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

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

“理性与非理性”通常会被人们作为分辨投资行为对错的评判标准，可是很多时候它更像道德标尺——意见不一，但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非理性”一方，好比大多数人都更习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俯视对方，而自己究竟站在何地却不着力去充分实证或反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场景呢？

社会科学对于“理性”定义存在一个默认前提——“一致性”——面对完全相同的选项，必定给予完全相同的选择。问题是：“我们会在出现不同点的地方发现相似之处，在有相似之处的地方发现不同点。”不同的人，对于客观条件的“一致性”会有不同认知。

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存在哪些相同点或不同点？有人认为，它们是“不同的”，所以最后结局也会不同；有人认为，它们是“相同的”，所以最后结局会相同。谁又是“理性”，谁又是“非理性”呢？

“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同样必然不完整的信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同样的信息。我们的行为取决于我们接收信息和做出决定所处的社会背景。“毫无疑问，无论怎样做，行为本身都是理性的，经得起推敲，且与所处视角得到证据相吻合的。

只有“看“到的条件存在”一致性“，那么结论才会存在”唯一性“。

既然存在“认知差异“，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历史上一些事件是“非理性“造成的并能够达成社会共识，比如投机泡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背景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当我们脱离了社会背景的“一致性“（与那个时代的人拥有同一时空），判断”非理性“会非常容易。因为”一致性“已经不同且取得共识。

这一思考在提示我们两点：

其一，能够达成共识的“非理性“只存在于社会背景变迁之后。任何同一时空下的行为都是”理性“的。

其二，“一致性“与结论的”正确性、可实现性“毫无关联。

从直白的话来说：所有“理性“认知都是主观、狭隘的。因为，其前提永远无法充分满足——完整的“一致性”根本不存在。这或许就是保罗·萨缪尔的驳斥：它们连错误都算不上。

以开放的视角来看，所有人类行为都经过思考、条件分析的过程，行为本身一定存在“必要动机”，根本不存在所谓“非理性”行为。所谓“非理性”只是不同的人的“一致性”条件不同而已。

当然，更重要的是，所谓“理性”只是道德符号，和论点的“正确性、可实现性”毫无关联。

或许，用一句俗话来描述更为合理：“永远不要把别人当傻子。”

下面这篇文章《一致性=理性？》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所写，由于中英文化差异，在论述方面略感生硬，但要说明、所思考的观点与本文大致相同。我正是看到了这篇文章才有感而发，写下此文。两相对照，相信对于这一观点的认知或更为真切。

一致性=理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

一致性是美女第一特征。这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考克瑞恩在尖锐回应保罗•克鲁格曼对现代经济学的评论时提出的论点。这一观点可能稍稍有些过分。当我们看到泰姬陵或蒙娜丽莎时，让我们惊叹的并非一致性。

但考克瑞恩教授正确地将一致性确定为经济推理中最为珍贵的美德。如果我面对同样的选项，我总是会做出同一选择。这是各种理性选择模型所基于的前提。这些模型不仅仅主宰着经济学，也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

一致性并非理性的普通含义。如果我每天在花园尽头与仙女密谈，我的行为是一致的，但很难算得上理性。不过，一致性就算不是理性的充分条件，它至少是必要条件吧？

我不那么确定。我们并不经常面对完全一样的选择。但有时这种情况似乎会出现。我们连续几晚去同一家餐厅吃饭，服务员递上的是同样的菜单。如果选择一盘不同的菜，那是不理性的行为吗？

理性选择理论的维护者很容易避开这一悖论。我们的行为符合一些较为高级的偏好，或许我们偏好多样性。但这种解释是糟糕的。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必须反映出我们的真实偏好，否则，我们就不会去做。这种解释一切的论点实际上什么都没解释。

然而，类似的论点被广泛应用。可在某种令人费解的意义上，很多声称解释愚蠢行为（例如变成瘾君子或以超出实际价值许多倍的价格购买网络股）的文章和论文却是理性的。第一个将一致性假设置于经济辩论核心的伟大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用科学界最严厉的侮辱，正确地对这些做法进行驳斥：它们连错误都算不上。

但真正的难题更为深刻，就像罗曼•弗莱德曼和迈克尔•戈德博格在最近合著的一本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如果知识不完善，就没有客观的方法来确定两种情况是否一样（或是不一样）。如果我在周三想吃牛肉，周四吃羊肉，这是因为我不一致或两个场合在某种意义上不同吗？

我们的知识不完善意味着，我们会在出现不同点的地方发现相似之处，在有相似之处的地方发现不同点。安东尼•艾登认为，1938年英国在对希特勒(Hitler)采取绥靖政策时所面临的选择，与纳塞尔在1956年接管苏伊士运河后给英国带来的选择具有相似之处。“这可不是郁金香（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译者注），”热情的支持者在网络泡沫时期曾这样说道；但或许事实正是如此。

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同样必然不完整的信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同样的信息。我们的行为取决于我们接收信息和做出决定所处的社会背景。根据字典中对理性的解释，这些行为并无不理性之处；它们经得起推理，且与可以获得的证据相符。只有当证据完全（也许这还不够）时，这一证据才会指向单一的答案。

真正的不理性在于未能领悟这种对社会背景的敏感性。时任英国首相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未能意识到，从1938年至1956年，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在1999年吹大网络泡沫、认为“这次不一样”的人们结果发现，尽管确实不一样，但从他们的本意上说，网络泡沫与历史上其它泡沫并无不同。

我不变，你顽固；我灵活，你教条；我有原则，你有意识形态；我务实，你机会主义。一致性的命令是用来斥责我们的，而不是帮助我们生存的。或许，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观点要比考克瑞恩更合理：“愚蠢的一致性是头脑狭隘人士的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