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字通假,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音同或音近的字互相借用

古字通假，是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音同或音近的字互相借用的现象，又简称通假、通借、假借。古人在使用文字时，常常不用有其本义的本字，却用了与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替代。尽管借字与本字的字形、字义不同，但字音一定相同或相近，所以又有一种更确切的称谓，叫做“古音通假”。那些被本字借来的字就叫假借字，又叫通假字、通借字、假字、借字、假音、借音。《列子•黄帝》：“状与我童者近而爱之，状与我异者疏而畏之。”“童”是“同”的假借字。《诗•召南•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谓”是“畏”的假借字。

通假现象在古书中极为常见，尤其是先秦古籍，假借字出现的频率很高。以《诗经》中的《卢令》篇为例，这首诗短短六句，二十四字，其中假借字就有六个，占全篇总字数的四分之一。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第五十五章：“蠭疠虫蛇弗赫，据鸟孟兽弗捕。”除“蠭”是“蜂”的异体，“赫”是“螫”（shì）的形讹，“据”是“鸷”的音误，“虫”是“虺”的古字外，“疠”、“孟”、“捕”分别是“虿”（chài）、“猛”、“搏”的借字。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望文生义，不仅扞格难通，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曲解前人的原意。李贺《老夫采玉歌》：“蓝溪之水厌生人。”不能理解成蓝溪的水厌恶生疏的人。句中的“厌”是“餍”的假借字，诗说蓝溪的水饱餐活人，即多少人葬身鱼腹之意。《管子•重令》：“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句中“离患”与“犯难”并列，“患”与“难”（nàn）同义，“离”与“犯”也应该同义。“犯”的意思是干犯，有触及义，在此句中释为遭遇、遭受，则知“离”是“罹”的假借字，“罹患”也是遭受祸患。如果不懂假借，望文生训，把“离患”解释为脱离祸患，就恰好把意思说反了。清代学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说：“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可见在阅读古书时，不可拘泥于字形，而应当按照通假的原理去寻求本字。

按照习惯说法，通假字分为“本无其字”的通假和“本有其字”的通假两大类，这是从文字学的角度划分的。象《战国策•秦策二》“往而不能反”的“反”字，本义是反覆、翻转（《说文：“反，覆也。”），去而复回是其引申义，这个意义后来才加意符“辵”（chuò，乍行乍止）写作“返”，这是后起字。严格地说，这类字属于古今字的范畴，说成“本无其字”的通假是不够科学的。“本有其字”的通假，指的是本字和借字当时都已存在，不用本字而用借字。通假字实际包含的对象应是这后一类的字。当然，有些通假字也是先借后造，但与古今字是根本不同的（说在后文）。

从音韵学的角度划分，通假字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声韵皆同（声调不计）。《墨子•尚贤中》：“蚤朝晏退。”蚤通早。蚤与早同为精纽、幽韵。《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漆身为厉。”厉通癞。厉与癞同为来纽、月韵。这种类型叫做同音通假。

（二）声同韵近。《论语•颜渊》：“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亡通无。这两个字上古同为明纽。亡，阳韵；无，鱼韵。阳鱼二韵对转。《诗•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胡通何。胡与何同为匣纽。胡，鱼韵；何，歌韵。鱼歌二韵通转。这种类型叫做双声通假。

（三）韵同声近。《礼记•内则》：“肉曰脱之，鱼曰作之。”作通斮（zhuó，削。按《尔雅•释器》作“鱼曰斮之”，郭璞注：“谓削鳞也。”）。作与斮同属铎韵。作，从纽；斮，庄纽。从庄准旁纽。《易•系辞下》：“往者屈也，来者信也。”信通伸。信与伸同为真韵。信，心纽；伸，审纽。心审邻纽。这种类型叫做迭韵通假。

（四）声韵皆近。《诗•大雅•荡》：“侯作侯祝。”作通诅（诅咒）；作，从纽、铎韵；诅，庄纽、鱼韵。从庄准旁纽，铎鱼二韵对转。《老子》第五十二章：“塞其兑，闭其门。”兑通穴（从俞樾说）。兑，定纽、月韵。穴，匣纽、质韵。定匣邻纽，月质二韵旁转。这类声与韵都相近的通假，权且称之为音近通假。有人说“声韵连转”，揆其“连转”之意，盖谓辗转相通。甲字与乙字通，乙字与丙字通，甲字也可与丙字通。或者先双声转而后迭韵转，或

