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禅喻诗的沧浪诗话

以禅喻诗的沧浪诗话

以禅喻诗的《沧浪诗话》

张晶

第一节方法论意义: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不是孤立的文论现象，而是有着广泛基础的。宋代诗人、诗论家借参禅来谈诗的大有人在。前面举过的吴可、龚相的《学诗诗》以及韩驹的《赠赵伯鱼》诗都是“以禅喻诗”的典型例子。苏轼以参禅比拟对诗作审美鉴赏，“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南宋赵蕃也有论诗绝句三首:“学诗浑似学参禅，识取初年与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宁复死灰燃。”“学诗浑似学参禅，要保心传与耳传。秋菊春兰宁易地，清风明月本同天。”“学诗浑似学参禅，束缚宁论句与联。四海九州何历历，千秋万岁孰传传”。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到“以禅喻诗”在宋代是一种并不罕见的论诗方法，这与当时士大夫们的禅悦之风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是，一般的“以禅喻诗”还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南宋严羽集“以禅喻诗”之大成，并以明确的理论意识使用这种方法。在《诗辨》篇中，严羽宣称“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作者在这里明确地提示出自己论诗的方法。在《答吴景仙书》中，他又直接表明自己的论诗方法曰:“以禅喻诗，莫此亲切”。可见，严羽是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运用“以禅喻诗”的方法的。

之所以严羽集“以禅喻诗”之大成，在于他有意识地借禅学范畴，以建立自己的诗学思想体系。尽管在他借用禅的术语时发生了一些舛误，因而授人以口实，但他建构自己诗学体系的目的基本是实现了。

“以禅喻诗”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诗辨》篇中。如第四节云:

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曹洞下也。……

这段文字是集中在“以禅为诗”的，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显示出严羽在禅学修养上的粗疏。比如“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逻辑关系就很混乱。佛教分大小乘，而非禅分大小乘，禅宗只是大乘佛教中的一个支派。而南北宗又是禅宗内部的分支。佛与禅，在这里是混淆的。即便如宋代禅宗盛行，其他宗派相对沉寂，严羽以禅代佛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小乘和南北宗的混淆则是无法回护的。“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一句，同样也存着逻辑错误。“小乘禅”，严羽的意思是说小乘佛教，而声闻果、辟支果，都是小乘佛教修行所达到的果位，又如何能与“小乘”并列而论呢,严羽把汉魏晋盛唐之诗称为“第一义”，即指“究竟之真理”，是佛教的“终极真理”。称“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同样把声闻辟支果与小乘分开，而严羽的原意是说它在“小乘禅”之下，这同样是很荒唐的。又云:“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也是错用了禅家名词的。“临济宗”与“曹洞宗”均为禅宗内部宗派，宗旨相同，宗风有异，而决无如此悬殊之优劣。严羽的原意是要崇尚盛唐之诗而贬斥大历以还之诗的，其比喻非伦，是显而易见的。

清人冯班对严羽的《沧浪诗话》攻诋最烈，著《严氏纠谬》，多所指摘。这里不妨选录其中对《诗话》这部分的批评:

纠曰:乘有大小，是也。声闻辟支，则是小乘。今云大历以还是小乘，晚唐是声闻辟支，则小乘之下别有权乘，所未闻一也。初祖达摩自西域来震旦，传至五祖忍禅师，下分二枝:南为能禅师，是为六祖，下分五宗;北为秀禅师，其徒自立为六祖，七祖普济以后无闻焉。沧浪虽云宗有南北，详见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却云临

济元禅师，曹山寂禅师，洞山价禅师三人并出南宗，岂沧浪误以二宗为南北乎,所未闻二也。临济曹洞，机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沧浪云:“大历以还之诗，小乘禅也，”又云“学大历以还之诗，曹洞下也，”则以曹洞为小乘矣。所未闻三也。凡喻者，以彼喻此也。彼物先了然于胸中，然后北物可得而喻。沧浪之言禅，不惟未经参学南北宗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尚倒谬如此，引以为喻，自喻亲切，不已妄乎,

冯班的指责是相当有力的。倘起严羽于泉下，严羽也会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沧浪诗话》的禅学知识尽管有这些漏洞与矛盾，但是严羽借助于禅师而建构的诗学思想体系，确是自成一家，甚至是“前无古人”的严羽“以禅喻诗”的目的，决不在于谈禅论

道，而是用“禅道妙悟”来比喻“诗道妙悟”说明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与本质特征。这里表现出严羽力求使得摆脱作为儒学婢女地位、弘扬其审美特征的勇气。仅々纠缠于严羽使用禅学术语的一些舛误，而看不到严羽对于诗学理论的卓越贡献，是不公正的。

要认识“以禅喻诗”的方法论意义，就要弄清这样一些问题:禅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比喻诗的艺术特征,它们之间相通在于何处,诸如此类。

儒家诗学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人生，先秦儒家的诗学，都是为着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目的。后期儒家诗学的发展一直是沿着这条轨道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说，就是最典型的命题。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口号，就明确揭示了儒家诗学这种浓厚的外在目的性。诗歌创作的目的与功能，在儒家看来，决不是在于审美,决不是在于艺术,而是为了“载道”，或者是为了裨益于社会政治。那么，对于诗歌的自身规律、内在特征以及思维特质等问题的忽略、欠缺，也就带有某种必然性了。

严羽洞悉儒家诗教的缺欠，同时，他朦胧地认识到了诗歌的内在审美特征以及思维上的特殊之处。在当时唯有禅学能为他提供一种思想工具。禅不依恋、不迷信于外在的神灵与权威,禅是心灵的超越,禅是最具有心理学色彩的。“明心见性”，“直指人心”，都说明了心在禅学中的突出地位。陆王心学没有禅学的滋育是不可能形成其理论体系的。禅的核心在于“悟”，而“悟”正是一种心理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禅宗看来，心之迷即是众生，心之悟就是佛。佛不在别处，就在于人的内心,禅的本意就是:“思维修”、“静虑”，都是心的修行。早在刘宋时期的宗炳就曾指责儒者“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明佛论》)可以说是深中儒学之弊的。

诗歌的内在特征是什么,当然不在于韵律、格式乃至句法等因素，这些也是重要的，但未必是根本的。最根本的内在特征，在于诗人心灵中所孕化的审美意象真正属于诗的审美意象。严羽论诗,正是深入到这个层次。他的“以禅喻诗”，意义上也就这里他用禅的思维特征，比拟出了诗歌的思维特征。“夫诗有别材，非常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段话在理解上分歧颇大，聚讼纷纭，实际上也未尝不可以“单刀直入”地给予明快的解释。

首先是诗的审美意象的非逻辑思维方式。这是诗禅相通的一个主要之点。“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是说诗由特殊的材质构成，而非由书本知识砌而成，这种“别材”，就是审美意象。“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趣”，即诗的审美兴趣，诗歌创作是用文字符号创造出审美意象来表现诗人的情感，好诗是用审美意象构成一个浑融完整的审

美境界。从整体结构上看，一首诗决不应是逻辑的论证、概念的运演。非逻辑思维同样是“禅家妙悟”的基本特征。禅宗教义强调“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就是要求众生以独特的、不可言喻的个性体验，返照自身的“佛性”。而名言概念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