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蕴含的教育思想

《道德经》蕴含的教育思想

张 次 愚

老子不像孔子，从事民间教育多年，“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教育思想为人称颂，拥有教育家的头衔。过去我曾认为“自然无为”是要人们听任自然无所作为，老子最后据说是出关隐居不知所终，《道德经》还说：“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65章)，主张“绝圣弃知”，“绝学无忧” (19章)等，以为老子不重视甚至反对教育学习，《道德经》没有教育思想。
近来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精神，为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翻阅了《道德经》。它虽然含有一些片面地、保守地、甚至错误的思想，却系统完整地反映了老子朴素的唯物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及其多方面的应用。其治邦、修身思想不但重视教育，而且有系统精辟的教育思想，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具有参考价值。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的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简?老子》。虽属节抄，只有今本31个章的内容，但因墓葬年代较久，节抄依据的版本比较早，有些文字内容与今本有重要不同，被认为较真实地反映了老子思想。现就竹筒本与今本的内容，筒述如下。
一、把“不言之教”作为以道治邦的基本任务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49章）是老子做人的宗旨。从百姓心出发，要求“以身子为天下”(13章)，确定“以道莅天下”(60章)，“爱民治邦”(10章)为己任。10章堤及“爱民治邦能无为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无为是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14章)，“辅万物之自然”(64章)为基本原则；这就必须深知万物的自然，重视对“道”的知。有知是无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他切身体会：“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70章)。所以2章提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把教育教化人们与处理爱民治邦之事，并列为道治天下不可分割的两大任务。在治邦中把居事与行教结合，把为爱民治邦服务当作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是符合客观教育规律的。
老子对爱民治邦的事是要作要为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63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64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64章的“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无败事”，要求工作之前有周密计划和良好开端，居事的全过程应一丝不苟和始终如一，才不会失败。全书关于治邦、修身的原则，都要求人们去正确作为。老子道学理论中，“无”的概念不是完全没有；所以无为绝不是完全不要作为，而是用辅自然、御今有的无为方法，达到“无不治” (3章)、“无不为

”（48章)的目的。这种无为63章又叫“为无为”。行不言之教，表明对教育是要求积极行的；用不言的方法，起到无不言的作用，达到教育的目的。不言之教，是老子无为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和无为对称，具有相同内涵。无为是辅万物自然的为，不言是辅万物自然的教，指的是整个教育思想。
从教育方法来说，不言之教重视实际的巨大教育影响作用，强调在生活与实践中去观阅，向各种人学习，在为学和为道的结合中锻炼提高。27章指出：“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借鉴)。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但他绝没有忽视言教的重要作用。著五千言的《道德经》，就是老子进行言教的典范。62章明确说：“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美言可博得尊敬，属于言教；美行可影响人，属于身教不言之教就是美言与美行，言教与身教的结合。《道德经》有不少关于语言的论述，重视语言艺术也是重视言教的表现。
即使在生活与实践中的不言之教，57章也说：“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是在我的各种系统措施和教育．(无事、无为、好静、欲不欲)的引导下，民才自富、自化、自正；自朴的。“自”，不是自发自流，而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自然。这也是老子对言教与身教结合的不言之教的具体描述。
二、“尊道贵德”适用子万物范畴的教育
50章指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社会大事的教育既然属万物的范畴，自然也适用尊道贵德的基本原则。
老子讲的道，与大多数儒家学者和一些道家学者讲的道不同，是指自然、社会、人类的物质性本质和发展规律，以及思维方法；还把人类行为规范即德也称为道(自性的体现)。称客观世界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51章)。 《道德经》关于道与德的概念，与现在的道德概念也不相同。
从《道德经》内容的精神看，就教育的角度说，道涉及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尊道可以说属于智育范畴；德指人的自然本性，涉及思想、道德、作风、行为的规范，贵德可以说属于德育范畴。尊道贵德的原则应用于教育，就是要求通过各种科学知识的教育，开发提高人们的智能，巩固提高甚至改进人们的思想品德。
全书反复强调要人们“知天下”(47章)，“知古始”，(14章)，“知稽式”(65章)，“知众甫”(21章)，“知其然”(57章)，“知其极”(58章)等；42章还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者不得其死(喻‘道’的知识)，吾将以为教父(教育人的首要原则)”。老子还从人们不同社会地

