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和研究现状

上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和研究现状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研究范畴和命名至今还是非常有争议的，并没有定论。

因为它牵涉很多复杂的问题，一个作家也许会因为居住环境的改变、语言的转换等因素由此带来观念的巨大差异。

本篇试图通过海外华文文学命名探索它的意义何在。

除此之外，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现状作以大致梳理，考察某些方法论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解读过程，在这些研究视野中，新历史主义为我们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困难性及内涵事实上，要给海外华文文学命名，是非常困难的。

这中间牵涉的问题十分的复杂，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说，“海外华文文学”存在“海外”和“华文”两个概念。

1，从地域范畴上来限定“海外”即当今之国外，更加严密的说指的是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这个范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这几个版块。

这样，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把港澳台文学排除在外。

虽然港澳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缘文学”，但无论如何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海外华文文学却并不隶属于中国文学。

在这里，“海外”一词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来加以限定的。

本土的文化传统的一旦脱离它的母体，被置于异域环境中，它所受到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陌生的话语环境、扑面而来的文化隔阂、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这些由于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反差使得华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来应对陌生的居住环境。

这种陌生的环境反过来影响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於梨华和严歌苓这两个杰出的华文作家都曾表明，如果没有移居海外，她们不可能对中西文化所带来的差异有那么深的感触，这是任何一个不曾脱离母体文化的人所能感受到的。

2，从语言上来限定“华文”指的就是汉语，即运用汉语进行创作，汉语是否运用，是华文文学与其它语种文学（如英文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等）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

所以历来有不少学者仅从这两个方面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界定，例如陈贤茂认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称之为海外华文文学。

”1王晋民也持类似的观点，“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本土之外，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之外，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与非华人心态和生活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亚洲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非洲华文文学等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

”2其实汉语不单单是区别华文文学和其它语种文学的标志之一，汉语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是人格尊严得以维护的标志。

因为“直至最近，用英文创作时，华人作家仍不得不压抑自己甚至扭曲自己作为华人的某些情感意识，因为这些情感意识与美国流行文化中对‘东方人’的陈旧描述相左”。

3但是如果单单从地域和语言两个方面来限定的话，其中的困惑性抑或是困难性接踵而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先从创作者的身份来看，是不是只要是在国外的运用汉语的作者进行创作的文本，都可以纳入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对于是否是“华人”没有限定？种族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被模糊？我们说，种族抑或身份在海外华文学研究中更应该强调和突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只指的是“海外华人”，指的是具有华夏民族血统、血缘关系的“海外华人”。

因为族裔性才使得本民族的成员对于本民族的诸如自己民族的远古神话、传说的记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想象，再诸如沉淀在所有本民族成员内心深处某种集体无意识等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这些是非本民族的成员无法达到的，即使他对华夏文化有着深入的理解。

那韩国的许世旭，斯诺还有赛珍珠的一些用汉语创作的文本就不能纳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第二，接下来的问题更加令人困惑，如果华文文学同时从以上三个方面即地域、语言和种族同时加以界定的话，海外华文文学指的就是海外华人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文学文本。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部分华文作家在出国之前就著作颇丰，如台湾60年代出国的一大批旅美华文作家如白先勇、欧阳子、叶维廉、郑愁予、1 潘亚暾：《海外奇葩——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2 王晋民：《论世界华文文学的主要特征》，载1994年香港炉峰学会出版《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转引自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第24页。

3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190页。

杨牧、陈若曦、於梨华、聂华苓等，在国外也创作出一些经典名作，如果以出国为界限的话来划分他们的作品是否属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会不会抹杀一个作家的整体性？另外还有一类的华文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老舍、徐志摩、戴望舒、艾青、萧红等重要作家都曾在海外留下大量的、优秀的创作作品，有些甚至为文学史上的开拓之作，如郭沫若《女神》中的多数作品。

我们是否应将这些作品归入海外华文文学呢？……张爱玲等重要的现代中国作家中年或晚年移居美国，因而成了海外作家，相当令人困惑，在此，被支解的不仅是作家本人，而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4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否可以将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更加细化？海外华文文学不仅是海外华人运用汉语进行创作，而且表现的内容是海外华人在海外生活的状况的文学文本。

