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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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他不但热爱祖国、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关心民生疾苦，而且在处世待人的方面，处处体现了“仁恕”的伦理道德。

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独称“诗圣”。

所谓“诗圣”，不但包括诗人杜甫的诗歌思想的崇高与伟大，创作艺术的精湛与高超，更包涵了杜甫人格上的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杜甫是先秦原始儒家理想主义思想的忠实信奉者杜甫深受中原儒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他的十三世祖杜预儒家思想的影响，成为一个忠实实践儒家“仁爱”和“民本”思想原则的儒者，是唐代复兴儒学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义思想与汉唐宋明的儒家思想是有区别的。

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仁”，是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

它所追求的社会，是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理想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①这个大同社会的实质，就是将“仁”的思想，由对一己之家的关爱，推及他人，特别是推及一些弱势群体，以大爱的胸怀，关心天下百姓，建立一个幸福和谐的安定社会。

这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一直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而存在，确是十分可贵的。

这个儒家的社会理念，体现在政策的层面上，就是要“选贤与能”，让贤能之士，受到重用，依照公正公平的原则，制定合理的政策，施之于民，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周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私天下”的社会。

统治者往往以“仁政”为幌子，实行的是“君天下”的强权政治，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阶级的对立。

正如杜甫所指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从而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

这与杜甫所向往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是相差甚远的。

尧舜时代的推贤让能的禅让之风，是不可能再现了。

那么退而求其次，能够出现一个体恤民情、以民为本的像唐太宗一样的仁君，也是求之不得的。

所以杜甫一再呼吁，希望统治者能够向唐太宗学习：“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

再次，是开元前期的唐玄宗，也是一位开明之君，曾开创“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忆昔二首》其二)开元时期的升平之世，是唐代甚至于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是杜甫亲身经历的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安的和谐社会。

只是到了开元末期以后，唐玄宗骄傲自满，渐生怠政安逸之心，不思进取，乐于享受，逐渐由一个开明进取之君蜕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的的昏聩之君，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对理想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要有一个圣明的“尧舜之君”。

在杜甫的心目中，这个“尧舜之君”显然是以唐太宗为标准的：“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

这个较为理想的社会，一是朝中要有正气：“太宗社稷一朝正”(《寄狄明府博济》)，二是要以民为本：“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三是要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四是要官吏廉洁、办事公平：“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是君主要能纳谏：“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六是君臣要以节俭约身，不能奢侈腐化：“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有感五首》其三)、“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七是君臣要团结，上下同心同德，共渡时艰：“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八是社会和平安定，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牛尽耕，蚕亦成。

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蚕谷行》)这个理想的社会，在唐代天宝时期，愈去愈远，到了安史之乱后，更是荡然无存。

但杜甫为了实现这个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念兹在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就寄托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

二、杜甫是先秦儒家理想主义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杜甫从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奉儒守官”(《进雕赋表》)，“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

因此，他对儒家的教义是严格遵守，并身体力行的。

作为一个诗人，他首先是在诗文中宣扬儒家的“仁”的理念。

孔子曰：“仁人”②，孟子曰：“仁者爱人”③。

杜甫以儒家的“仁人”之心，来宣扬儒家之道。

一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要怀有仁义忠恕之道：“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壮游》)这里的圣哲是指皇帝，他认为，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体恤民瘼，天下就能重新出现天下太平安乐的社会局面。

杜甫希望统治者“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有事于南郊赋》)，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任用贤能之臣，以实施仁政的政策。

二是要求大臣们要怀有仁者之心。

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意思是说，皇帝赏赐大臣的目的，是让大臣们尽心治理好国家，如果臣子们忽略了皇帝的本意，这岂不白白糟蹋了君上的赏赐?朝廷中怀有仁心的大臣们，应该在接受赏赐后，更加小心谨慎，为国尽力。

杜甫希望大臣们怀有仁者之心，能够为百姓实行仁政。

为此，杜甫希望君是尧舜之君，臣是稷、契之臣，让仁义之风遍行天下。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许心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他心中理想的君臣形象。

在他的一篇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虽遭明主，必致之于尧舜;降及元辅，必要之于稷。

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于羲皇之上。

”(《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其五)杜甫的最终目的，是将“仁”字落实在天下“苍生”的身上，让天下百姓沐浴在“仁”的光辉里，过上太平安乐的好日子。