位的实践
需要出发，把知识区分为必须知道的和不必须知道的两种。指出“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71章)。把知识问题提到人们素质(尚、病)的高度，符合现代教育思想，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64章还说：“学不学(《竹简?丙》是教不教)，复众人之所过”。不论是说学习别人所不学的知识，还是说对人进行不言之教，都是指明学或教可以避免重犯众人的过错。重视知识的教和学，正是尊道的体现。
老子把人们符合道要求的行为规范“德”，视为人的自然本性。他没有多少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述，更没有直接提出思思改造的概念。但是，从他对人们德的论述和要求，“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19章)的基本原则、“塞其兑，闭其门” (52章)的修道方法、“为道日损，损之又损”的提法等来看，其修身养性的全部内涵中，确有包含改善思想的合理内核和实质内容。全书文字均有明显流露：有正面提的，如“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7章)等；有反面提的，如“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衿”(22章)等；有对比提的，如“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38章)等；有的直接提改造要求，如“去甚去奢，去泰” (29章)等；还有谴责其为“盗竽”(53章)，抨击“天下无道”(46章)，揭示“不道早巳”(30章），教导“有道者不处”(24章)，号召“去彼取此”(12章等)；去取毫不合混。《道德经》的基本思想，自然、无为、虚静、贵柔、淡泊、中和等归根返朴复性的要求，没有一条不是必须树立新思想，克服旧思想，超脱世俗的名利私欲，才能真正做到的。
有两段历史资料，反映老子具有思想改造的精神。《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讲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时，老子对孔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思想改造又是什么?! 《庄子?寓言》讲到老子对其弟子阳子居曾说： “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后来阳以实际行动表达诚恳地“请问其过”，老子才对他说： “睢睢盱盱(跋扈)，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使阳“蹴然容变日，敬闻命矣”。不是通过教育改变错误认识，达到思想的转变改造，怎能蹴然容变而敬闻命?!即使这些材料是后人的杜撰，也表明那时就有人认为老子重视改造思想，才会这样杜撰。我们不能因为人们曾饱受“思想改造”极，“左”的摧残，就怀疑、否定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是客观规律。这个尊道贵德的思

想，符合党的教育方针，也是全面推行素质
教育所要求的。
48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属于尊道，为道属于贵德；道家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就是为学和为道的有机结合。为学是指学习道德内容的道家之学，增长对道的知识，发展智慧，提高智能，并为重积德(59章)奠定认识基础。为道是指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愿意遵循道行事，自觉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天天不断地损去私欲和杂念，树百姓心为天下，严格要求达到“涤除玄览能无疵” (10章)的程度。他把这些，称为恢复自然本性；所以，在尊道贵德的辩证统一中，为学和为道的结合要以贵德为主导，体现把为学提到为道的高度。不重积德，私心严重，杂念弥漫，不可能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54章)。修身属个人的为学为道；修之于家、乡、邦、天下，则包括对不同范围的人们行不言之教。这种教育也是为学与为道的结合，尊道与贵德的结合；得到的成果主要是德的余、长、丰、普。
三、“圣人”是老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为了以道莅天下，《道德经》围绕实践的需要，对各种人强调了不同的要求。全书共提到四类人：一是人主、侯王等统治者；二是有知识的士(上士 中士，下士)；二是百姓、众人、俗人、民等；四是圣人(个别地方称君子大丈夫、有道者、善为士者)圣人应当如何做，全书29见，《竹简?老子》都是肯定性质论及圣人；没有“绝圣弃知”。老子并未反对一切圣、知，相反希望教育人们成为“惟道是从” (20章)的圣人。
《道德经》要求“圣人”，不仅认识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能掌握运用这些客观规律，规范自己的主观世界(德即自然本性)，从而顺利地去辅、御客观世界(今之有)。当然，老子天道自然的朴素辩证唯物哲学和无为无不治的治邦思想，确实未直接提出人对“改变”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个重大的缺陷，有消极的倾向；但从《道德经》全文的精神看，无为是要求做任何事都要采取辅(帮助、推动等）御（驾御、引导等)的方法，其中包含了特定的为和治，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和后来有些道家学者和反对道家的人们所诠释的消极无为是不同的。全书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根据该事物自身的客观规律，提出对圣人的许多行为规范和素质要求，都体现了上述总精神。
为了爱民治邦，老子要求善为道的圣人，“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8章)。这七种被称为

