上升为士。

春秋末期，官学式微，私学勃兴，原本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走向了民间，于是士阶层的人数增多，队伍扩大。

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和战国时期的征战杀戮，使得是时的统治阶级都充分认识到了“人才”和“谋略”的重要性，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都竞相招揽士人，激发了士阶层参预政治的激情。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使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文化发展的规模日盛，文化流派种类增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起“大一统”统治秩序和观念形态，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有利于文化人有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

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大批新兴的地主、商人乃至平民的子弟，也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孔子的学生中，
既有“结驷连骑”的富商子贡，也有身居陋巷的颜渊。

私学为多种文化的碰撞、交织、交流与渗透，增添了内容和力量，百家之说遂应运而生。

所谓“百家”，只是对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括。

对于其间的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多有论述。

是时的诸子学派，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术承传上的差异，各自的学说内容亦各具特色。

例如，在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

儒家学派，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思辨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实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

在政治主张上，主张行“仁政”；既主张捍卫“三代”礼制（尤其是周礼），又主张对这些“礼”加以适当变通，可谓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

道家学派，在本体论上，主张“道”是万物之宗，尊重“天道”，崇尚“自然”，不完全是儒家强调的“天命”或“天理”，而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

在思想方法上，倡导“无为”，主张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在对人处事、治国方式上，主张“贵柔”、“守雌”，倡导“君人南面之术”。

法家学派，在思想方法上提倡极端的思维方法“排中律”；在治国方式上，主张“严刑峻罚”和“法、术、势”的有机结合；在国家的工作重心上主张“重农
抑商、奖励耕战”；在文化政策上主张“文化一统”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墨家学派，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力”）；反对在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消费（“节用”）；主张以“普遍的爱来消弥战乱、实现和平”（“兼爱”）；尊重“天神”和“鬼怪”（“天志”、“明鬼”）；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尚同”）；提倡任用贤人来治理国家（“尚贤”）。

是时的诸子学派，既有各自的特征，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

百家争鸣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理论的发展与完备。

实际的政治发展又与这种理论的发展相互促进，最终汇合成了秦王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及其法网、文网密布的政治环境。

轴心时代促进了“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的产生。

在“天人关系”上，突出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在“君民关系”上，强调了“民”的作用。

“天道远，人道弥”说明有了“轻天重民”的思想意识。

但这些“轻天重民”的思想，也仅仅限于少数士人大夫中。

老子是最先提出了这一思想的哲人，他率先提出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孔子继承了老子的“爱民”思想，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仁政”思想：“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修己以安百姓”，“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

墨子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在大声疾呼“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的同时，还提出了统治者应当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

孟子在继承前人“仁政”学说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建立起了“民本”政治学说的思想体系。

他不仅率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他还提出了推行“仁政”的具体内容：轻徭薄赋，制民以产；听政于国人；王者“与民同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在轴心时代，随着氏族宗法制的逐渐解体，区域文化格局在宗族藩篱废墟之上显现出了它早期的规模地理差别，从经济上导致了文化的区域构成；邦国林立，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大师并起，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上古时代丰富多彩民风遗俗的流播传扬，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氛围。

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等不同区域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中华文化由此而获得了更加蓬勃旺盛的生机。

古典文明--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大英博物馆珍藏中，有一些由彩陶、青铜器、金器、钱币、雕塑组成的古希腊罗马遗存，虽然为数不多，却彰显出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的历史余韵。

古典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端，这是西方知识界的共识。

19世纪的英国诗人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

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

若不是希腊-罗马征服者，或者说若不是我们祖先的统治者用武力传播它的光辉，我们也许仍然是未开化者。

”雪莱的祖先是被希腊罗马用文化和武力征服的所谓“蛮人”。

在古希腊罗马人眼里，欧亚大陆与岛屿上的其他民族，无论是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不列颠人，还是波斯人、吕底亚人、印度人，都属于野蛮民族。

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建筑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之上，完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原为蛮族的欧洲诸民族在文化上主动“认亲”的结果。

他们先认外来的基督教为思想基础，待他们触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掘出来的古典文化之后，又拿来主义，用它们来打造世俗文化的基础。

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意思在此。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现代西方人已然跃出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阶段，但古典文明的回声却仍在我们身边隐隐作响，其中最明显也最不惹人注意的就是语言文字。

古希腊人吸收了腓尼基字母的长处，创造出自己的拼音文字体系和大量的词汇。

后来拉丁人又对古希腊文略加改动，加工出拉丁字母和许多新词。

现代西方文字中百分之五十的词汇源自这两种语言。

比如英语中的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哲学(philosophy)、历史(history)等等术语便是如此。

我们日常使用的汉语拼音便来自拉丁字母。

所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虽被称作“死语言”，实际上并未完全死去。

除了语言文字以及带有装饰意义的古典建筑形式之类连结古希腊罗马与当代世界的纽带之外，我们周围还能发现众多古典文明的遗传因子。

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哲学。

比如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胚胎和萌芽形式就是在古希腊的母体中孕育的。

现代西方哲学范畴中的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均发端于古希腊。

古希腊人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政教分离的思想是现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创造的民主、共和制是现代世界普遍认同的政治体制的原型。

