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的主题及中国文化哲学的定位

□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求是学刊 1999年第1期

编者按　从1992年第1期起,本刊开始推出文化哲学研究栏目。七年来,我们邀集了数十位跨世纪的青年学者从哲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学、科学等不同的视角对人类精神的演进

历程与前行态势做了多元的回顾和跨世纪的前瞻,为广义的文化哲学的建立做了准备性工

作。本刊将继续推进这一研究,并将有意识地把研究的视野投向文化哲学的建构,因为我们相

信,文化哲学将是21世纪的自觉的哲学形态。本期我们刊发衣俊卿教授和丁立群教授关于文

化哲学的主题与研究层面的两篇论文,以期引起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

文化哲学的主题及中国文化哲学的定位

衣俊卿

同哲学、历史学等古老的人文学科相比,以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的兴起,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大约在上一世纪中叶,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把理性探究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随着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学科的相继兴起和发展,一大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构成了群星闪耀的文化学天空。这里既包括以狄尔泰、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传统的文化学研究,也包括由泰勒、马林诺夫斯基、杜尔凯姆、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等人所代表的实证传统的文化学研究。当文化层面作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最深层的、最重要的内蕴或制约因素为人们所关注时,文化学研究开始同哲学研究交汇,形成自觉形态的文化哲学。

文化问题的突出与文化哲学研究的深入与人类所经历的重大的文明转型和文化危机直接相关。到19世纪中叶,西方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也就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在一个充满创造性同时也充满竞争的开放的世界中所展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同传统社会中由传统文化因素制约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和尖锐的对立冲突,清楚地展示出从远古时代开始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的巨大惰性,使文化的转型成为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一环。进入20世纪,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中,人类在获取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开始体验受自己的造物的统治的异化状态,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危机。文化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为现代哲学的最重要的表现形态。

上述历史现象有很大的普遍性。本世纪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提出和各种见解的冲突,总是集中于文化层面,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始终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继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热”之后,在

SEEK I N G　TRU TH №1,1999

80、90年代,文化哲学又成为学术界重新关注的热点领域。然而,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文化哲学学说的引进和文化哲学的探讨之后,人们发现,对文化现象的不同理解和对文化体系的不同建构使得文化哲学的划界问题成为制约着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性问题。于是,文化哲学的研究又要进行一些初始性的工作。

一、文化的本质

人总是文化的人。换言之,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到各种社会活动和历史运动,都显示出明确无误的文化内涵。人们不仅在历史的平常时刻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文化中,而且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代,还可以体会到文化的断裂,即一种旧文化的衰亡和一种新文化的诞生。应当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或各种文化生生灭灭的历史,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

然而,虽然文化无所不在,但文化似乎是无形的、深层次的,因此是很难把握的对象。文化学家和文化哲学家常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文化。应当说,今天意义上的文化范畴在历史上出现较晚。据许多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家考证,“文化”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在法语中,文化逐渐指谓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和情趣的结果和状态,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直到18世纪末,特别是在19世纪,文化才逐渐开始取得了它的现代意义,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得以运用,开始指谓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风范,包括习俗、工艺、技巧、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随着文化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进展,文化范畴的内涵越来越深化和丰富了,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文化的规定性。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罗列各种文化学和人类学文献中出现的所有文化定义,而只能通过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的揭示而逐步接近或逼近文化的本质规定性。

首先,文化具有人为的性质,它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文化往往同自然和人的先天遗传因素相对,它是人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活动的历史积淀,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和历史是同义的范畴,它们代表着对自然的超越。人饿了就要进食,这是先天决定的生理现象,不属于文化,但吃什么和以什么方式进食则是一种文化;人性饥渴时就要同异性进行性交,这属于生理本能,而不是文化,但与什么样的对象,在什么场合性交,则是文化,等等,如此的例子很多。

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起源入手,对文化的非先天遗传性和超自然性可以有深入的了解。在这方面,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见解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德国生物人类学家格伦通过“未特定化”或“非专门化”范畴来确定人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先验的结构整体”,并由此为文化的起源确定了基础。他认为,从人的生物学领域来看,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未特定化(un spec i a l iza tion)。动物在体质上的特定化使它们可以凭借某种特定的自然本能在特定的自然链条上成功地生存,而人在体质和器官上则呈现出非特定化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人在自然本能上的薄弱。换言之,人无法像动物那样,完全凭借着本能生存。然而,正是由于人先天自然本能方面的缺憾使他能够从自然生存链条中突现出来,用后天的创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这种补偿人的生物之不足的活动,就构成了人的文化。因此,文化既超越自然,又补充着人的自然。格伦由此把文化称之为人的第二天性。

求是学刊 1999年第1期

其次,文化具有群体性,它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因此,文化对于个体的存在往往具有先在的给定性或强制性。个人的偶尔的行为,或者只被某个人或某些人所运用而不为群体所认可的行为方式构不成文化模式。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虽然文化从起源上讲具有人为的性质,具有超自然的性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以自觉的方式行使功能。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具有自在性,是历史地凝结而成的非个体性的习惯。

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对文化的群体性、强制性和自在性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指出,“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想某个问题或做某件事,那么这个行为代表的是个人的习惯,而不是一种文化模式。这是因为,一种被认为是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即使不被共同享有,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合理,也可以被视为文化的观念和行为。”①正因为文化是群体的和共同的,所以它对个体具有强制性,一个人如果明显背离其所生活于之中的文化时,他的生存就将陷于困难。“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了。”②

根据上述两方面的初步限定,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然而,按照这样粗糙的界定,人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等。显然,上述关于文化的阐述还基本上是对文化的广义的界定和外延的描述。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与文明是同一个范畴,或者是同义语,他们是与自然相对照的大范畴,可以涵盖人之一切造物,因而,文化和文明都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然而,如果我们对文化的界定再深入一些,再精确一点,从其本质特征入手,就会发现,文化和文明范畴又有一定的差异。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很少用文化指谓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在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意义上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

二、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

通过上述关于文化的本质的界定不难看出,对于人的生活和人的世界而言,文化的确是最深层的东西,它是人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不自觉地积淀或凝结的结果。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对于置身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存就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它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文化的变迁或转型总是人的世界的最深层的变革,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而现代文化哲学正代表着对人的深层文化本质及其变迁的自觉的理性反思。

现代文化哲学吸收了一般文化学和人类学关于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但又没有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