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及确立下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及确立（下）戴震义理之学思想形成原因之辨析

一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观点的转变，往往得益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或得益于某一特定的人物或事件；或得益于对悠久历史传统的深刻反思和洞悉，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正是这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集中表现。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具有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中也是不多见的。那么，为什么在乾嘉时期大多数学者面临几乎相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之际，戴震能够在思想意识上突破和挣脱时代的羁绊束缚，提出考据训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观点？为什么在乾嘉时期大多数学者沉湎于考据训诂、孜孜于文字音韵之时，戴震能够提出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学术理念和目标？在戴震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的内在契机是什么？它在戴震的整个学术活动中居于一个怎样的地位？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戴震思想的内涵及其价值很有必要。下面我们从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明清以来经世实学—人文启蒙思潮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三个层面来探讨揭示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这一问题。

1、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

一个时期政治、法律、文化、哲学、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只有深入到它们背后的经济领域中才能够得到科学合理的诠释。对戴震思想的变化，我们也应当采取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明中后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呈遍及之势，尤其在东南沿海

地区，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带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性质的作坊。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交往的日益频繁，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快就传到了徽州地区，使得徽州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徽商的足迹，形成了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1]的鼎盛局面，以至当时有“天下之民寄命于农，而徽民寄命于商”[2]的说法。徽州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对戴震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触动，戴震的商人家庭背景使他对经济活动和“民生隐曲”较早地有了接触和了解，也表明戴震的思想与徽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戴震不断往来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扬州、南京、太原等地，视野进一步开阔，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和呼声如“富民为本”、“体情遂欲”等在戴震的思想中已有突出反映，戴震已有可能与条件从所接触和感受到的新的社会因素中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及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同时也促使戴震思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2、明清以来经世实学—人文启蒙思想的影响

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与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人文启蒙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是在反对程朱理学之“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程朱之所谓“理”与陆王之所谓“心性”，在考据学家眼里，都是一种“虚而不实”的东西，它们成为脱离自己的载体而被理学家任意涂抹粉饰，成为被歪曲的对象。为了恢复被理学家歪曲了的“理”与“心性”的本来面目，使之从“神化”中摆脱出来，就必须用博雅考据之实学取代宋儒明心见性之虚学。实学在不

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和形式。明清之际，实学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世实学；而乾嘉时期，则主要表现为考据实学，考据实学成为乾嘉时期学术发展的主流。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到乾嘉时期的考据实学，实际上是实学思想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实学思想的内在本质。乾嘉学术风气是讲求“实学”，他们斥责宋儒之义理为“虚理”，他们以为宋儒之谬误就在于蹈虚而不务实。如黄宗羲就认为程朱之“理”只是一种名，而非一种实。王夫之也认为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比抽象虚无的东西更为重要，李塨也竭力反对程朱抬高“理”的地位的做法，以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他指责理学家犯了离开具体事物而求“理”的错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中国的思想家应远离抽象的概念而关切具体的事物。

戴震的义理之学恰恰具有明清以来经世实学的所有特征。从戴震义理之学的学术宗旨及价值目标来看，很明显地受到了明清以来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了鲜明的重“征实之学”的思想特征。在本体论上，把虚无之理置于物质性的气中，以为无气外之理、事外之理；在认识论上，把理性认识置于感性认识之中，重视道问学，重视血气心知；在伦理观上，把理置于欲中，以为理存于欲；在治学方法上，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注重经验，注重演绎，同时吸收中国固有的经典诠释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

戴震虽然也讲性理，也使用理学曾用过的一些概念范畴，因此当时一般学者把戴震提出的义理之学视为“空谈义理”，与程朱理学并无区别。

其实，戴震之所谓“义理”与程朱之所谓“义理”已有了本质的区别。程朱之“义理”是离开儒家经典的“个人意见”，是虚而不实的形而上的精神存在，而戴震之“义理”则是建构在儒家经典和严格的训诂考据基础之上的“实学”。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产物。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经学）为己任；或独辟蹊径，开诸子学研究之风气；或探究“切用于世”的学问，以求实功实用；或会通西学，倾心于“质测之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各自在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各显风采，在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

戴震所处的乾嘉时代，考据学处于学坛主流，一般学人大都丧失了明清之际的爱国激情和经世意识、忧患意识。而惟独戴震振臂高呼，吸取了明清之际思想的精华，不但把其义理之学建构在坚实的经学基础之上，而且把其义理之学从理论的层面转化为政治的层面，以批判程朱理学、恢复原始儒家本来面目为己任。戴震的义理之学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是明清以来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戴震遥承明清思想之余绪，仍关切社会、关切人生、关切现实、关切政治，“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3] “先生之学……期在实用。”[4]这都表明了戴震义理之学的政治向往和经世目的。

戴震义理之学所体现出来的反封建、反传统、反权威，要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要求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等思想，与17世纪兴起的人文启蒙思潮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说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侧重于“科学的”、“制度的”层面，那么，人文启蒙思潮则侧重于“个性自由”、“人性解放”、“平等博爱”的层面。在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不是来自于外部力量，而是萌生于理学内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结果。由于理学存在的基础之一就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合法性，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长达六百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理学的过分政治化、庸俗化及空谈性理、空疏无用，在社会转型及民族、政治危机时期往往成为思想家批判的对象，这时候，这种理论形态的内部就悄悄孕育着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理性自觉与理性精神，孕育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个人幸福、个人利益，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和启蒙意识，从而滋长出人文启蒙思潮的缕缕曙光。较之于近代启蒙思潮而言，学术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潮称为“早期启蒙思潮”。前面说过，经世实学思潮与人文启蒙思潮共同构成了明清之际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它们之间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候某一思想家的某一思想观点，同时具有以上两种思潮的特征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辨证地理解这种划分的真正价值。

3、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传统”是就戴震之前的哲学思想而言的。在戴震的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