善的作为，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老子的无为，要求具体严
格，体现了圣人无为治邦所需要的全面素质。
为了尊道贵德，甚至要求“独异于人”；“众人熙熙，我独泊(栖泊)兮；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忘)；俗人皆昭昭(明白)，我独若昏；俗人皆察察(计较)，我独若闷(浑)；众人皆以有(作为)，我独项且鄙(陋)” (20章)。要求圣人理想坚定，意志顽强，惟道是从，绝不随波逐流为世俗所同化；宁肯“被褐怀玉”，“不我知” (70章)，也在所不惜!
有道的圣人，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能力高超，必然在气度、风采、品格、涵养、作风等方面，表观得“微妙玄达”：“豫乎，其若冬涉川；犹乎，其若畏四邻；俨乎，其若客；涣乎，其若释(冰融；一说喻不积藏，一说喻一泻千里)；敦乎，其若朴；旷乎，其若谷；浑乎，其若浊”(15章)。老子称颂的这七种形象化表现，是完全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在对人处事中形成的保仆，寡欲、“守中”、“得一”、“为和”等道德素质的体现。
这一切，既是老子希望人们成为圣人的教育培养目标，也是人们自身在社会生活与工作实践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具备的基本素质；教与学是一致的。这些关系素质教育的精神，很有借鉴意义。
四、老子教育要求的“明”
老子的教育思想突出要求“明白四达”，这是为学为道结合，达到圣人目标的认识前提和重要基础。知识的教育学习，必须达到明即提高智慧智能，培养以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各种能力。
老子直接提出3种对明的具体要求：
首先，“知常曰明” (16章)。所谓常是指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 这里是说复即“反者，道之动”(40章)为常。(发展观中的循环论倾向，是老子哲学的缺陷。)55章以赤子作比喻说：“骨弱筋柔而握固，不知牝牡之合(生殖器)作，精之至也，终日哭而不嗄(哑或气逆)，和之至也。知和曰常”。这里是说和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42章)、也就是矛盾的统一性为常。(忽视斗争性，是老子哲学的重大缺陷。)两个举例说明，只有认识和掌握普遍规律，明白四达，才能在实践中正确运用无为的方法取得成功。
其次，“见小曰明” (52章)。老子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出发，认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78章)是规律：要求人们善于透过表面观象，认识和重视尚处于弱小状态的新生事物。指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合，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64章)等。强调“弱者，道之用”(40章

)，把见小称为明，教导人们在对待大小、多少、刚柔、强弱等事物内部矛盾中，依据客观
规律，站在代表新生事物的小、少、柔、弱的立场，掌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促进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去实现无不为、无不治。
当然，弱能胜强是有条件的；这里的小与弱是有专指的，所谓大与小、强与弱也是相对的，会转化的，不能绝对化、固定化。两者间的辩证转化，也是“反者道之动”的重要表现。把见小当作明的重要内容有深刻意义。
最后，“自知者明” (33章）《道德经》在人们为学、悟道、修身、积德、待人、处事、行教、治邦、用兵等一切社会实践中，强调对自身的情况和主观能动作用要有正确地认识和态度，以“法自然”(25章)为自己的根本原则。提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只有掌握了自身的这个“常”，才是真正的明。
老子在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时，多次阐明和强调“观”、“阅”在认识中的作用。进入较高层次和水平的知常达明，必须善于掌握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提高思维能力。“万物旁作，居以须复也”(16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1章)。“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以此”(54章)。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其中有“象、物、精、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万物的原始)”(21章)。当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说，只讲观和阅，是片面的，很不够的；《道德经》也没有直接阐明在教育中怎样使之掌握观、阅的方法，提高受教育者的智能(明)，但从上述论述可以明显看出，尊道贵德教育中的要求，包含了使人懂得观、 阅等科学方法的精神，也是明所要达到的素质教育内容。
五、“执”与“御”的教育思想
14章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对道不仅要知，而且要执，即掌握和应用，把知提高到执。把重视从古至今人类积累的一切知识，“鉴古知今”，称为道的传统。古始，不通过教育学习是无法知道的，更谈不上能执。知古始是为了加深理解，更好掌握运用古今之道(客观规律)，去驾御、辅助、促进、发展今之有，从而治人事天，爱民治邦，为天下谋福利。“天之道，利而不害” (81章)。这种古与今相融，知与行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思想，深刻完整。御今之有，就是老子的欲和为，执就是为了积极地辅御；“不敢为也”(64章)是指不敢妄为!
在执道御有的思想体系中，《道德经》提出了知与守的重要问题。“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

