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

本文简单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概况，主要探讨了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高等教育危机：(1)质量危机，主要表现为高校教学基本条件的恶化与民办高校教学质量难以保证。(2)资金短缺危机，主要表现为国家财政教育支出逐年下降。(3)教育公平危机，主要表现为由居民个人与地区收入的差距所引发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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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后的两年，2000年招生220万，2001年招生250万。1999年的毛入学率为10．5％，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11％，距离15％仅一步之遥，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准备迈入大众化的行列。按照“十五”教育规划，2005年后高等教育规模还将继续扩大，以期实现2010年毛入学率20％的指标，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正沿着“精英教育一大众化教育一普及化教育”这一国际通行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向前挺进，这一趋势从表1所提供的数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规模急剧扩张的时期，从以精英培养著称、以远离世俗为荣的象牙塔中走出，贴近大众，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高等教育的扩张是中国主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一种选择。

但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我们也应冷静地对待其繁荣背后的危机，理性地分析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之下所隐藏的潜在威胁，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未雨绸缪，防范未然。

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质量危机

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主要是采用了两种战略，一是在8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内涵型发展”为主的改革思路，即指在原有高等教育规模的基础上，以挖掘高校内部潜力为主，来扩大高等教育的容量，不增加或少增加高校数量便可达到扩大受教育人数的目的。二是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的“外延型发展”的办学思路，进行高等教育体制上的创新突破，最核心的就是办学体制的突破。这样，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开始进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并发展为多种形式，如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国内外合作办学、大学园区、大学城、教育集团等新的外延发展的办学模式。

如同任何一个产业一样，高等教育真正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外在规模上，而且体现在内在质量上。毫无疑问，这种“内涵+外延”式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是对原有的单靠政府自己“穷国办大教育”模式的突破和创新，但与此同时“内涵”与“外延”的发展模式也出现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危机。

1．高等院校的办学条件急剧下降

由表1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学生人数的增长率从1997年的5．46％急剧上升为1999年的31．94％、2000年的35．46％，1999年和2000年高等院校扩招幅度高达30％以上。学生人数急剧膨胀的直接效果之一，就是使各学校办学的基本条件迅速降至1996年教育部颁布的《核定普通高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之下。扩招使普通高校物质资源条件短缺的状况更加恶化，因为我国高校原本就是“人口多，底子薄”。以1999年与1995年做一比较，列示于表2。仅以全日制学生平均计算，无论是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生均学生宿舍面积，还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数，无一不在迅速下降，规模越大的学校(我们姑且认为，全日制学生人数越多的学校越有可能是重点及大的院校)下降的幅度越明显，这一数值的计算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非全日制学生在内。另外，“本专科高校师生比由1997年的1：7．8上升至2000年的1：15左右，其中61所院校师生比是1：20-1：38，……教师负担沉重，个别院校教师周课时甚至高达40节”。高校扩招是高等教育这一特殊的“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远不及需求情况下的一种几乎必然的选择，问题在于高校大幅度的扩招并未同时伴随着巨额或同比例的财政教育拨款，这势必使高等教育的扩招大大超过高校师资队伍、教学仪器、图书、教学用房、学生宿舍等办学基本条件的建设速度。人数与基础设施极不协调的发展，不能不让人怀疑在这种“高等教育年增30％的大扩招，或曰高等教育学生规模年增15～26％的扩张”是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而换回的教育规模的扩大?这种急剧的规模扩张是否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规模化生产”的学生“产品质量”如何?这种紧缩环境下培养的大学生是否会“营养不良”?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通常与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相适应，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形式上是高校所能提供给社会和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但实质上却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家财力所能提供给高等教育的资源增量总和。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原本应该是这种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但我们目前的做法似乎已背离了这样的原则，即寻求的是另一种扩张的途径：在国家财政拨款不够的情况下，通过高校产业的自负盈亏或向学生增加收费来实现所谓的“以产养学”和“以学养学”，力不从心的扩招结果也可能是欲速则不达，保证数量不保证质量，保证规模不保证效果。

2．民办高等教育的质量难以保证

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断发展，应该说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向国际化看齐的一种尝试和举措，“投入民办高校的资源曾经令其数量达到1800所(其中有1000多所民办高校获得政府的认可)。这些民办高校招收将近100万的学生。然而，质量是个大问题，其中只有37所民办学院和大学被获准授予学位，而在这37所的民办高校中，只有4所有本科学位授予权”。高等教育现阶段仍然是一种处于卖方市场的稀缺商品，这种商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的现实购买力，不排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个人、企业或集团打算投资于高等教育以便获取利益，因为在供求严重脱节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风险极小而收益极大的投资，当所生产的产品没有质量检测标准时尤其如此。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制尚未走出计划经济时代的基本框架，全国上千所公立高校与上千所私立高校教育质量

的评审、认可工作既没有明确的官方正式机构，也没有民间权威组织来加以认定。换言之，中国缺乏一个合理、公正、公平、透明和权威的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认可、监督、惩罚与退出机制。在家长们的兴趣主要放在能否让子女取得一张有利于今后工作、获取有利职位的信任状——文凭的背景下，在高等教育处于卖方市场条件下，谁来保证1995年为2．2：1，1996年为2．27：1，1999年为2．65：1，正在呈差距拉大的趋势”。基尼系数的变化充分说明，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大众化)势必受到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城市学生和那些与他们相似的农村学生相比，仍是优势在握。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适龄人口，而在农村适龄人口，只有真正提高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大众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施。目前出现的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长无疑会增加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难度，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农村人口的经济承受力，会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更进一步说，教育的不公平其实远在实施高等教育之前就已存在，因为基础教育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分布就是极不公平的。此外，农民的收入地区差异也很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也直接造成了高教资源与机会在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异。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部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在提高学费水平的同时，也通过多种途径为学生提供财政资助，收取学费的政策离不开配套的学生资助政策，否则就达不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目标。面对收入差距在我国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日益扩大的趋势，提醒我们应充分关注高等教育收费对低收入阶层的不利影响，辅之于相应政策措施予以解决，如助学贷款制度、特困生救济制度、学费减免制度等，使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不至于因为经济问题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实施教育金融创新，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困难家庭的教育扶持，考虑建立以居民收入为主要参照系、同时参考教育成本和学生学业成绩而确定收费标准的体系。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潜在性危机不容轻视，深入探讨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协调和解决这些问题。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已是大势所趋，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引发的危机需要我们在以下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寻找更佳的解决方案：(1)如何避免高等教育产业营利性中教育收费不公平的问题，即价格的许可制度。(2)高等教育产业化中如何形成更普遍和更合理的政府、社会与个人三者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机制。(3)高等教育产业的进入许可制度与高等教育服务的内容、标准的审验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