这种儒家的至仁大爱思想，杜甫不仅是说在口上，而且还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

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社稷苍生及对父祖、兄妹、妻儿和亲戚、朋友的态度上。

杜甫的忠君爱国，是有口皆碑的。

关于忠君的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忠于什么样的君。

有人引苏轼的话“一饭未尝忘君”④，说杜甫是愚忠，这话颇有偏颇的。

杜甫所忠的君是“尧舜”之君，是圣明之君、开明之君，而不是昏君和暴君。

当唐玄宗或唐肃宗所作所为，代表国家民族和百姓利益时，杜甫是拥护他们的，当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以上原则时，杜甫则坚决表示反对。

在天宝时期，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加重剥削，生活奢侈腐化，杜甫就用诗歌对他们的错误政策和腐朽作风进行揭露和批判。

他在《兵车行》、《丽人行》中，深刻揭露了唐玄宗不顾百姓死活进行扩边战争所造成的“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和“边庭流血成海水”的严重后果，对“武皇开边意未已”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而对杨国忠姊妹腐化堕落、兄妹乱伦的无耻生活，做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

安史之乱后，杜甫身为左拾遗，却不一味地从上，在朝中敢于谏诤。

为疏救大臣房他险些丢了性命。

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时，他所作的“三吏”、“三别”诗中，对唐肃宗以残暴的手段，到处强行抓兵拉的暴行也给予批判。

他还对“关中小儿乱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即唐肃宗信用李辅国一类的小人及容忍后宫干政等软弱无能的行为，做了尖刻的嘲讽。

由于他敢于“逆鳞”谏诤和直陈正直之言，终被皇帝罢官。

这些都说明，杜甫不是愚忠，他所忠的是明君，而不是不听谏言的昏君。

他忠于国家社稷和民族，在安史之乱国家将于倾覆之际，他虽身陷于安史乱军所占居的长安之中，却千方百计逃出，投奔肃宗行在，要为扫平安史叛军、收复大唐国土出力，显现出他热诚的爱国之心，以他的实际行动来演绎他的爱国之志。

杜甫还以他的大爱之心，关切黎民百姓的甘苦和冷暖。

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特别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和命运。

在唐玄宗的盛唐时期就写出了像《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和《秋雨叹》等这样的同情黎民百姓的作品。

安史之乱后，杜甫更进一步深入民间，他的立场与民众更加接近，思想上也缩短了距离，对平民百姓的苦难生活更加了解和同情。

如当他回奉先县探家时，一进门就碰上幼子饿死的惨景，但他的忧愤不仅仅停留于自身，而是将之延伸到广大下层人民身上：“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以致“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思想上飞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杜甫对安史叛军对和平安定生活的破坏、官府的压榨所造成的民不聊生、遍地疮痍的现状，十分忧虑和关心，他对夔州头发半白、为生活劳累奔波年近五十还未能出嫁的负薪女、无食无儿仍被搜刮一空的寡妇，洞庭湖畔天寒网冻无鱼可打的渔父、“割慈忍爱还租庸”卖儿鬻女交租税的农民等，都充满了同情，写出了《白帝》、《又呈吴郎》、《岁晏行》、《蚕谷行》等大量前人未曾写过的同情人民的诗篇，成为时代的呼声和贫苦大众代言人。

杜甫虽身处困境，但因与苦难深重的黎民百姓同甘共苦，心感身受，因此，当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之时，才能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呼声，正是这发自内心的感受和真诚的愿望，才能超越时空，感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产生了强烈的回音。

杜甫不仅对本民族人民十分关爱，对敌对异族政权的士兵也充满着仁爱之心。

如在对敌作战时要“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前出塞九首》其七)这些话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他的仁心也惠及到了鸡虫一类的一切有生命的动物。

杜甫有《舟前小鹅儿》、《白小》、《观打鱼歌》、《花鸭》、《缚鸡行》、《枯棕》、《枯楠》、《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杜甫是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好友，他很关心小鹅儿的生命安全，唯恐它们为狐狸所害，对水中的鱼儿也充满了爱心，分食给鱼儿吃，劝阻猎人不要杀害大雁，为鸡虫的得失反复衡量，为树木的荣枯而或喜或悲，因桃李花被风所摧而伤感。

这是儒家仁爱之心与墨家兼爱思想、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结合，已远远超越了儒家的宗族思想的樊篱，上升为对生命的敬畏与惠济众生的大爱。

在对待先人的态度上，杜甫是一个能承继祖先遗志，将祖先的事业发扬光大的好子孙。

杜氏家族有着悠久的“奉儒”传统，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著作《春秋左氏传集解》中就有许多重民、利民、恤民、宜民、爱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