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诉讼模式

【内容提要】在世界各国纷纷进行民事诉讼司法改革之际，我国也在进行着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尤其是今天，民事诉讼法的司法改革已日益提上日程。许多学者提出，民事诉讼模式的确立对民事诉讼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应从立法上确立民事诉讼模式。但确立何种诉讼模式，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还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抑或混合式诉讼模式？学术理论界、司法实务界近几年来争议不断。本文立足实际，从我国实际出发，笔者概括了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四种冲突因素，即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民意与司法独立的冲突、立法与司法的冲突以及行政管理模式与法官自主性的冲突，四种因素决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下法官职权调查这一特性不能缺少，但市场经济确又决定了民事诉讼的最根本属性是“私益性”，当事人最终承受司法再分配的“私益”的终局。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理应成为诉讼的主角。因此司法职权不应过多的主导民事诉讼程序，当事人因素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应当起主导作用。笔者将当事人主义因素与职权主义因素相互融合，从而得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诉讼模式的结论。全文共计8200字。

【关键词】诉讼模式民事诉讼模式制约因素

一、诉讼模式简介

一般意义上的“模式”，又可称为“样式”或“模型”，是研究者对某一事物的结构状态经过高度抽象所做的理论归纳。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模式分析通常只关注那些足以代表事物本质属性的基本要素，对该事物的一些具体特征或细枝末节则往往忽略不计。模式分析经常具有比较考察的属性和功能，可以被研究者用来对两个处于同一层面的事物进行比较分析。[1]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这也是民事诉讼模式这一概念的价值所在。国外极少使用民事诉讼模式这一提法，我们此处使用这一概念意欲概括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特征，阐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特点与民事诉讼体制中各个具体诉讼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同类模式的民事诉讼体制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2]

传统意义上的诉讼模式，分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具有以下特征：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的主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其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争议的事

实，法院应当作为判决的基础，换言之，法院应当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其三，法院对证据的调查，原则上仅限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而不允许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3]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强调法官具有发现真实的义务，法官控制和主导着整个诉讼过程，法官不仅有权组织诉讼活动，并有权直接询问当事人。而且可以根据其职权进行事实的调查活动，这就是说，法官可以依职权独立对证据的评价和采用的作出决定，而不需借助当事人的帮助。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在改革以前系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即在超职权主义模式下，当事人可以提出事实主张，法院为了查明事实，应当积极收集那些可能影响事实认定的证据，无论这些证据由谁掌握，法院都有责任查明。这固然会造成“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现象，但对当事人而言却是一种举证权利的有力保障，当事人可以坐享其成，免除了收集证据的负担和因举证不利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

二、民事诉讼模式的制约因素。

（一）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制约。

笔者认为：一定的诉讼模式总是与一定的法文化相联系。正如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证人交叉询问制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它并非源于制定法，而是源于特定文化对律师和法官各自角色的界定。一定的诉讼模式的形成与变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结构完整的法律文化中。各个具体制度和规则也是相互依赖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奠基的思想理念是截然不同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慈善和蔼的家长主义作风为预设的观念前提；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观念则发源于洛克的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国家的不信任感和免受限制的自由观。[4]

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来看，无论是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立法赋予法官职权调查一直是一个优先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既有统治者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的选择。从民族文化探求包含于其中的法律文化这一路径，也能揭示赋予法官职权调查的诉讼模式系由整个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在考察中国法的发展时，我们应该更注意的是，恰好不是各项成文的法典、法令，而是法律生长于其中的各种社会条件，包括民族的观念和心态，是这些东西决定着法律的命运，它们才是支配社会的真实的法律。[5]因为，诉讼形式作为特定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是该社

会文化的产物。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对抗制就植根于英美文化中的对抗因素。日本学者野田良之比较中西方诉讼文化时，强调了中国诉讼文化的非对抗性。[6]我国社会文化却不同于英美社会的对抗制传统。目前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具有“和合”文化传统。学者刘保昌称：“以‘和合’二字来概括中华文化的主流特征，是十分精当的。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7]李约瑟先生研究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发现其中最关键的概念乃是“和谐”。“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8]我国著名法文化学者梁治平教授认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教化，通过劝说，也通过儆戒，使他们“反人道之正”，以便维持好整个社会的和谐。这样的态度与作法，不但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法的出发点。”[9]这两种诉讼模式的不同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家国传统与和谐精神，使得传统诉讼文化缺乏对抗性。因此，赋予法官职权调查发现案件真相符合我国的传统诉讼文化和国民的诉讼心理，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及其代表——司法官员能够为自己主持正义；同时，认为司法机关在诉讼中应负有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责任，充当起“主持公道者”的角色。这种社会文化观念要求法官在诉讼中绝不能过于消极。[10]

