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深受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

沈从文深受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从改造社会和国民的向度上理解并确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面对传统的惰性和革命的干预，他极力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以极大的勇气打破占主流地位的文学规范、写作模式，主动采取一种边缘性的文化立场，以一种与主流文化对话、反思的创作立场，将他的知识分子情调、文人创作个性表现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样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惟工作方式既游离于朝野文学运动理论和作品所提示的标准以外，对于寄食的职业又从不如何重视，所以对普遍生活言，我近于完全败北。”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见《沈从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68179页。

一、五四余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是从思想解放入手的“社会改造运动”，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便是启蒙文学观的产生。新文学作家们强调国民性的改造，指出立国之本首在立人，把对国民思想启蒙视为中国变革的中心环节。沈从文深受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劣根性的种种病态，认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被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人类热情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由此表明了作者对五四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的继承和发扬。湘西世界不仅是沈从文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也是他精神的庇护所。沈从文1924年至1927年北京时期写的湘西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回忆性文字，写幼时栽花、吃腊八粥、走亲戚、逃学、逛街等，寄托对往昔乡间无拘无束生活的思念，回忆中散漫着淡淡的愁情别绪，具有文明笼罩下的感伤色彩和纪实倾向。这一切，基本超不出周作人等人开创示范的乡土小说、散文的格局和路数，与五四文坛盛行的乡土文学差别不大。另一类是在城乡对比中，讴歌乡下人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和雄强英武、自由自在的人性美，讽刺批判城市人委靡病弱的生命形式和冷酷自私的人性堕落。在湘西题材作品中，他极力歌颂乡间小民的心灵美、道德美和人性美，把国民性重铸的希望，寄托于对乡下人特有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描写和歌颂之中，认为要改造病态人生与人性，就必须弘扬淳朴粗犷的乡土文化和诚实善良的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性格。从时间上来看，沈从文进京开始创作时，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已渐近尾声，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并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话语，而他却孤独执著地走在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道路上，并导致了与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主潮的某种隔膜与抵牾。

二、文学商业化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到文学本身的语体层次，直接要求文学存在形式的变革。同时，与这种“文学文本之内的现代性”相对的是“文学文本之外的现代性”，即影响文学发展变迁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职业化的作家文人阶层的形成，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报纸、刊物和其他载体构成的传媒体制等等。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都市文学刊物已经为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们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从而使得写作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得到创立，作家作品所获得的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文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能够赚钱的职业。在上海这个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文学的生产过程几乎完全受到商业的操控。沈从文对此深恶痛绝，与时代氛围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紧张关系，表现出对现代性的一些质疑和反思。现代性自身就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即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现代性概念与审美现代性的尖锐对立。审美现代性产生于现代性内部，它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强调生命与感性原则在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与传统道

德的目的。对现代性而言，审美既是其构成因素，又是其反对因素。这就使得现代性自身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形态。具体到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与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现代性进程开始之初，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已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对其产生了怀疑与不信任，这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反思现代性倾向。1933年，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的发表，拉开了京海论战的帷幕。这篇文章及其后的《论“海派”》、《关于“海派”》可说是沈从文对“名士才情”加“商业竞卖”风气的严厉抨击。“每一个读者，全是在过去中造成他对文学感情的好坏，在市侩广告中，以及一些类似广告的批评中，造成他对文学的兴味与观念。经营出版事业的，全是赚钱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书影响大小估价好坏，商人看来全在销行的意义上，这销行的道理，又全在一种近于欺骗的情形下，使一些人成名，这欺骗，在‘市侩发财’‘作家成名’以外，同时也就使新的文学陷到绝路上去。”沈从文：《关于“海派”》，见《沈从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9页。沈从文在这里所反对的实际是文学的媚俗性，而它是“现代性最典型的产品之一”。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媚俗艺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把媚俗艺术在‘第二’或‘第三’世界的出现看成‘现代性’的准确无误的标志”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沈从文追怀五四时期严肃认真的文学态度和健康风范，然而，他所面对的这一文学商业化潮流，正是逐渐走向现代文化流通机制的时代特征，这也是五四启蒙现代性发展的逻辑结果。

三、文学政治化的质疑

尽管新文学作家在文学革命之初即不遗余力地对“文以载道”观提出广泛尖锐的批评，试图把文学从不能承受之重的各种职能中解脱出来，但不可否认，整个新文学还是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工具论的色彩，并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一些弊病。这既与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有关，又是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在新文学家身上潜意识的传承和流露。许多新文学倡导者反对的主要是文学载封建之道，却没有真正消除将文学作为思想文化工具的看法，余虹在《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中指出：“五四时期的文学自主论者大多是摇摆不定的，当他们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述说时，会觉得很有道理，而当他们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觉得文学工具论更有理由。”不可否认，30年代文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五四时期思想相对自由的氛围已渐渐消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呼应，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面貌。尽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观察社会的视角，左翼文学也的确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入的刻画且不乏优秀之作，但过于注重作品的思想性、社会性而忽略其艺术性却是当时大部分左翼文学作品的通病。这对于提倡文学独立、注重文学审美的沈从文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辛亥革命时家乡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记忆，行伍生涯中目睹军队的残忍屠戮，激起他内心深深的震动与悲哀，“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深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辛亥)革命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1272页。沈从文毅然摆脱了早年的流浪和行伍生涯，决心“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23页。。曾经血腥的所见所感形成了作者对于滥用权力、草菅人命、强权政治本能的反感和厌恶，在此心态之下，他对于文学政治化所表现出的敏感和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沈从文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写道：“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