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我从来没有机会来北大做学术讲座，或是跟同学们在一块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借这个机会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分享。

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产生这些想法和作出各种选择的缘由。

我不奢望我这些想法能够影响所有人，但我确信这些想法一定能够影响一部分人，当然影响大家并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过的路。

我认为，在中国，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

所以，像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全国学子的翘楚。

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担负起中国的未来。

如果你们毕业后，仅仅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仅仅关注自己的房子、车子，那是很不应该的，至少我会很伤心，很失望。

少年壮志“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还是2002年回国时，看到国内有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谁了》。

虽然书名让我义愤填膺，但也没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觉得说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学演讲，讲完以后，校领导请我吃饭，挺有意思。

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郑州的。

他低低头挠了半天脑袋，说：“你老家是哪儿的？”我想了想说，我父亲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

他说：“哦，这还差不多。

”听完那番话，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来在外面惹了很多人。

但是我还是挺以河南郑州出生为荣的。

我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

他们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作，于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

我是1967年在郑州市出生的。

听父母讲，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火的时候，郑州的武斗刚刚开始。

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后在一家“保皇派”医院里战战兢兢地生下了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镇的一个小村庄里。

农村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很清苦的，不过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到地里去吃水果、玉米之类的。

那段经历让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就看不起人家，否则这个人就缺乏教养，会被更多人看不起。

后来，我就在那个村子里读完了小学。

那时候我学习很好，老师们都很看重我。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曾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公，你将来一定要为我们驻马店争光啊！”另外，我觉得上小学时，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

父亲很聪明、很爽朗。

在我的记忆中，他干什么都行，但就是不太得志。

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带来农村。

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和盖房子。

后来在机械厂作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帮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复习功课，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终于有用了。

他给他们讲解X YZ，讲解方程式的解法——虽然我听不懂，但在当时我觉得这真酷。

小学毕业后，我就进入驻马店镇中心中学就读。

高中时，转入河南省实验中学。

当时，我成绩很好，想申请入团。

可是老师说我发展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恰好那时我们学校要举办运动会，班上没人愿意报5000米和10000米长跑。

为了好好表现，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但是那次比赛，我跑了倒数第一，让我羞愧难当。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就天天练习长跑，希望有一天能够一雪前耻。

到了第二年，我又报名参加比赛，拿到了比赛的冠军。

这无意中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

后来，到了清华，我还想继续跑长跑。

可是，学校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改练竞走。

那时，我还曾夺得清华万米竞走的冠军，并创造了全校竞走的记录。

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铃来提醒你。

这种体育项目特别能锻炼人的意志品质，这让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获益匪浅。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负笈清华1984年，我作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参加全国高中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

那时候我觉得学物理的人是最聪明的。

但是，在和北京大学签订保送意向书后，清华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又找到我。

当时，那位老师对我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选择了生物学。

1985年，作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我开始了在清华求学的生活。

进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不喜欢生物。

由于对生物系的课程趣味索然，同时还觉得生物系课程没有太多挑战性。

所以，我就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不喜欢生物系的课程，但是我依然把生物系的课程学得很好，所以我在清华的成绩一直都是本专业的第一名。

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清华大学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

在大学求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无疑就是父亲的突然去世。

那是1987年，父亲不幸遭遇车祸。

出车祸后，父亲被送到了医院。

到医院时，他的血压是130/80 mmHg，心跳为62次/分钟，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活人，不过就是昏迷了而已。

可是医院要求送父亲到急诊室的司机先交上500元押金后才给予以抢救。

结果，当闯祸司机在4小时后把钱凑齐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父亲是在未经任何抢救的条件下去世的。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使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很多变化，觉得非常不公平。

当时我的心里有很多怨气，以致后来我毕业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也没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

当时，我觉得国内最值得我留恋的就是母亲和家庭。

父亲去了，虽然我还在上大学，但是我觉得我得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了，而且还得慢慢负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

所以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我开始想法子赚钱。

我资金、精力都有限，所以只能做些倒买倒卖的小生意，那时候差不多只要是能倒的东西我都倒过，甚至连导游都做过。

靠自己的努力，我还小有成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积攒下了一万多元钱，成了“万元户”大学生。

不过，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学时就去做小生意。

我当时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我虽然做小生意，可是课程一点都没落下，照样考第一。

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你们去赚外快。

留学海外1989年，我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申请自费赴美留学。

1990年，我离开祖国，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习生涯。

但是，到美国不久我就受到了一系列刺激。

当时，我去参加聚会时，大家会问彼此从哪里来，有些中国人就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做中国人是一件丢脸的事。

我就难以容忍，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光辉而灿烂的文明，值得我们自豪。

我们不就是临时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

当时中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那时美国的媒体对中国进行连编累牍地负面报道，而且还有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1991年夏天，我准备回国看望母亲。

可就在临行前，我的汽车被盗，随后我又被抢。

当时，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就决定去欧洲散散心。

这次散心之旅最终成了一次闹心之旅，使我终生难忘。

当我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家的人都被单独列为一类。

签证时，不仅收取的签证费用最高，而且还像查户口似地盘问你。

这让我感觉很不好。

我拿到了前往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我旅行的第一站。

但是，当我在伦敦机场入境时，我就受到了特别关照。

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

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了一下，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

但是我错了。

他们看到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把我留下来，对我进行盘问，还把我的包打开，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

排在我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

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难道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随后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我同样受到了和伦敦一样的“特别礼遇”。

当时，我深受刺激。

我们不就是穷了点吗？因为中国穷就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我的思想就一点点地开始变化。

到了1992年，我就有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打算了。

所以，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

外面有些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

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很高时去影响他们。

有时候，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

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教育课，我相信一定会爆满。

我不需要给他们空洞地谈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有很丰富的实例，我觉得我会运用这些实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引起他们的共鸣。

上面扯得有些远了点，我们回到留学话题上来。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

一开始，我自己觉得英语有点跟不上，就规定自己每天背25个单词，时间长了，也就慢慢过来语言关。

我的导师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难能顾及我们，我当时自信心还不够强，也不是很活跃，不怎么受瞩目。

加之我先是跟随课题组内的另外一个老师做实验，跟导师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以致读研究生三年了都没有跟导师好好谈过话。

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末的事。

有一天，伯格教授突然向我们宣布他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大破绽。

随后，伯格教授就在实验室的一块黑板上推演起来，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鼓足勇气给他指了出来。

物品话音刚落，整个实验室里就鸦雀无声，静得可怕，伯格教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心想坏了，可能惹教授不高兴了。

结果，第二天他问我是哪里毕业的，在哪里学的热力学，我说在清华大学学的，他听完就夸奖我学得扎实，还说你们清华的教育做得真好。

加之当时我的实验有了一些成果出来，所以从那以后教授就对我刮目相看。

在我毕业时，伯格教授还说我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为我感到骄傲。

1995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还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将来到底干什么，对未来感到迷茫。

坦承地讲，那时我对做研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我那时工作做得也很优秀。

这一点，我跟饶毅、王晓东不一样，他们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做得很优秀。

这方面，我倒是挺羡慕饶毅和晓东他们。

博士毕业了，我觉得自己还有些经商的天赋，所以就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

那时候天天忙活到大半夜，很辛苦。

结果忙了半年，业务也做得不错，最终却分文未获。

经过这些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经商了，随后就果断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重新开始去做科学研究。

1996年1月，我到了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师从尼克拉·帕乌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

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最拼命的时间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