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仇富心理分析

关于中国仇富心理的分析

仇富心理，即人们对富贵阶层所表现出的怀疑、迁怒、嫉妒、蔑视、不屑、愤懑、仇恨等复杂的心理状态。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对财富的眼红都是一种心态的存在，只是人们往往会自觉地找到平衡这种心态的理由，譬如把这种富人财富的拥有理解成对方巨大代价和艰苦努力的付出，祖辈几代人打拼下的遗荫。然而一旦替对方寻找的富裕的因由不能很令自己信服，或者认为对方付出的富裕成本太过低廉，尤其是当财富和腐败的重叠性太多的时候，那种不公平感就会升华到仇视，就产生了“杀富济贫”的仇富心理。

仇富的原因交错复杂，从理论分析角度看，仇富也是爱富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延伸。一方面，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另一方面，资源又是稀缺的。如何让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其中个人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而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也就意味着，当别人占有较多资源时，自己更多占有资源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从而自己满足欲望的手段就会减少。这对个人而言就会产生一种痛苦感。仇富就是这种个人痛苦的一种外泄表现。相反，如果一个人彻底放弃了对财富的欲望，那么，他或她也就没有必要产生仇富心理。所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一个人仇富的心理与爱富的心理应当具有一定的正比例关系。另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在物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一般人们对拥有物质财富的效用水平相对较高，所以，贫穷有加剧仇富心理的作用；相反，随着一个人财富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仇富心理也有一个递减的趋势。产生仇富心理既有一般人性方面的因素，也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源。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制度的不完善会进一步刺激和加重人们的仇富心理（1）从财富的存量角度看，人的满足感和效用水平既取决于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也取决于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人具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一方面主要满足人对自然属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满足人的社会属性的要求；而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则主要满足人对社会属性的基本要求。自然属性是肉体，社会属性是灵魂。自然属性体现的是存在本身，而社会属性体现的是存在的意义。而存在的意义是存在的主导。由于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就意味着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的提高，所以，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财富的总效用水平不一定就一定能得到提高。而当个人间财富水平差距较大时，财富的总效用水平反而有可能是下降的。当财富的效用水平下降时，仇富心理也会随之增加，因为这种下降是与富人的比较中产生的。（2）从财富的流量角度看，当一个人的投

入与回报与别人不对等时，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财富流量的差距主要体现的是收入水平的差距。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人们相同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相同的回报，这时人们就觉得不公平，心理就会不平衡，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和不满足感。并且随着人们之间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人们的这种不满意度也会增大。由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会使人们对财富来源的合理性产生质疑，所以仇富也就有了一定的理由。（3）是从财富获取的规则看，违规现象的增加会加重人们的仇富心理和愤怒心理。规则的实质是利益，规则的核心功能就是为人们之间获取利益划定行动边界。而当规则失效或效率较低时，人们就会对财富获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产生怀疑，这时产生仇富心理也就有了客观依据。上述三种情况的直接根源是社会经济的落后与制度的不完善，而富人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当然，富人也可能在其中起到一些不好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将主要原因都归到富人身上。世上的富人并不都是坏人，世上的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但社会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每逢社会矛盾激化和不满意度的增加，富人往往这时就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直接对象，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替代品。

我对中国社会的仇富现象简单分析如下：第一：中国富豪致富的机会过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完善的社会公平机制下，造就一个百万富翁，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富裕的机会成本比较昂贵。普通人只有通过踏踏实实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和成就自己，也就很难对富豪形成敌对情绪。与此相反，中国的一些富豪，尤其是一夜暴富的富豪，比如当今某些煤老板，他们为成为富豪而付出的成本异常的低廉，在他们的发家史上，往往与“腐败、不公”联系在一起，是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极端不平衡、公平机制极端不健全使这些煤老板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暴富起来。而与煤老板们的暴富构成强烈对比的是，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公平机制的不健全而日益穷困，有的甚至是直接因为暴富者对他们权利的践踏所造成的。第二：中国富豪为富不仁。西方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要通过乐善好施和厉行节俭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获取社会的尊重，这种意识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中国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是要通过摆阔甚至是斗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他们对财富的炫耀不是通过对穷人的捐助来实现的，而是要使自己的财富具体化和物质化。不但如此，中国的富人往往还会借助于财富而带来的便利对穷人进行直接或者变相的欺压，这当然会使穷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仇富

心理。第三：贫富差距逐渐加大这一现实，极易使社会成员因利益格局反差明显而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或社会不公平感。按照基尼理论，一个国家、地区的基尼系数能反映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别程度。通常，基尼系数在0—1之间，其中，基尼系数为0时，社会分配处于绝对公平；基尼系数为1时，社会分配处于绝对不公平。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当基尼系数为0.0—0.2时，为收入绝对平均，社会缺少竞争；当基尼系数为0.2—0.3时，为收入比较公平，社会缺少活力；当基尼系数为0.3—0.4时，收入相对合理，社会活力大增；当基尼系数为0.4—0.5时，收入差距较大，社会出现动荡；当基尼系数为0.5以上，特别超过0.6以后，社会动荡失控，基尼系数0.6这个值也认为是老百姓开始革命的分界线。据统计，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在0.18左右；2007年上升为0.498（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提供的数据）。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开始全面地触及到社会利益的深层格局，在贫富差距加大的这种背景下，为了让广大社会成员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了达成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应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根本性机制，以减少和消除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收入分配与财产占有的不公正状况。而在发展原则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该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甚至有必要把社会公平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基于国情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我国解决仇富心理办法如下：

（1）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有了大蛋糕，问题解决起来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2）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核心是要体现公平原则。在社会整体层面，公平与效率是有机统一的。公平不是平均。有了公平的制度体系，劳动者的投入与回报就能对等，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就高，社会经济产出也就会有效率。所以，不公平的制度体系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相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我们应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上要优先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需要。因为这种做法与公平原则并不矛盾，而是对公平原则更合理的一种运用。

（3）要积极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要大力惩治各种形式的腐败，要坚决杜绝以权谋私现象。腐败对仇富心理有很大诱发作用。二是要规范市场秩序，要严厉禁止坑蒙拐骗和市场欺诈行为，提倡公平竞争，要尽可能限制垄断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