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独到贡献

〔收稿日期〕2002-01-25

〔作者简介〕张联(1964-),女,湖北枣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

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独到贡献

张　联

(锦州师范学院,辽宁锦州121000)

〔关键词〕现实主义理论;胡风文艺思想;历史贡献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主潮理论大将之一胡风,曾经遭遇过许多论战抨击,最大原因是他对流弊的执着批判。尽管其体系也有许多毛病,但他首先是可贵的战士。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4-0163-04 胡风文艺思想中最重要的内核——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现实主义创作最为繁荣红火的年代,胡风执着于自己的思考,“独尊一种他观念里的现实主义”,尽管“因为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和文学的变化,也没有使他的理论在整体上成为一种行得通的理论”,但胡风提出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不尽合时宜的理论

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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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在五四新

文学的直接滋养下,在日本普罗文

艺和前苏联进步文学的熏陶感染

里,在左翼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中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得以产生并发展的。 五四新文学伊始,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本身已逾越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藩篱而进入了创作一般原则的领域,但说它同现实主义的精神最为贴近倒是确实。创造社提倡表现自我张扬个

性,但从未脱离时代的社会人生,它也是从实际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两者“同是属于市民社会出现的人本主义底精神”〔2〕。两派创作体现了现实主义最初传进中国的特点,前者常易染上自然主义的迹象,后者惯常带有显著的浪漫主义因素。捷克学者康拉德把这看成是“几乎所有东方文学都具有的一个或强或弱的独有特点”〔3〕。胡风太急躁了,他不满于现实主义旗帜下的自然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情调,他强调的是作家“正视现实的勇气”,“尤其重要的是,得有为争取产生伟大的作品的条件而奋斗的勇气”〔4〕,自信的他把这个问题紧紧地同五四以来新文学主潮,即“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战斗力底发展而发展的真理”联系起来。他执着于鲁迅先生等开拓出来的战斗的文学传统,因为“能够产生‘伟大的作品’的文学活动本身必然地不得不是社会的战斗势力底一部分”〔5〕。 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立论之基一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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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倾向纠结在一起。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的附题中,更直标“对于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粗略的再批判”,认为它们虽说是“现实主义本身的两个倾向,但本质上却是反现实主义的”〔6〕。

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力避当时偏重强调简单反映论的缺陷,努力发掘作家主观因素在创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集中来看一下他的有关判断,在《张天翼论》中,他自信地断言,“艺术活动功底最高目标是把握人生底真实,创造综合典型。这需要在作者本人和现实生活拼搏的过程中才可以达到”〔7〕,作家需要“正视现实的勇气”〔8〕。当然,“没有大的感情就不能有艺术”〔9〕,“失去了欲求,失去了爱,作品就不能够有真的生命”〔10〕。“一个作家,怀着诚实的心,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认识,有感受,有搏斗,有希望或追求,那他底精神就会形成一个熔炉,能够把吸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再用那来塑成完全新的另外的东西”〔11〕。“把整个心灵灌注到里面去的,也就是他得整个生活在他底创作世界里面,和人物一道悲哀,一道痛苦,一道奋斗”〔12〕。胡风对创作主体主观因素的偏爱,在当时显得不合潮流,孤掌难鸣。胡风从未否定过文艺的创作源泉是生活,不提日常生活的意义固然偏颇,以日常生活妄自代替个人实践也让人不能认同。将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斥之为主观唯心主义,实乃庸俗唯物主义将反映论与主体论对立所造成的恶果。福楼拜上个世纪曾感叹“现实不过是一个跳板”,把作家投向艺术的真实,但“我的朋友们却深信现实构成全部艺术。我对这样的唯物主义感到愤慨”〔13〕。 批驳胡风强调作家主观,把它同唯心主义主观论作等同观,或者认为他提倡在艺术实践中主客观结合以臻艺术真实,就是否定作家和人民的交流,这种“论争”很难说是立足同一层面的平等对话。比如谈及勾勒典型的塑造方法时,胡风反复申明典型化的过程,周扬更注重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相融合的特征,如此论战,自然无法全面把握这一问题。喋喋不休于生活是创作源泉这一简单浅显的公理,无益于事:“说作家应该从生活学习,当然是千真万确的,离开了生活从哪里去找创作底内容呢?……虽然对于现实的认识是创作底源泉,但这不能就是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底产生是经过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和真实的形象的表现这种综合的历程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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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基本东西就是反映