（二）民意与司法独立的制约。

由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从古至今，民意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司法裁判，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的司法裁判方式——裁判的可接受性。[11]在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司法与民意的关系被广泛讨论。民意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司法中的民意参与无可非议。把民意统统排除，虽然表面上坚守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的内在价值，但却违背了人之常情，与民众的普遍期待和正义感相脱节，侵蚀了法律的外在的社会价值，削弱了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在普遍的层面上可以肯定民意或人民意志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然而就一个具体案件而言，民意也许是相当情绪化和非理性的。[12]首先，民意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种不合理性，使民意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处于不稳定的情形。其次，民意的内容也存在不合理性之处。再次，民意的非制度化。民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律裁量因素，并没有被制度化、规范化，如何保证民意的正当性，是没有确定标准的。因此，民众一般是具有先讲合情合理，后讲合法的习惯，这正是由传统道德留下的文化心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因为，司法独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司法在社会中的独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司法独立于民意。在法治社会，司法独立不仅是要树立司法的权

威，最主要的是要使司法在处理社会纠纷中处于中立地位。而在我国，从司法机关这一层面来看，司法的重要任务似乎是最大限度地符合“民意”。尤其是在媒体、网络发达的今天，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媒体、网络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此一来在客观上给法官带来很大的压力，使得法官在裁判时，本能地拒绝使用法律思维，而是用道德思维，不在乎法律之内是否正义，更多的考虑案件公布后是否会得到公众的接受和认可。这样就形成了“民意审判“、“媒体审判“，破坏了司法独立。

（三）立法与司法的制约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下称《试行》）的颁布施行，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确立了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构架。《试行》第65条第2款规定，法院有权“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法院对民事争议的事实可以依照当事人的陈述和提出证据为根据，亦可以自己独立收集的证据为依据对案件进行裁判。可以在当事人主张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独立收集证据，而不受当事人主张证据范围的限制。法院不只是简单地核查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还要直接收集证据。

1991年我国对《试行》进行了大的修改，并成为我国第一部正式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典。新民事诉讼法与《试行》相比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即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职权干预的弱化以及相关的当事人处分权的强化。但是，应当看到新民事诉讼法对法院职权干预的弱化只是一种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换。在最能体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导性方面没有根本的转变，即作为法院裁判根据的事实不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依此为依据对案件争议作出判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同时，又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所以，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角度看，现行民事诉讼体制依然属于职权主义类型。

从《试行》直至新民事诉讼法的颁布执行，始终没有摆脱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甚至决定作用，从而使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或辩论权无法得到发挥，甚至受到严格的法官行政化职权的限制。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就处于被动和相对消极的地位，导致作为民事诉讼程序核心的辩论程序空洞化。立法的缺失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意识不相称，立法的

缺失也导致司法实践中，案件的裁判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依据当事人的举证和辩论而依赖于法官对证据的取舍、事实的认定以及看法。由于法官的职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的胜负，因而会造成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为打赢官司千方百计地和法官拉关系、向法官请吃请喝，甚至贿赂、收买法官，以促使法官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职权行为。由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无法在诉讼程序中保障实现，既使没有法官的不当、腐败行为，败诉一方的当事人也会将矛盾的矛头指向法院、法官，过激的当事人会因此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近期个别当事人针对法院的犯罪行为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13]

（四）现行法院管理制度与法官自主性的制约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科层制[14]在“单位中国”的异化以及科层制本身的缺陷已经使我国法院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准确地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这种窘境中拔身的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的法院管理体制的弊端：法院的地方化与法院自主性的萎缩、法院的行政化运行模式与法官自主性的萎缩之间的恶性循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法院行政化管理造就了自主性不强、业务素质不高的法官，还是自主性不强、业务素质不高的法官需要法院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谁为因？谁为果？法院的科层制管理体制下，法官的选择无外乎两种途径——适应或不适应。不适应这种管理体制，或选择跳出法院，另谋职业；或适应这种管理体制，作一个“综合素质”较好的法官，而这种管理体制不可能培养出法官的独立性人格，只能塑造法官的依附性甚至于“奴性”。笔者基于现实利益的角度分析，对于法官来说，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对于法官行为的影响要强烈得多，也有力得多，实际上生活的牵制力量远比理想信念更有力。面对领导的评价、晋升的机会、是否待岗以及各种物质与非物质奖励等，除非法官不食人间烟火，方能不为所动。因此，笔者认为，缘于科层制的管理模式造成法官之间并不平等，法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丧失自主性也在情理之中。放眼西部基层法院，考过司法考试的许多法官“跳槽”干律师去了。这种现象说明，基层法院工作或者说法官工作并没有那么高的吸引力。[15]工作环境差，待遇不好等都是原因，但依笔者看来，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造成法官职业风险高、待遇差、压力大、不自主也是主要原因。[16]这种现象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司法实务中“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为何屡禁不止的原因。俗语讲，“打铁还得自身硬”，无论什么改革，最终通过法官这一介体起作用，因此，法院行政管理与法官自主性的冲突已成为影响民事诉讼模式的重要因素。