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52章)。这个论述，提到了由得到知推理的方法论问题，阐明了
由知(观点)到守(立场)的实践观，为正确地从事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给惟道是从奠定了基本前提。只有准确抓住事物发展的主导方面，站稳立场，才能正确辅御事物的自然发展，使一生不会有危殆。还说：“塞其兑，闭共门，终身不勤(劳苦)”。兑指各个感觉器官；塞、闭要人们不让身外的世俗贪欲浸入，不使身内的自然本性流失，以保证掌握知与守的客观规律去办事。相反，如果“开其兑，济其事”，受外界贪欲的诱惑和妄知的迷误，不能按照知与守的规律实践，而是即事妄为(济)，那就会“终身不救”。
有人说，全部《道德经》都是在教人如何知和怎样守。这个看法融汇贯通了《道德经》的精神，是非常确切深刻的。28章还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做了全面论述在自然方面，“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就可“恒德不忒(差贷)”。在社会方面，“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就可“恒德乃足”。在人类方面，“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就可“恒德不离”。这样做就是老子的无为，就能“则为官长，大制无割”，成为各种事物发展的轨迹，不会割裂和背离道。
六、“无知无欲”的教育思想
3章提出“恒使民无知无欲”的治邦原则。“民之难治，以其智也。以智治邦，邦之贼也；下以智治邦，邦之德也”(65章)。笼统地反对以智治邦，当然是错误的，也与行不言之教的思想矛盾。他是用以道治邦去反对以智治邦的。这里，关键在于对“无知无欲”要有准确全面地理解，应依据老子用语的特点，从全书前后多处论述的完整精神，把握其真意。
这里要无的知，应是指“知慧出，有大伪” (18章)的知，即“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19章)。只有教育人们尊道贵德，自觉禁绝学习和追求那些违背客观规律的知、辩、巧、利、伪、诈(知)，才能“绝学无忧”。要无的欲，应是指私欲、甚欲、贪欲。《道德经》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知和欲作了正反两面的论述，文字表面好像有矛盾，实质精神却是一贯的。老子一面讲要无知，一面又说要有知；以道莅天下，必须用道的知来教育人们并批评克服各种违道的知，才能使天下有道。1章说无欲观妙，有欲观徼，表明有的方面须要无欲，另一些方面则要有欲。有知和无知，有欲和无欲，是矛盾的统一，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不可分割。“恒善救人，而无弃人；恒善救物，而无弃物”(27章)，两句话的前者须有

，后者要无；有和无是统一的。“知其子，守其母”等，前者是有知。后者要有欲；人们是通过知确定守，知和欲也是统一的。“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51章)等，都属老子谆谆教人要有的知和欲；至于以百姓心为心，爱民治邦等，无一不是为道者应有的知和欲。知、欲都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正确地知和欲愈多，错误地知和欲才能愈少。《道德经》要使民无知无欲，绝不是让人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愚民政策”可以实现的；相反必须进行尊道贵德的不言之教，通过为学日益和为道日损的结合，将那些属于歪理邪说的知和贪婪过甚的欲，损去抛掉，从而达到老子真正要求的无知无欲。“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思想的合理内涵，应是对知、欲包括了正反两面的精神，只是用了“正言若反”(78章)的语法，体现了老子教育思想的科学性、战斗性、针对性，符合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破立结合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们的生活常识。我们学习古代文化，既要认真识别和批判其中的糟粕，又要深入发掘其中实存的精华，特别是长期被人们当成污泥否定的，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剖析。从全书论述的精神看，破立结合思想应当说《道德经》中是存在的，其程度当然不能拔高。这个思想对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改革，均有借鉴意义。不努力做到对教条主义、不务实学，一心乖巧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的无知无欲，怎能达到专业精深，博学多才，极富创新能力的知和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欲。只有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破立结合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提高人们的素质，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
最后，有点题外话需简单提一下。老子反对名利私欲，确有积极意义。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各种私欲必须做历史地具体分析，不能全盘否定。恩格斯在《路德维希?弗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时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恶是历史发展动力思想的两重性，特别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也就是老子所反对的私欲甚欲，也存在着两面性，它既是剥削人、作恶

的思想根源，又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这一切都是由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所决定的。这是二千多年前的老子无法企及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我们理解当前遇到的
许多负面现象的本质而采取正确态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原副书记，本文发表在：《老子研究——2003年中国长乐<老子>
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德建主编，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