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律疏议中的礼法结合----读《唐律疏议》有感

浅谈唐律疏议中的礼法结合

----读《唐律疏议》有感

《唐律疏议》是唐代长孙无忌等奉唐高宗的诏令编纂，经过多次修改，我国古代保存下来最早、最完备的一部法典。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中国及东南亚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部鸿篇巨著中，其礼法结合的特点不得不让我们叹为观止，探讨深究的价值也在此彰显。它贯穿于中国法制史，是法制思想与封建统治的完美结合，其精神深邃而又颇具内涵。

在中国法制史的发展历程中，礼与法虽然形式不同，但作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从一开始就是互为表里，紧密配合的。在宗法等级制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亲贵合一，甲鱼锅相通，

直到汉武帝时，经过董仲舒的提起，儒家思想被崇奉为独尊地位，即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与法的结合那就更深一步的融合，特别是董仲舒首创春秋决狱，以经代律，使儒家思想直接进入法律领域，从而奠定了礼法融合的基础。唐律实行“一准乎礼”的方针，体现了封建伦理的基本精神，即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历经数百年的演化渗透和融合过程，唐律成为封建纲常法典化的典型代表，从而实现了“礼”与“法”的合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

《唐律疏议》在第一篇名例律中开宗名义地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德礼是政治教化的根本，而刑罚是政治教化的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对国家统治的工具。这好比是左右手，缺一不可。德礼的中心就是宗法伦理，唐律疏议用法律来维护宗法伦理，并用刑罚处罚那些违反礼数的行为。三纲五常成为唐律的立法根据。“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常礼化为唐律注入了统治伦理的血液。

封建社会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其核心是皇帝制度。儒家思想一直奉行把“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因为这是天之常道，是永恒的天意，违背国君，背叛国主，自然是“反天之道”，为天所不容。这种礼自然会有法了佑护。唐律疏议通过严惩来处罚那些企图推翻皇帝统治，背板皇帝家天下的“谋反”、“谋大逆”、“谋叛”被列为《唐律·名例律》“十恶”之首，予以最严厉的打击。例如在谋反一罪中，疏议曰：有人实无谋危之计，口出欲反之言，勘无实状可寻，妄为狂悖之语者，流二千里。若有口陈欲逆、叛之言，勘无真实之状，律、令既无条制，各从不应为重。这就是出言即罪。在谋叛罪中，疏议曰：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此句皆可体现出王者在天的的权威，任何对皇权有威胁的言行都被视为亵渎神明，有悖于封建伦理纲常，是应当被严惩的。

《唐律疏议》中处处体现着礼的精神，它运用刑罚制度制裁各种违礼行为，确保礼这一核心秩序的正常运行，从而使礼与法融合在一起。在“夫为妻纲”的原则中，唐律确认“七出”和“义绝”为离婚要件，规定夫妻相殴，妻殴夫量刑重于夫殴妻等，使夫有离婚主动权和高于妻的法律地位。为确保封建贵族特权的地位，唐律完善八议，即体现出“刑不上大夫”。疏议曰：周礼云：八辟丽邦法。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礼云：刑不上大夫。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请，议其所犯，故曰八议。这就是礼的要求让法来做。刑不上大夫作为立法原则，为这八种特殊人士享有特权找到了完美的理由。此外，唐律允许亲属对本家犯罪者实行“亲亲相隐”的原则，并不追究隐瞒者的刑事责任，这似乎也是承袭了汉朝的“亲亲得相首匿”。礼与法就这样巧妙的结合到一起。

据粗略统计，唐律直接引证“三礼”疏律者达五十余处，引其他儒家经典更是超过此数。可见，在《唐律疏议》中，处处可以找到礼与法的结合体，法是维护礼的武器，许多变成律条的礼能较好的协调礼与法之间的矛盾。

礼是唐律的立法灵魂，礼的精神完全融化在唐律之中。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重视

情理结合，以理节情，以达到情与礼的密切相连。“礼”与“法”、道德与刑法由内容到形式完全合而为一，使法律成为推行礼教的工具，以巩固唐朝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谋求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