三、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诉讼模式

黑格尔说过，民族的宗教、政治制度、伦理法制、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志。人类社会的司法文化宝库绚丽灿烂，琳琅满目。一定的司法文化与司法制度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文明国度在其社会历史演进中，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时代的司法文化传统。诚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化的司法制度之建构，意味着司法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包含了现代司法生活的多方面进展，因而是一个突破固有的制度而在司法领域显示出来的深刻变革。不管各个民族的法律与司法发展道路如何，它们都将被纳人一个新的法治与司法发展的轨道之中。但是，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是一个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司法体制与机理的转型过程，决不意味着沿袭久远的民族传统精神与形式的历史性消逝[17]。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在外部世界提供的模式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凭藉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通过推进司法改革，来实现司法文化与制度的现代化改造。

（一）他山之石——国外民事诉讼模式改革简略

在国际化背景下，诉讼文化相互融合与交流，各国都不再拘泥于严格的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模式，而是从本国民事诉讼的现状出发，灵活地兼采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优势，力图找到当事人自主权与法官职权间的平衡点，为本国建立一种合理的民事诉讼模式。英美法系国家都在加强法院的职权作用，例如，英国突破了延续数百年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文化，在新的诉讼规则中大量引进了职权主义的因素，加强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主导权，建立了管理型司法。美国依职权对当事人运作的诉讼程序主动地加强管理和监督方面，从80年代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多次修改联邦民诉规则，针对当事人之间出现了滥用发现程序的现象加强了法院对发现程序的管理。从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改革民事审判方式的情况来看，吸收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些特点，如1976年全面修改后颁布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及1996年修改后颁布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设立了庭前准备程序，增强了当事人对诉讼的主导权。

（二）立足实际——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诉讼模式

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民意与司法的冲突、立法与司法的冲突以及现行法院管理制度与法官自主性的冲突，四种因素决定了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不可能抛弃法官职权调查这一特征。但是，如果因追求案件事实客观真实全面的把握，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法官职权调查权远远超出了当事人作为民事诉讼主角的容忍限度，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会由“当然的主角”沦为法官的配角。而“私益性”是民事诉讼的最根本属性，民事诉讼的发起基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的私益纠纷，在法律的框架内使丧失法律确定性的利益关系归于秩序的平衡状态，诉讼的终局也是以当事人对再分配的“私益”的承受为标志。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理应成为诉讼的主角。这也符合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实践命题，法治经济下司法不应过多的主导民事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叩开了大门，《规定》中体现出了充分的当事人权利自主精神和法官职权规范化、有限化的倾向。但在《规定》施行数年后，审判实践中职权主义模式与当事人主义模式激烈冲突与矛盾方面仍不鲜见。近几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法官坐堂办案、讲求法律真实不刻意追求客观真实进程的加快，引起了许多人的恐慌，认为法律保护了坏人的利益，这在民事审判上尤其突出。诚然，任何诉讼都要以发现真实为目的，因为公正的裁判需要以更为客观真实的事实为基础。然而，追究客观真实并不是诉讼的唯一目的，诉讼的全部目的在于追求公正和正义。而司法的公正不仅仅是指实体的公正，而且还包括程序的公正，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公正的程序是不能保证实体的公正的。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模式转换是趋势，个案在所谓“客观事实”上的有失公正我们可以通过具体诉讼制度的修正进行弥补，但决不能因个案在所谓“客观事实”上的有失公正而因噎废食。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应当更多的吸取当事人主义的经验，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对抗制的民事诉讼模式。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对抗制的民事诉讼模式，是指在审判活动中，要更多地赋予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当事人真正地成为诉讼的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活动，法官则要始终保持独立的、中立的裁判者的地位。在诉讼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作用，也不能否定法官的作用。为了使诉讼活动更有效率，或防止当事人滥用程序权利，可以赋予法官组织诉讼和控制庭审的职权，法官在庭审中既要维护审判秩序，保证庭审活动按法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又要及时归纳案件的争点，引导当事人围绕案情的焦点展开辩论，以提高整个庭审活动的功效。同时在必要时法官也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独立地调查取证。当然，法官的调查取证范围应当受到

