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特南的真理观

在指称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讨论命题。如果说指称是一个确定性的问题的话，那么命题则有正确错误之分，这就是真理问题。
塔斯基的真理形式是：P是真的当且仅当P。例如：存在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当且仅当存在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
普特南把塔斯基的真理形式叫做去括号的真理观；人们可以对塔斯基形式作唯物主义解释，也可以作可证实，或可证伪，或可以概率证实，或其它的各种解释。普特南进一步指出：按这种观点。真实令人惊奇地成了一个哲学中性的观念。真实成了语意强调的工具：把断定从对象语言提升到元语言，而这个工具并未在认识论上或形而上学的含义上承认任何东西。[(12)]普特南的批评是很中肯的。因为我们不能理解P和P的关系的确切含义；同时，无论塔斯基是否为自然语言构造形式化表述，塔斯基形式无助于我们对P的理解。
一、约定与真理
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普特南和奎因（W.V.Quine）在怎么对待分析命题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
奎因指出：现代经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两个教条的基础上的。一是这样一种信仰，即在分析真理，或者说是意义与事实无关的真理与综合真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真理之间有某些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主义：每一个有意义的句子是指称直接经验的术语的某种逻辑构造。这两个教条我认为都是不对的。[①]
普特南并不否认卡尔纳普关于构造一套感觉语言的努力，因为这是实证主义使哲学命题更为准确的尝试之一。普特南所指出的是划分感觉语言和事物语言的不可能性。普特南认为，在科学活动中，至少某些事物观念必须在任何语言中被看作是始原性的，而这样的语言对于科学已足以够用。
在指称问题上，普特南批判了罗素（Bertrand Russel）的一般名词的观点，指出一般名词并不与属于某个类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的集合相等。普特南指出，名词在使用过程中，其意义是变化的。例如，在两百年以前，化学家们关于酸的标准是：水溶性；在水溶液中有酸味；使石蕊试纸变红，等等。而天天的化学家谈论同一个话题酸，但是标准却是：质子授与者。现代化学中酸的范围就大大扩大了。普特南认为，术语的使用立足于标准之上，而标准不是完善的指示词。但是这种模糊性正是我们要强调的：被接受的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对X具有越来越多的知识这个事实。[(11)]
普特南对罗素关于一般名词的批判和克里普克对罗素的专名的批判的实质是一样的：对象在接受名称的洗礼之初不可能有完整的定义。因而对于指称可以这样理解：指称是稳定的，但指称的含义是变化的。普特南经常论述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温度。温度是一种物理量的指称，而后来出现的理论解释：分子平均动能则是这个指称的含义的扩展。
从普特南对分析命题的理性接受和对约定主义的批判中可以看出他对约定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有如下的思想：约定是科学认识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使概念、命题具有稳定性；约定的概念、命题是可以修正的；约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到理论自洽的限制。
二、理想化辩明
普特南的真理观是在批判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实证主义和塔斯基（Alfred Tarski）戴维森（Donold Davidson）真理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p#分页标题#e#
普特南（Hilary Putnam）是当代美国以内在实在论而著称的哲学家。在真理观的问题上，他批判了约定主义，认为真理中有约定的成分，但约定并不是主观任意的；他批判了实证主义，主张真理是解释和辩明，以效用为基础；他对形式主义的真理观进行了批判，反对用命题的句法结构说明命题的意义。普特南认为，真理是理想化的辩明；真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修正性；真理中渗透着人的价值观和实用因素。在普特南的真理观中，康德的经验论及实用主义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普特南对约定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对奎因正确翻译的不可能性这种观点的批判之中。
奎因的论题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家想把一门外族语言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两种语言不是同源的，而这两个语言团体又有一个最低程度的共享文化基础。这门外族语言是一种原始语言，或被称为森林语言，它被这位语言学家首次翻译，这个语言学家没有这种翻译的参照标准。在此背景下，普特南指出：一个翻译手册被奎因称为分析假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构造一个翻译手册就是从事奎因称作的极端翻译的行当。[⑦]
奎因认为，语言学家面临着选择翻译手册的问题。如果令f[，1]和f[，2]为两个竞争的分析假说，那么，或者f[，1]被选择，或者f[，2]被选择。在奎因看来，正确翻译的概念就只能是相对于f[，1]，或者相对于f[，2]而言。普特南指出，奎因的思想是分析假说的选择是一个约定的问题[⑧]
普特南认为：我们不能假定术语距离不变地指称一种物理量而不是另一种物理量。但是它的指称不需要由约定而固定。它能够被自洽所固定。让我们以最大限度的内部自洽与外部自洽的方式来建构整个科学。所谓内部自洽就是像简单性这一类因素，而外部自洽即与经验相一致。[⑨]即约定并非为所欲为，科学概念、命题的约定要满足自洽性要求。
