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一

“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

争（一）

小引

“澶渊之盟”是北宋武力收复五代以来北方失地的最後一次认真努力。这次战役虽然以小胜结束，但最终订立的盟约，却是宋廷每年向辽输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副其实地“化干戈为玉帛”。[i]古云：“天子之事，唯祀与戎。”既然戎事不行，精力自然转向“祀”来。据说和议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ii]也是“偃武修文”的意思。这种反复倒也和太祖太宗的政策相距不远。但对于宋真宗赵恒而言，“澶渊之盟”的输款结好，无论如何唤不起踵武汉唐的感觉来。既欲彰显盛世，则无论远述秦皇汉武，近譬唐代玄宗，致力祀事都是标明盛世，点缀太平之一大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平等结盟的先例可循，宋与契丹的澶渊之约是用赌咒发誓的方式订盟的。据载宋人的盟书写明：

“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共当殛之！”

契丹文书亦有“孤虽不才，敢尊誓约。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等语。[iii]可知盟誓双方都具有共同的，至少是相当的天地神祗信仰系统。后来宋徽宗约金灭辽，违背了这个誓言，不久金兵入汴，徽钦二宗“北狩”，“斧声烛影”以后当政的赵光义一系宗室亲贵，几乎都被掳往漠北，受尽凌辱，异乡为鬼。赵构只身南渡，却终因无後，传位给赵匡胤之後裔。南宋与金亦曾有类似的诅神盟誓，只是辈份矮了一节，屈

身为“侄”，但後来约蒙伐金，如出一辙，结局也差似。故宋遗民曾感慨系之，曰：

“国家与辽结欢。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宣和伐燕之谋，用其降人马植之言，由登、莱航海，以使于女真，约尽取辽地而分之。子女玉帛归女真，土地归本朝。时主其事者王黼也。时论多以为不可。宇文虚中在西掖，昌言开边之非策，论事亶亶数千言。设喻以为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肆吞并以广其居，乃引暴客而与谋曰：“彼之所处，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得其全。”暴客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暴所窥。欲一日高枕安卧，其可得乎？种师道亦言今日之举，如寇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两喻最为切当。当事者既失之于女真，复用之于蒙古，而社稷随之矣。”[iv] 这种“渎神背盟，该遭报应”的宿命，就像一个压在中华民族心底的梦魇，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脱某种荒诞的巫术味道。如果我们明白“恢复情结”和“神道设教”这两个主题词，实际上与有宋一代，特别是崇道的真宗、徽宗两帝共相始终的话，那么会更容易理解这节文字论述的重心所在。

有关宋代国君崇道传统，以及“天书封禅”、“蚩尤作乱”与关羽崇拜的关系，笔者已有论述。[v]此节所论，是“天书降神”究竟只是一场短暂的闹剧，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文化设计之开始。这对于我们理解关公崇拜所以大兴于元、明、清三代，是很有必要的。

天书降神

《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条记载说，殿中侍御

史赵湘曾上言请封禅，真宗不答。王旦等奏：“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真宗也表示“朕之不德，安敢轻议？”[vi]但他的内心里，恐怕总是有一点不甘。既不能收复燕云失地，建立祖宗梦寐以求的功业，又想当盛世的明君圣主，赵恒的这种两难情意结，被聪明透顶的王钦若敏锐地捕捉到了：

“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後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黾勉而从。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vii]

这是一般引述的看法。但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述王钦若的回答，侧重却略有不同：

“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敬鬼神，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