严格的范围限制。具体说：

1、设立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其基本要求是：（1）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清楚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2）法官应将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3）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程序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所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得到了心证，该事实依然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处分原则指当事人应当在民事诉讼程序启动、诉讼终了和诉讼对象的决定等方面拥有主导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中并未包含法院必须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的内容，处分原则却将当事人处分与国家干预相并列，而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是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最集中地反映了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设立这两项原则，既表明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重新塑造，又表明了民事诉讼模式的重构。

2、改革民事诉讼庭审方式。（1）设立答辩失权制度。答辩失权，简言之，指被告在规定的答辩期内不予答辩，则表示其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规定》第113条的规定，答辩不是作为被告人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被告人可以答辩，也可以放弃。虽然《规定》第32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但在适用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部分人认为法典的效力应当高于司法解释的效力，因此应当适用法典的规定，并不要求被告一定要答辩；二是《规定》虽然规定了被告人“应当”书面答辩，但并未规定不答辩应当承担的后果，这就使当事人无所顾忌。没有答辩失权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就无法落实。因为其一，如果被告不答辩，双方的争点就无法确定，原告不了解被告的主张，就无法提供抗辩证据；其二，如果不设立答辩失权制度，当事人随时可以提出答辩意见，原告又可以针对被告的主张提起反诉，就无法确定证据交换时间。（2）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由于我国现有的取证体制和当事人的证据理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当前的司法实践的调查来看，当事人收集证据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够充分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的证据在对方当事人的控制下，要求对方出示，对方拒不提供；二是相关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或规避作证；三是在向有关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取证时，遭到拒绝，法院依法查证也遭拒绝。在目前的证据制度下，上述情况的直接后果是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败诉的结果，合法权益得不到依法保护。因此，应当设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一是如果当事人不遵守证据开示命令，免除则另一方当事

人的证明责任。二是禁止提出证据。法院对不遵守命令的当事人，可禁止其对所提出的请求或抗辩进行证明，或者禁止其把开示要求中指定的事项作为证据提出。三是驳回诉讼或作出缺席判决。对不遵守命令的当事人，法院可宣布诉答文书部分或全部无效，或在其遵守命令之前中止诉讼程序，或撤销全部或部分诉讼程序，或对不遵守命令的人作出败诉的缺席判决。（3）改革庭审方式。改变法庭调查、辩论的起止，范围和程度完全由法官控制，出示证据，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等由法院事先决定的做法。法官应超然于双方当事人之外，保证双方在庭审中形成平等的对抗。强化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当事人当庭对抗，法官当庭居中作出裁判。

四、结语

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转换过程中还涉及一系列有关具体诉讼制度的改革问题，如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再审制度、判决范围等等。民事诉讼模式改革所体现的实质精神是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性。因此，除了直接关系民事诉讼模式的基本点的有关规定应该加以修改以外，还有与此整合协同的具体诉讼制度也要加以调整。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再次修改民事诉讼法的问题，而这一改革符合趋势，越来越被学界与司法界所重视。

【作者介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有关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以下。

[2]张卫平：《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载于《现代法学》1996年版第6页。

[3]〔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4][美]约翰.莱兹.：《为什么美国可能无法接受德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优点》。傅郁林译，《诉讼法论丛》（第3卷）第523页。

[5]梁治平：《中国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载于梁治平著：《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6]﹝日﹞野田良之：《比较法文化学》，载于《比较法研究》，1987年版第4期。

[7]刘保昌：《中华和合文化生成论》，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版第3期，第82页。

[8]转引自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9]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0]以上参考燕华然：《法官职权调查》，山东大学法学院2008年法律硕士论文。

[11]向朝霞、吴权平：《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及协调》，载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2]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95-96页。

[13]2010年6月1日，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发生枪击事件，导致3名法官死亡。

[14]科层制作为现代“官僚制”的核心特征，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分析现代法理型统治的理论基础之一，科层制至今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制度力量，是现代组织进行有效管理的制度基石。当代中国在单位内部建立的科层制也是中国现代化要求的必然产物。科层制是最符合理性（工具合理性）的制度表达方式，它依靠形式法规确定每个机构的管辖范围，

规定机构内的权力分布，把每个职位和责任联系起来并为履行职责建立规则秩序。

[15]这与大学生毕业考试进法院并不矛盾。因为就业与生活是大学生面临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16]参考华然：《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期。

[17]比如，有的学者在论及时下中国的审判方式改革问题时指出，在现阶段，与其引人对抗制，不如实实在在地把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加以完善。更稳妥也是更现实的改革方案，是以现代的职权主义司法规范改造现行的种种制度，而不是引人那种迄今为止人们尤其是司法界还非常陌生的，也是与我们的传统以及相关体制之间不相衔接的对抗制。参见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