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的去向

中国的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的去向

————《大清帝国的开局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读后感

第一次，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的差别被如此显眼的提了出来：中国的制度文化无可救药，必须学习西方;非制度文化则是公民的私事，社会不得干预。向发达的地区学习无可非议，不干预公民的私人选择也天经地义。但要是说中国的制度文化无可救药，要想复兴只有学习西方；非制度文化又只能任由他随来随去，不得干预，我持一定的不同意见。

首先，从哲学上说，将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割裂开来，并且予以完全不同的处置方法，是有问题的、无法真正实施的。《大清帝国的开局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一文中提到“私人的各種宗教信仰，人生目標和價值觀念，文化藝術愛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風俗習慣，乃至政治觀念，如此等等，純屬非制度性的個人信念和行爲，統一既不可能，干預則屬侵犯公民自由。這些與制度文化無關的文化，通常在個人自由選擇中自然更替”，可是这些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观念，并非完全游离于制度文化之外。如果要变革制度文化，不可能不干预这些方面。比如宗教制度的变更，就会对公民对各种宗教的信仰造成巨大的影响；而每一次政治事件，总包含着几种政治观念在里面。如果想让制度文化向着先进的方向发展下去，就不能对诸如政治观念这些公民的个人思想放任自流，政府必须鼓励积极的思潮，

抵制错误的思潮，才能促进制度文化向着积极的方向更替。因此，制度文化对非制度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不可能在大刀阔斧地变革制度文化的同时却不去干涉非制度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先进的制度文化会在潜移默化中优化非制度文化，而先进的非制度文化会对制度文化的进步有着巨大的影响。

其次，对待制度文化，也不能采取全盘否定、寄复兴希望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一种文化，蜕变为制度文化而定型，必是在历史上广为人们肯定才以制度的形式而固定下来。以文化相对主义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出现、存在的理由，更何况在五千年历史中逐步沉淀下来的制度文化，不可能一无是处。不管传统文化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多少痛苦，民族精神不能舍弃，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需要保留，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不能、也不可能彻底打碎重建。而至于西方文化，其实近代中国之所以会在上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感受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因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而难以兼容。佛教东传、五胡内迁，最终这些文化都为华夏文化所吸收，是因为这些文化是在一种和平、友好的基础上向中原地区传播的。而总是强调弱肉强食的西方文化，对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任何文化都是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试图进攻、推翻、吞并。所以，吸收总体上先进的西方文化是必须的，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可以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华文化，但不能让西方文化冲散中华文化的架构。

最后，彻底不干预非制度文化层面，是不益于整体文化进步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方面，通过间接的、宏观的、非强制的、

以利益激励为导向的对非制度文化的调控，有益于社会的整体进步以及个人的健全发展，同时也不用直接去干涉公民的文化选择。中国是一个不仅文化软实力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称的国家，所以不能任由文化自由发展，必须快马加鞭，由政府做整体的导向，加速文化的进步，少走弯路、少停滞不前（近代前夜的中国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强调政府的管理职能的国家，政府对文化做适当的干预，符合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国情。如今国际竞争激烈，发展迅速的国家，一日千里。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能再指望文化自由发展，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必须由政府与个人合力，共同促进文化的进步。

综上所述，中国的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不能割裂开来，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也不能彻底否定制度文化，毕竟五千年文明不可能一无是处。只要中西结合，以中华文化的精华为内核，广泛吸收各种文化，同时积极进行文化的创新，发展属于自己的新文化，才是中国的文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