这个看似严密的定义似乎都解决了以上的所有问题，首先排除了港澳台文学；排除了虽是华裔作家却用英语或其它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如近年来在美国的如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等运用英语进行创作并获得巨大成功的文本）；排除了非华人作家即使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文本；排除了不是反映海外华人在海外生活的状况的文学文本。

但是另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接踵而来，一些作家，出国后仍然写出一些作品并不是他们在海外生活的状况，如白先勇《孽子》、《台北人》；陈若曦的《尹县长》、《任秀兰》、《耿尔在北京》等，这些作品如果按时间算的话，则应该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但是如果按照表现的内容，则不应该划入该范畴之内。

对于这些游离于边缘的文本，我们究竟采取何种方法对其进行解读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总之要给“海外华文文学”下一个很明确的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它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们在对其进行解读时，当然适当的依据一些它所规定的范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不应该拘泥于此，应灵活的分析这些流动的，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文本。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最初发端于对港台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关注台港文学并在内地倡导此项的是广东，福建两地的学者。

80年代初，介绍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作家的文章逐渐增多，但主要的关注点是台湾，香港文4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第28页。

学。

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讨论会，会议改名“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这一更名说明，学者们已认识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者主要是对单个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这当然与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和研究的相对滞后，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的资料严重匮乏相关；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各个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的“概论”、“概要”、“导论”等相继出现，较之对单个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这一研究已渐具系统性；另外，各种研讨会所产生的论文集；随着资料的逐渐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而全面的文学史也诞生了。

研究者对于这一领域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逐渐上升到理论建设，诗学研究的层面。

朱文斌在他的《跨国界的追寻——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一书中，梳理了大陆学者对新马华文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从最开始的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如云林的《读〈秀子姑娘〉》）——新批评分析方法（如陈贤茂的《潘雨桐小说与古典诗词意境》）——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萧村的《待到山花烂漫时——战后马华文学发展梗概》）——从文化的视角切入。

作者建议“适当的引进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5虽然论者主要论及的是新马华文学，但作者的建议同样适用于整个海外华文文学。

在众多的研究视野中，后殖民主义无疑是许多研究者所经常采取的分析策略。

如刘俊的《“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他认为美国华文文学相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和东方母国的中国文学来说，具有一种双重“他者”身份，除此之外，存在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焦虑，在经历了从本质主义的追寻到重建新的“身份”变化之后，得以消解。

朱立立在《海外华文文学后殖民批评的可能性及限度》一文中，她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了华文文学后殖民批评的论题，更可贵的是从大陆、台港和海外三重视野和立场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概括，并开创了华文文学研究跨国性的学术空间。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有的学者建议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我们可以华文文学整体观照下，将中国本土文学同其他5 朱文斌：《跨国界的追寻——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新星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146页。

国家的华文文学相比较，在比较中探索其发展的脉络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相遇时碰撞和认同的过程及其规律；也可以将本土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的特殊存在方式、美学模式、文学风格以及作为语言艺术的演变史；还可以将同一国家不同群体的华文文学作比较，探讨它们在同居住国主流文化碰撞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反应与选择。

”6同时在众多的方法中，饶芃子尤其特别推崇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有些学者采取的则是几种视野的融合，如李亚萍在《美国华文文学中的大陆女性形象》一文中运用比较文学和后殖民主义双重视野对女性形象的演变做了深刻的分析。

在这些众多的方法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刘小新和刘登翰提出了“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他们在一系列文章如《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从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中阐释了这个构想，主张从纯审美研究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提出了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阈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阈的整合。

由于他们是只是从纯诗学领域提出的这个构想，并没有结合具体的华文文学文本和文学发展史，但是毕竟这个视角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去的。

运用新历史主义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解读的论文迄今为止笔者搜集到的只有零散的几篇，如方秀珍的《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刘雄平的《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重奏》，仅仅局限在新历史主义特征明显的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上。

笔者在“华人文化诗学”观念的影响下，试图运用新历史主义对新马华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华文文学版块作以全景式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