古希腊人的文学艺术作品至今仍是现代西方文艺界学习的范本和创作的源泉之一。

西方的历史学、经济学、修辞学、文献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知识学科，无一不是由古希腊人奠定的基础。

他们确立的一些原则，如史学摈弃情感、求真求实的原则，希波克拉底的医德誓言等，仍然是当代从业者遵守的学科纪律。

甚至现代西方人直面人生、热爱生活的开朗性格和努力工作、尽情娱乐的风气也始自古希腊。

古希腊人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大的玩家。

他们琢磨出了其他地区少见的娱乐形式，比如集摔跤、拳击、赛马、赛车、火炬接力、田径、健美等比赛为一炉的奥林匹克赛会，堪称古希腊人的创举。

舞台悲喜剧以及上演戏剧的大小型剧场也是古希腊人的独创。

即使是古希腊的神灵，也都富有生气，像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既干好事又干蠢事。

所以古希腊人没有令人麻木不仁的宗教崇拜，他们比古代许多民族享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这种古今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意味着什么?现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有着颇为精彩的概括。

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轴心时代”(Axial Age or Period)的理论，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旧大陆
上的古老文明地区(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和希腊等地)，几乎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突破，发起精神解放运动，人们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意识到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为自己树立起最高的目标，从而产生了至今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

这一认识无疑是合理的。

这次上展的古希腊罗马文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典文化的基本形式和理念。

其中以彩陶、瓶画与雕塑为翘楚。

古希腊罗马雕塑艺术的表现力在古代世界可以说无与伦比。

从古希腊的古朴时代对埃及雕塑的简单模仿，到古典时代的自主创新、开发出高度现实主义的雕塑风格和技法，古希腊人把写实性的雕塑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现代人在大理石雕像和青铜铸像方面很难超越古希腊罗马人，只好在形式的多样性上大做文章。

本次展览中的哈德良皇帝的胸像是这种雕塑艺术的典型代表。

古典雕塑艺术的出色成就也折射出古典绘画的艺术高度。

但遗憾的是，除了陶瓶上的瓶画，几乎所有古希腊的绘画作品都失传了。

目前赖以认识古希腊绘画成就的凭据主要来自希腊瓶画。

它们以神话人物或现实生活场景为题材，以活泼流畅的线条造型，与雕塑的逼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次大英博物馆提供的希腊
彩陶与瓶画，包括希腊陶艺繁荣时期的两种基本形式--红底黑色图像和黑底红色图像的器皿，极为传神。

解读希腊罗马写实主义作品产生的原因，自然应该联想到它们产生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和思想的条件，因为希腊罗马的艺术品虽然浸盈着艺术家的个性，但同时也显示着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各种需求、期待和局限，处处打着具体的历史时代的烙印。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充满戏剧性。

以希腊为例，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希腊就形成了君主制国家，发明了独特的线形文字，建起了壮丽的宫阙楼宇，创造出璀璨的爱琴文明。

但在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自北方入侵，所过之处，玉石俱焚，爱琴文明被一扫而光，古希腊的历史车轮又退回原始社会的末期，开始了新一轮文明社会的萌生过程。

这场历史翻天覆地的倒退表面看上去是坏事，让当事人付出了沉重代价。

但从后来古希腊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它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打碎了一些爱琴文明的宫廷文化传统，为古希腊人在废墟上创建新型文明提供了可能。

后来的古希腊文明能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取得惊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次几乎从零开始的文化断裂。

公元前11-9世纪的希腊，是大劫之后的黑暗时代。

当时的希腊人没有文字，没有城市，社会处于普遍贫困状态。

到了公元前8-6世纪，沉睡中的古希腊人苏醒过来，开始步出黑暗，走向地中海世界。

他们掀起一浪又一浪海外殖民的风潮，在希腊半岛和地中海、黑海沿岸，建起了上千个新型国家，这就是我们史书中常说的“城邦”(polis)。

古希腊城邦和罗马的公民公社(civitas)是古典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属于比较特殊的早期国家形态。

它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区组成。

古希腊史实际是城邦的历史，因为古希腊文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是由城邦时期的古希腊人创造出来的。

罗马的前半截历史本质上也是城邦的历史。

如果从外表看，古希腊城邦和罗马的公民公社与大河流域的早期国家很有些相像之处，都是国土不大、人口不多的小国。

比如古希腊有个叫弗西斯的地方，面积1656平方千米，却林立着22个城邦。

古希腊最大的国家斯巴达的面积也只有8000多平方千米，人口二、三十万。

古希腊甚至还有几千人的小邦，不及我国一个大村落。

然而若从国家的内部结构看，大河流域的早期国家就与希腊城邦以及罗马公民公社有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古希腊城邦与罗马公民公社都拥有一个全权男性公
民组成的集体，也就是存在着一种公民社会而非臣民社会。