者先迭韵转而后双声转，到甲字与丙字转时，就有可能既非双声，又非迭韵。但声与声、韵与韵一定都相近。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云：“《大戴记•夏小正》篇‘缇缟’，按‘缇’字古《夏小正》当作‘是’，‘是’与‘寔’通，‘寔’与‘实’通，故《传》曰：‘是也者，其实也。’”又如《诗•周南•葛覃》“害濣害否”，毛传：“害，何也。”陈奂《传疏》：“《传》释害为何，《绿衣传》解曷为何，害何声同，故曷谓之何，害亦谓之何矣。曷者，本字；害者，假借字。”袁梅《诗经译注》则直截说“害，即‘何’字之假借”。都是辗转相通之例。

通假字字音相同或相近，是以古音为依据的，主要是上古音。上古没有出现的字，要依据中古音。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有些今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古音却相隔甚远；反之，有些今音绝然不同的字，古音却相同或相近。《管子•心术上》“不义不颇。”义通俄（偏邪）。今音“义”读yì，“俄”读é，古音却同是疑纽、歌韵。《贾谊新书•退让》：“是讲怨分祸之道也。”“讲”是“构”字假借，“分”是“召”字形讹（一本作“构怨召祸”）。今音“讲”读ji ǎnɡ，“构”读ɡòu。声母j、ɡ不同，韵母iang、ou 亦别，古音却同是见纽、侯韵。因此，绝不能以今音判断古字通假。既不能认为今音不同的字古代不能假借；反之，今音即使相同，如果古音相隔，也不能说它们通假。古音的关联，还必须是声纽和韵部同时相同或相近。或声韵全同，或声同韵近，或韵同声近，或声韵俱近，二者之中有一方乖隔者，不可视为通假。

判断古字通假，关键虽然在音，仍然要把正借二字的本形、本义联系起来考察。汉字毕竟是表意文字，尽管语言先于文字，先有其事，事有其音，然后造其字；然而义存于音而载于形，字形起着区别字义的作用。“形以经之，声以纬之”（江沅《说文解字注序》），“有形以范之，而字义有一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不然，许慎何以分立五百四十部首而使众多的文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许慎《说文解字•自序》）？研究通假问题，必须以音为纲，形、音、义三要素统筹考虑，缺一不可。“合三者以为言，譬之束芦，同时相依，而后小学始得为完璧”（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要“把汉字的形、音、义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紧密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李格非《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序》）。一些“音同义通”论者往往抛却字形，不分正借，一概名之为“某某音义同”、“某某音同义通”或“音近义通”而了事。“音同义通”会无所不通，直至“通”得一塌糊涂。若依此论，中国文字只需一二千个便绰绰有余，何以有数万之多？眼眶之“眶”、门框之“框”、筐笼之“筐”都不必有，只需一个“匡”字就全“通”了。有了“甲”字，背胛之“胛”、闸门之“闸”、抵押之“押”、狎习之“狎”、鸡鸭之“鸭”、箱盒之“匣”全属多余。“音同义通”论者深知，汉字纠葛甚多，研究宜粗不宜细。约略言之，则安全可靠；究之愈密，则风险愈大。譬如问“他是谁”，只宜回答“他是人”，万无一失。倘若回答是何国籍、何民族、何部门、何职业……则有可能出现错误。这种办法固然稳妥，却未免滑稽。真正的“音义同”，只能是异体字：“音同义通”和“音近义通”也只能用于分析同源字。

研究古汉语通假字，应当根据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由于文字的形、音、义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尽管变化的主流一脉相承，多数今义由古义（本义）引申发展而来，但有些今义属于后起，有些字意义转移，或借义行而本义废，或借字行而本字废。研究通假，务必追溯文字的本义或早见义，“本义既明，则用此字之声而不用此字之义者，乃可定为假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本义不明，不但无法确定是否通假，甚至会误流为源，本末颠倒。以“伯”和“霸”为例：《说文•人部》：“伯，长也。”“伯”本指长幼次序——伯、仲、叔、季中排行第一者，最长者称伯。今称年长于父者为伯或伯父，仍保留着“伯”字本义。最长者称伯，引申指最强盛。霸业、霸主等义，其本字应作“伯”而常借“霸”字为之。《说文•月部》：“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声。”本义是夏历每月初始时的月光，故其字从月。后借霸为伯，致“霸”字借义行而本义又被“魄”字取代。凡以为“霸”是本字、“伯”是假借字者，皆是以今义说通假而致本末倒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彊而赵弱”，用“强”的正字。可是人们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