历史的真实,在文艺上是通过人,反

映人的真实。创作总是写人的,同时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人格的表现。”〔15〕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常泛化为一种对艺术精神的理解,也可以说,现实主义本身的发展也逐渐走向开放与广袤,逾越了特定历史阶段和文艺思潮,幸与不幸,尽在其中。“在近代,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的发展同争取人的解放的斗争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6〕“忠实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如果不日益深刻地认识‘人的主题’的法则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17〕主体只有相对客体存在,才能使客体从可能性和自在性中转变为艺术反映和审美享受的实际对象。早在1934年胡风便指出当时普遍忽视这一规律的错误倾向,“我并不是否认文学不振的主体上的原因,我想指明的是主体的原因对于客观原因的关系”〔18〕。“创作过程上的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底最基本的精神”〔19〕。 不同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体论,胡风尊奉文学本体即存在本体,更多得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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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论述。晚年的他曾回忆到,接受过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对创作动力的理解避免了简单化和庸俗化。反映论的本体论认为文学本体是社会生活,表现派本体论的文学本体则是作家的心灵。胡风在两者之间艰难地寻求着契合点,尽管对主体强调有些过分,但并未滑入唯心主义泥沼。

胡风理论中的精神主体与实践主体高度统一,通过实践使“感觉变成了理论家”,他希望作家的思想感情必然被赋予本体力量。胡风始终不坠探索主体奥秘之志,难能可贵。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被夸大到占据一切的地步,文艺作为上层建筑除了意识形态性质之外再无其他,个性泯灭,创作主体失落。在这种气氛下,孜孜以求文艺独特规律及创作特质的胡风沦为悲剧的牺牲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题记中,他引用了但丁的一段话,似乎预示了自己的命运——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 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中大概最受人诟病诋毁的便是他私淑的“主观战斗精神”了。不同时期不同文章中,“主观战斗精神”有不尽一致的提法,对它只应作功能性理解。诸如作家“献身的意志和仁爱的胸怀”,“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为民族解放的高扬的热情”等说法,都应容纳其中。作家在创作中充分发挥和表现其立场、态度和思想感情的能动作用,即是全部涵义之所在。实事求是地看待,抽出作家主观因素加以剔抉,本来不足为道,谁知竟引起轩然大波。胡风曾引用丘东平的论述来说明作家主观培养的重要:“俄罗斯当时有多少码头工人,多少船上伙夫,多少流浪子,为什么在这其中只出了一个高尔基?”也当然被指责为没有重视他当过码头工人的丰富生活经历,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20〕讨巧的重复赢得了声誉及其他,探索遇到围攻,无可奈何。胡风也知道,主观精神一旦“失去现实底精英,流于空灵,那已是为现实主义所反抗的病态了”〔21〕。今天回首当时的境况,很难不涌起嗟伤。通过体验、提炼、提升、变形出来,创造出活的有机体〔22〕,这是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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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被

刘纳描绘成具有浓重的理性色彩,

温儒敏则认为“历史使命感”是其首要层面,陈思和更将“现实战斗精神”概括为它的独到之处,他尤其称道胡风现实主义理论在这方面的贡献。

或许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都没有严肃划一的面孔,各种表现手法的抉为己用,统一在强烈的为人生、为社会的意识之下,甚至走向极端。胡风的文艺思想也是随着他的左翼实践一起发展的。他在日本时同左翼“普罗”作家密切来往,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被捕驱逐回国后,历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藏原惟人等倡导的新写实主义和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庸俗社会理论,曾经在当时左翼文化界引起很大混乱。胡风的思想主要是在接受了前苏联清算“拉普”的斗争经验之后,尤其在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问题的几封信中得到清理,开始建构其独有的理论体系。他不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原则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串形容词所束缚,精粹化为血肉。无产阶级文化派不重视创作主体的作用,“拉普”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全部文学的囊括,他都加以摒弃。胡风自觉追求“写真实”这个“现实主义中心问题”〔23〕,以清算“拉普”谬误,开展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前苏联对胡风文艺思想的介绍,已有人称其为“中国的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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