戴维森把塔斯基的真理形式当作是对语句意义的说明。语句的意义是由句法结构和单词意义决定的。与塔斯基不一样，戴维森是用元语言来解释或翻译对象语言；而塔斯基则以意义的对应来说明真理。
戴维森的真理形式是：S是T当且仅当P。即对象语句S只有元语句P这样一种正确解释。戴维森形式的意义有三个：它给予了保留真值的翻译的形式；从这种形式中可以产生无限新的命题；避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任意选择真值条件以使命题准确，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同时，戴维森对翻译的非确定性以及语境问题也作了适当的说明。
奎因分析了两个基本命题：没有未婚男士是结婚的；没有单身汉是结婚的。他认为第一个命题是逻辑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个命题涉及到对同义词的定义，就涉及到经验，因而不是分析命题。
普特南对奎因的第二个命题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命题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些命题揭示的是不同程度的某些约定和不同程度的系统含义。在所有的单身汉是未婚的这一实例中，我们有最高程度的语言约定和最低程度的系统含义。[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类命题是分析命题。
卡尔纳普的现象主义有两方面的：（1）本体论现象主义：事物是感觉的集合；（2）事物语句可以翻译成感觉语句而保持真值不变。
卡尔纳普关于这种翻译的典型例证是由感觉证明一把椅子的存在。即在正常光线条件下，一个正常人的视野和触觉中出现了椅子的形象；根据现象主义的两条原则，可以翻译成椅子存在这样一种事物陈述。
卡尔纳普的现象主义遭到了许多批评。牛津学派的奥斯丁（Austin）和斯特劳森（Strawson）认为，感觉语言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个单独的感觉语句中，也包含着寄生在事物观念上的术语。
归纳实在论者威廉斯（Donald Williams）反对翻译的说法，主张从感觉到事物是解释，事物理论是比无物理论更好的、简单、自洽的理论，因此，事物是存在的。
论普特南的真理观
【作 者】幸强国
【作者简介】幸强国 杭州大学哲学社会学系94级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普特南（Hilary Putnam）是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他的真理观是在批判约定主义、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真理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内容是真理的可修正性、人性和解释效用性。在普特南的真理观的发展过程中，康德的经验论及实用主义都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
分析命题的本质是什么？普特南是这样说明的：我们看来确实有这样的分析命题：它们在实践意义上不可证实，在实践意义上不能被推翻。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的含义，即在任何理性的生活方式中必然有某些武断的因素，那么，上述说法对他说是一个谜。分析命题是由于语法的规律而真；分析命题是由于阐释而真；分析命题是由于隐含的约定而真。[⑤]这种约定而真，在普特南看来，就是可以理性接受、理性相信的真实。
戴维森宣称：一个意义的理论（在我的温和地保留的含义上）是一个经验理论，并且它的功用是解释一种自然语言的机理。像任何其它的理论一样，它也许会通过比较它的某些结果与事实而得到检验。[(13)]而这种对应理论正是普特南批判塔斯基戴维森真理形式的焦点之一。
普特南对塔斯基戴维森真理形式的批判归结为以下两点：（1）塔斯基戴维森形式是哲学中性的真理形式描述，没有说明真理是什么；（2）它含有对应理论，没有说明真理是什么；（2）它含有对应理论，即把符号与非概念化实在作比较，是不自洽的。
普特南指出，事实上奎因也并不否认有些人会坚持某些免于修正的陈述，而奎因只是反对在科学中这样做。因此，实质问题是：为什么在科学中有分析／综合的区别？普特南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解释效用的回答：首先，为什么我们有分析命题（或者是严格的同义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本质在于：为什么不这样呢？它并没有什么害处。[④]
普特南的基本态度是解释效用：语言不仅是用来作解释，也用来作描述。一个比我们目前给予的更保险的描述有可能被给出而不预设事物的存在，如果我们有某些原因要避免这个预设。例如，采用感觉语言。但是事物语言的描述的效用当然是我们为接受它而辩明的一部分。[⑩]注意归纳实在论和普特南的区别：前者是用解释说明事物；后者是用事物说明解释。
应该看到，从一切陈述都有经验因素这个意义上讲，普特南是赞同奎因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的。两个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集中在对约定意义的不同看法上。普特南认为，约定程度比较高，约定意义比较稳定的命题就是分析命题；而按照奎因的分析命题标准不可修正性来看，任何经验约定的命题都不可能是分析命题。
但是，普特南并不赞成约定主义。他明确指出：有建立在逻辑和语言基础上的分析真理。但是分析真理并不是不可修正的。它们是不可修正的，除非我们修正逻辑或语言，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⑥]普特南认为，量子力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既有约定因素，又不能归结为约定主义。例如，波粒二象性是与概念逻辑的矛盾律相背离的；测不准原理则与命题逻辑的结合律不相吻合。
在专名问题上，普特南赞成克里普克（Saul Kripke）对罗素的批判。例如，罗素以凯撤是一个罗马将军，他率兵越过卢比孔河作战，打败了庞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说明这样一个凯撤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名。克里普克认为，如果凯撤是这样一个专名的话，真实的凯撤如果没有击败庞培，他就不是凯撤。这显然是荒谬的。由此看来，罗素的专名理论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