比如希腊各邦公民人数不等，多的有三、四万，如雅典;少的一千左右，如普拉提亚。

所有公民都享有一定的公民权利，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比如，公民不同程度地拥有出席公民大会，选举国家公职人员，批准或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占有土地，享受免税、补助等福利待遇，参加宗教仪式、节庆游行、文体比赛等活动的权利。

城邦中的众多非公民，如外邦移民、客居的外商、奴隶等则被完全排除于公民集体之外。

所以，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公民公社实质上是拥有特权的公民联合起来保护自身权益和压迫非公民的机器，是男性公民的政治俱乐部。

其次，绝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以及罗马公民公社都实行集体领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投票选举的游戏规则，一切以法律为准绳。

因此古希腊城邦和罗马是法治国家。

不管各邦实行什么政体，都包含民主或集体领导的成分，即拥有体制化的、常设的公民大会，贵族或民选议员的议事会和具体行政部门三级权力机构。

在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眼里，没有常设的公民大会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因此古希腊、罗马的城市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公民集会与日常活动的场所，以及各级公共
机关的办公建筑。

再次，古希腊城邦的政体主要有民主制、贵族共和制及这两种形式的变体，个人独裁在古希腊人眼里被视为非法的僭主政体。

同古代其他地区比较而言，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王权在古希腊和罗马没有像古代东方绝大多数国家一样，直接转化为专制君主的高度集权，相反却在公元前8-6世纪，被贵族革命所普遍推翻。

鉴于选举制、任期制和小国寡民的特点，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公民公社不存在、也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由职业公务员组成的官僚政府，国家是由业余公职人员共同管理的。

这样的政治制度使得古希腊和罗马人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自由、平等和法治的意识，普遍对非法攫取权力的个人深恶痛绝。

第四，城邦的军队以及罗马共和早期的军队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兵，战时招之即来，战后挥之则去，没有职业化的雇佣军。

古希腊两大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的军队是这种公民兵制度的突出代表。

此外，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公民公社不像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社会，没有人数众多、独树一帜的僧侣阶层。

古希腊罗马人的宗教活动由民选的公职人员主持。

希腊城邦之间的神庙则由邻近各国共同管理。

城邦
和罗马内部也没有城市统治、剥削乡村的现象，因为城市并不是统治者居住的中心，各邦的公民多数都居住在农村，他们与城内公民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无需向城市交纳赋税。

在古典政治制度中，民主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英语中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正是从古希腊文德摩克拉提亚(demokratia)演化而来，原意是人民掌握政权。

公民主权与轮番而治是古希腊民主的基本特点。

当然，古希腊民主制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它只给社会一部分人以民主，对另一部分人却是暴力和压迫。

但与同期的其他制度相比，它却是相对最好的制度，因为在专制横行的古代世界，它毕竟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集体统治模式，使具有公民权的平民百姓享有前资本主义时代罕见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使近代启蒙思想家勾画理想政治体制时有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纵观、横观古代世界各国，像古希腊城邦创建的民主政体可以说绝无仅有。

古代许多国家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都曾留有一条原始民主的尾巴。

随着专制制度的牢固建立，这条尾巴逐渐退化殆尽。

只有古希腊人在阶级社会的新条件下，率先扭转了政体朝着少数人主权的贵族制、寡头制和单个人专权的君主制发展的方向，使
得原始民主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在两个世纪里成为大多数希腊国家的政体形式。

希腊人所以能取得体现古希腊整体文化成就的精神成果，涌现出大批卓越的思想家、艺术家、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及其流芳久远的道德文章和艺术作品，包括这次大英博物馆珍藏展中的一些杰作，显然同古典世界的政治体制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们知道，出色的思想文化产品只有在思想相对自由开放的条件下才可能大量涌现。

在思想禁锢的条件下，人们说话和著述要依君主的好恶为转移，其聪明才智就被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自然难以产生伟大的思想与作品。

与古希腊人相比，古罗马人在思想文化方面显得逊色。

这是因为罗马所处的历史地理条件的局限，不得不长期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没有多少时间从事文化建设和深沉思考，所以罗马最好的思想家(如西塞罗、塞纳卡、奥里略等)与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德摩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哲相比，只能算二等角色。

但罗马人却是治国平天下的高手，其最显著的文化成就体现于宏大的城市建筑和公共工程，以及周详的成文法体系和法律实践。

有鉴于此，罗马人在造型艺术领域虽然是古代世界的佼佼者，但比起
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来说，罗马人只能算是模仿到位的好学生而已。

目前流传下来的罗马时代的雕塑作品，有不少还直接出自希腊雕塑家之手。

所以观众们在此次展览中看到的罗马古物与希腊的同类古物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应了一句学界中常引用的中式评述-希腊罗马不分家，二者共同成就了古典文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