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的“声音”寻回之路——《他们眼望上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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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的“声音”寻回之路——《他们眼望上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发表时间:2018-07-30T11:30:26.793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下作者:刘小毓

[导读] 《他们眼望上苍》是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代表作,小说通过黑白混血女主人公珍妮经历三次婚姻逐渐走向成熟过程的描述,反映了美国非裔女性被迫失去“声音”、丧失话语权等问题。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他们眼望上苍》是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代表作,小说通过黑白混血女主人公珍妮经历三次婚姻逐渐走向成熟过程的描述,反映了美国非裔女性被迫失去“声音”、丧失话语权等问题。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斯皮瓦克的“属下”观对小说主人公珍妮如何逐步打破种族、性别和经济地位的桎梏、并找回了“声音”进行分析,揭示了“合法婚姻”外衣之下黑人女性身份边缘化的事实,以期引发现代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属下;声音;斯皮瓦克;他们眼望上苍

一、引言

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是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黑人女作家之一,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活跃分子。她毕生都在为保持黑人文化的传统而奋斗,发表了4部小说及50余篇短篇小说、戏剧和文章。其中,《他们眼望上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描写了主人公珍妮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黑人女孩经历三次婚姻后最终成长为自尊独立的女性。这部小说打破了传统的黑人女性卑贱形象的模式,生动展示了女主人公珍妮尝试挣脱性别与种族双重桎梏、寻回自我“声音”的一生坎坷之路,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黑人妇女的新形象。该作品没有对剑拔弩张的种族冲突以及黑人生活的悲惨和凄凉进行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叙述的方式以及象征隐喻等手法的运用,真实而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边缘化的黑人女性的生存现状。因此,《他们眼望上苍》被称作美国黑人文学史上最早描写黑人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之一,也被《诺顿美国内人文选》列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在文献研究方面,国内外对该作品的分析涉及多个层面,其中包括女性主义角度、跨文化研究角度以及叙事语言角度等。近年来,一些评论家开始挖掘赫斯顿作品中所体现的后殖民思想。然而,身为非裔美国黑人女作家的赫斯顿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复杂情怀及难解之谜未能得以完全诊释,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旨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主人公珍妮的“声音”寻回之路,发掘珍妮如何从被三重压迫的泥淖中一步步走向自尊与独立、唤醒黑人女性身份意识、解构“属下”身份、寻回“声音”。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和斯皮瓦克的“属下”观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促使第三世界的妇女开始觉醒。80年代以后,将代表西方学术界“少数话语”的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联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发展起来,成为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西方白人女性主义产生了较强烈的冲击。至90年代,这种批评已极大地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面貌。后殖民女性主义是文学作品解读的一个崭新的视角,它以探寻文化霸权的批判与非殖民出路为特征,关注种族、性别秩序下边缘化的“他者”身份[1],对殖民主义及性别歧视和把第三世界妇女建构为他者的事实进行揭露,探究作为女性的殖民主体所遭受的殖民压迫和性别歧视。

在这一领域,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1942- )是最不可忽视的人物之一。斯皮瓦克与爱德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共同被誉为的“后殖民三剑客”之一,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其论述包括“属下”不能发言、女性贱民主体、全球后殖民状况等不仅在文学、文化批评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还丰富并发展了后殖民理论,使她成为了赛义德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2]54。由于她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她通常将目光聚焦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关注那些沉默的、没有话语权或不能表达自己的群体,称之为“属下”(subaltern)群体。“属下”一词本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使用的意大利语“subalterno”,译为英文的“从属”,用来指欧洲社会的从属或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3]100。斯皮瓦克在1988年发表了“属下能说话吗?”长篇论文,把“属下”这一术语的范围扩展到第三世界,所指由“仅能维持生计的农民,无组织的农民工,以及流浪街头或乡村的零散工人群落和团体”,到指在都市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此外,在这一“属下”阶层的内部,斯皮瓦克强调了女性的双重困境,即在经济和性别上都处于从属地位[3]101,是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在此基础上宏观来看,“属下”女性还陷于种族边缘化的泥淖,尤其是黑人女性还面临种族歧视问题,可以说黑人女性遭受着三重压迫,困难重重。

“属下能否说话”是斯皮瓦克后殖民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话题,也是贯穿她书写生涯的一条主线[4]37。她通过对福柯和德勒兹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激进理论、以克里斯蒂瓦为代表的西方女权主义以及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的批判,中得出结论——属下不能说话。因此,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斯皮瓦克则指出她们是“最底层的无产阶级”[5]52。由于缺少关注者与倾听者,黑人女性数百年来都处于理论话语的空白区域,成为了没有话语权的沉默者;或许即使发出了声音,也会由于没有倾听对象而无法产生意义,只有通过非属下的中介、其声音才有被听到的可能性。

三、珍妮的“声音”寻回之路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是一位黑人女性,经济地位从属,在小说设定的环境中处于无声的社会边缘地带,受到种族、性别、经济三重压迫、话语权被剥夺,属下特征明显。然而,在珍妮所叙述的成长过程及三段婚姻中,她逐渐觉醒并探索独立的道路,一步步从不能说话的“属下”逐渐找回自己的“声音”,走出三重压迫的泥淖,解构其“属下”阶层的身份。

在珍妮为好友费奥比开始回溯的最初,外祖母南妮的一席话就为整个故事奠定了基调——种族、性别和经济地位的三重压迫的基调。她作为白人家庭的佣人,对外孙女珍妮说道:“白人是一切的主宰。……白人扔下担子叫黑人男人去挑,他挑了起来,因为不挑不行,可他不挑走,把担子交给了家里的女人。就我所知,黑女人在世界上是头骡子。”[6]18这是当时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的真实地位和现状,加之珍妮出身的经济地位,可谓四面楚歌,是边缘化的极端代表。

随着六岁那年珍妮在照片中发现一个黑人女孩站在了本该是她所站立的位置上,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肤色与其他白人孩子并不相同,开始感受到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开始产生焦虑。此外,根据约定俗成的“一滴血法则”,黑人的肤色即使看上去和白人一样,也会永远被排除在白人之外[7]21。此外,又因为她与众不同的肤色和更好的着装,珍妮又受到了学校里黑人孩子的孤立。至此,这些冲击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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