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谢子长(6)矢志不移创建陕甘苏区_张化民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3年/9月/16日/第011版
史鉴
矢志不移创建陕甘苏区
——记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谢子长(6)
长沙税务干部学院张化民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常文平
四村原游击根据地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开展武装斗争，第二天就打下旬邑县职田镇，打了以少胜多的大胜仗，红军的影响迅速扩大。

谢子长接着率领部队南下耀县照金镇，消灭了部分民团，并及时在香山召开会议，总结经验，讨论如何按照中央红军的办法建立根据地。

会后，在宜君焦坪一带又消灭了部分民团，乘胜进入正宁县山河镇四村原，建立农民协会，创建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从而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在此前后，游击队为了建立根据地，两次攻打甘肃正宁县山河镇，由于向导引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又缺少重武器，都没有成功，部队随即转移到盘克原一带活动。

1932年4月2日，由习仲勋等人在甘肃省两当县发动兵变。

起义部队200余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

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

正当部队准备向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靠拢、攻打永寿县城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

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兵变失败。

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书记杜衡于1932年4月18日来到游击队，以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为口实，指责游击队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转战山区是“拒不执行省委指示”，给谢子长扣上了“游而不击、逃跑主义、流寇思想、梢山主义”等大帽子，说“梢山里没有马列主义”，然后在党内宣布撤销谢子长总指挥职务。

杜衡考虑到谢子长威望高，怕引起部队波动，没敢在部队中公开宣布。

谢子长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带领部队于4月20日一举奇袭旬邑县城成功。

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第一次攻下的县城，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群众。

事后，杜衡为了推行南下平原建立根据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派谢子长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

面对杜衡的无理批评，谢子长以革命利益为重，毫无怨言地离开了部队，去搞兵运工作。

战友们一直把谢子长送到西兰公路一带才分手，许多人都哭了。

这是谢子长第一次被撤职。

靖远、西华池起义
1932年5月，谢子长领导组织了靖远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

靖远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当时革命武装暴动尚未开展起来的甘肃地区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斗争意识，为随后甘肃革命埋下了火种。

7月，谢子长又以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派杨林、苏杰儒到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组织敌新编十一旅一个团起义。

7月19日，该团共产党员高鹏飞连长和曹成荣率部170多人举行起义，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为大队长。

这次起义是陕甘兵运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起义。

西华池起义的成功，与谢子长对军事理论的熟练掌握、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起义工作的精心筹谋是密不可分的。

南北分家
杜衡把谢子长赶出游击队后，继续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撤销了总指挥部。

他把部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与李杰夫、阎红彦与黄子文分任队长和政委，吴岱峰任三支队参谋长，
杨重远任五支队参谋长，分头南下活动。

5月20日，根据省委指示，为统一指挥，粉碎敌人进攻，恢复了总指挥部。

任命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李杰夫为政委兼三支队政委，吴岱峰仍为三支队参谋长。

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杨仲远为政委。

6月，游击队经临镇、韩城几次战斗失利，6月中旬北上撤到宁县麻掌子时，队伍已由千人减员到二百多人。

这时，队委会发生了“南北分家”的争论，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阎红彦带队从黄龙山赶到，他在队委会上据理说明游击队不能分家的理由，最后统一了意见，并选举阎红彦为游击队总指挥。

在阎红彦大力组织开展游击活动期间，陕西省委于7月派李艮担任游击队政委，继续执行错误的“左”倾路线。

他批评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并瞎指挥游击队三战二败，造成了重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让谢子长回来。

谢子长临危受命，省委派他重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

临危受命，再任总指挥
1932年8月30日，谢子长回到游击队。

9月12日，敌人分三路前来“围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照金地区。

谢子长与刘志丹决定采取“避实击虚、以退为进”的作战方针，撤出照金。

经过一夜急行军，游击队于第二天绕到照金北山，居高临下袭击进入照金之敌。

在大雾中激战一个半小时，全歼敌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400多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敌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子发等被当场击毙。

14日，谢子长又将部队埋伏在照金西南的安子洼。

9月15日，敌何高侯团向照金进发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出奇不意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一千多名敌人被全部击溃，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由于省委坚持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这一战略性的错误，使陕甘游击队来回折腾，建立不起巩固的根据地，只能长期无后方作战，许多问题不好解决。

为解决过冬问题，部队决定北上建立根据地。

9月初，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家乡的习仲勋和周冬至一起到耀县杨柳坪见到谢子长，习仲勋还在耀县金刚庙见到陕甘游击队二大队队长刘志丹。

北上前，谢子长让习仲勋留下，在照金一带活动。

谢子长临行前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

”谢子长和刘志丹将特务队留下，要习仲勋参与领导，开展游击运动。

再次被迫离开
陕甘游击队北上攻打保安县城时，敌人兵力强大，又占据有利地形，游击队缺乏重武器，战斗失利。

谢子长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失败，应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坚定起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
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分兵发动群众，依靠党和群众的支持，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力量。

留守部队缺吃少穿、无医无药。

谢子长一面积极作思想工作，一面与同志们一起外出背粮、打柴、碾米、放哨、抬伤病员，给伤员洗伤口，问寒问暖。

经过一个多月的分兵活动，红军终于渡过了难关，物质条件有了改善，还派人将一部分款项支援了陕北特委和北方局，谢子长还派强世卿等人回安定组织游击队。

1932年12月，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率领红军南下淳化、照金地区。

这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再次来到游击队。

杜衡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宗派活动。

他污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擅自决定撤销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的领导职务，全部调离部队。

并给谢子长、阎红彦严重警告（后经省委查明，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到上海中央局“受训”。

谢子长、阎红彦同志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一再要求将刘志丹、杨重远同志留在部队工
作，谢子长和阎红彦被迫离开陕甘。

谢子长对于自己被撤职没有丝毫怨言，他还为这支新生的红军队伍忧心。

他对同志们说：“革命好像担担子，职位越高，担子越重。

党让我担，我就尽力担好。

如果其他同志能担好，我也高兴。

”渭北游击队队长黄罗斌同志亲自把谢子长和阎红彦护送到渭北苏区的口外庄子，再转到西安赴上海中央局受训。

12月24日，在宜君转角召开军人大会，杜衡在会上宣布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编为红26军第2团，杜衡任军、团政委。

在选举团长时，杜衡规定原游击队排以上干部无选举和被选举权，在班长中选举王世泰同志为团长。

在杜衡的错误指挥下，1933年初夏，红26军南下终南山，屡遭强敌打击，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仅有刘志丹、吴岱峰、王世泰等数十人分散返回照金苏区，和习仲勋等同志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恢复发展红26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