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他们为何会论战?论战的内容是什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

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

一、关于翻译标准问题

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梁实秋指出，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而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区别。这里所谓的死译，实际上是针对曲译而言的，死译和曲译分别是直译和意译的极端表现形式，历来一直被译界所深恶痛绝。梁实秋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陈西滢《论翻译》中的一句话：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陈氏这里只不过是在以讥讽的口吻

点明死译和曲译实则是半斤对八两，死译与曲译之风一样断不可长。而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梁实秋一方面认为曲译断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却又从反面入手，指出一本书决不会从头到尾的曲译，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害人不浅的错误，读者终究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也等于不读; 况且犯曲译的毛病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梁氏如此阔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下文作好铺垫，但他却于无形中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我们知道，误译有悖于原文语意，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作为不懂原文的读者，则很少能对这些错误信息加以识别，就此而言，上了译者的当，受了译文的骗，读者即使落个爽快，其危害无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译。此外，从客观上讲，犯了曲译的毛病，不见得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诚如死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我们同样可以说，曲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也是死译。显而易见，梁实秋的这些论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文艺与批评》中挑出三段译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时，即遭到了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强有力的反驳：梁实秋的这些话，在我也觉得是废话，他认为要读这样的书，就是要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但地图并不是死图，而硬译即使离死译不远，照此类推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

其实硬译这一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并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它作为

直译的代替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至于他后来提出的宁信而不顺一语，只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的暂时的意气用事罢了，因为他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像赵景深那样把天河译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之所以如此，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说明了部分原因：译者面对的读者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识字的，丙是识字无几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译文读者的范围之外，给乙类读者的译文要用一种特殊的白话，至于甲类读者，则不妨运用直译，或者说不妨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

早于1928年，梁实秋就在《论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在他看来，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他曾不只一次地枚举过鲁迅硬译的例子，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分析与批评。他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硬译，主要是译者或于外国文无把握，或译不出来时勉强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或以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他的这些指责显然都具有针对性，矛头所指就是被他称为硬译大师的鲁迅先生。事实上，他的一些翻

译观点可以说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责了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的一例译文错误，然后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如能不但对于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然是好的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且还要读者硬着头皮去读，这是太霸道了。他还为坏的翻译界定了三个条件: (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达出原文的强悍的语气。(三)令人看不懂。并称三条有其一，便是不好的翻译，若三者俱备，便是最坏的翻译，可以看出，这里的三个条件显然也是针对鲁迅的译文而总结出来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味地意气用事，比如在对鲁迅大加讨伐的同时，他也不失确当地对各种错误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批评。他指出：顺而不信与信而不顺都是极为错误的。然后他又接着说道：

硬译不必即信，顺译也不必即误。误译，曲译，死译，硬译，都是半斤八两。误译者不要笑硬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硬便能遮盖自己译的误;硬译者也不要笑误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误便能遮盖自己译的硬。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硬译，他却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事实上，他当时的译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译的形式出现，其特点是采用以句为单位的散文体，力求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义，这从他后来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也可以看到。

仅从理论上分析，我们看到的显然只能是婆理公理之争。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