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安石与曾巩散文的比较

浅谈王安石与曾巩散文的比较
说起唐宋八大家，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号。

横看成岭侧成峰，在这样一个群英荟萃的群体中，每个人的成就都不容小觑。

自然，王安石与曾巩也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大家。

就其散文来说，同处于宋文稳定繁荣的时代，两人的作品必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由于同受欧阳修散文变革的影响，他们的散文均以议论文居多，在议论中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文学的形式阐述道义。

另一方面，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虽处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王安石与曾巩的散文还是存在许多的不同点。

身份的不同导致了两人创作侧重点的不同。

在文学观方面，王安石与曾巩显示出了政治家与学术家的差异。

王安石作为北宋王朝的改革家，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为他的政治变革服务的。

这类文章直接涉及变法，如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主要阐述了仁宗在位四十一年间政治措施的得失，如“指挥托付，必尽其才；变置施设，必当其务”，“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等。

他对朝政及时弊进行深刻分析，提出明确的变法主张。

《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针对司马光的抨击，逐条进行批驳，作出是非分明的果断答复。

又如他的学术论文《周礼仪序》、《诗义序》等，也都是为了配合新法而推行的新学而作。

而曾巩则认为“畜道德而能文章”，他的作品更多地以阐释生活学习等道理为主，往往因事而发，借事立论，善于从生活中遇到的现象领悟非一般的境界，生发出令人深省的议论。

如《墨池记》借墨池故迹，指出王羲之书法的达于精妙的境界是“以自立自致”，并非处于“天成”；因而推明学之不可以少，要深造道德，尤其不可废学。

不得不说，文章表现内容的差异同样与他们的文学主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安石的文章直接贯彻了他的“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散文是他宣传政治改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

而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

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竭力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

在文章的风格上，王安石刚健峭拔而曾巩平正周详。

果于任事，勇于决断，坚毅倔强的个性不仅造就了王安石改革家政治家的身份，同时也形成了他刚健峭拔的文风。

他的散文口吻坚定，语气斩绝，文势充沛，明显带有傲岸倔强、睥睨凡众的个性，和其思想修养相应，尤其善于驳论。

作风雷厉风行的王安石，行文简劲无匹，异常峭厉，不用缓笔，更不拖沓。

司马光在责难和回答他的反驳时，洋洋万言。

王安石的回答虽寥寥数语，但简而劲。

他分析了“天下怨谤”的根本原因是“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上乃欲变化，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可以说独踹流俗，刚毅果敢，表现出了简捷悍厉、劲峭雄健的风格。

而曾巩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他的散文周密婉曲，藏锋不露，节奏舒缓，形成古雅平和的风格特点。

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曾巩驳斥了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论该书是“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一点，进而阐说儒家所尊先王之道的因时适变，无疵无弊，远胜于游士之说。

整篇文章议论委实周详，文字简练平正，结构严谨而舒缓，温醇典重，雍容平易，娓娓道来，穷尽事理。

王安石与曾巩在散文创作上行文简洁，有相同之处，但他们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

王安石通常直抒己见，不蔓不枝，简洁峻切，短小精悍，“瘦硬通神”。

这一特点最好地体现在《答司马谏议书》中，面对政敌司马光长篇大论的指责，王安石仅以380字的短书作出反驳，集中笔力辨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五事，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陈规的保守思想表示不满。

文章简明严整，语约义丰，针针见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再如《祭欧阳文忠公文》，王安石以简练的语言称颂了欧阳修文章的光辉成就和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气
节与风格，并抒发了王安石个人的仰慕之情。

文章简洁明了，而气势豪健，深得诸文家的赞叹。

曾巩的创作受欧阳修“简而有法”理论的指导，典雅洁净，简练平正。

如《墨池记》巧借王羲之墨池遗迹的传说来阐明道理，论证勤学对于学问、道德的重要性。

文章因事生发，题小意宏，而开拓深宏，多做诘问唱叹，写得委婉自然，从容不迫。

由于曾巩散文正统儒学气味浓厚，行文雍容平和，而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法则，显得规矩严密，易于效法并适合统治者的要求，故在当代及后世曾文颇受推崇，成为明清古文家、桐城派心追手摹的榜样。

在另一方面，就其文章的构思立意等方面来看，王安石则显得更为出众。

他立意超卓，布局谨严，思路清晰，总是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以深刻的思想高屋建瓴地分析问题，统率材料。

同时，他立论精绝，逻辑严密，说理透辟，见地深刻，语言富有穿透力，概括性很强。

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一种高于众人的正确见解，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处在一个不容易成功的寡不敌众的境地，他仍义无反顾的坚持着自己。

面对司马光的异议，他揭露出在高端所见识到的社会弊端，并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层层深入，议论说理无懈可击，令人读后顿生醍醐灌顶之感。

而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一文中，王安石更是见解深刻，从北宋百年政治的得与失两面出发，面面俱到地进行分析，滴水不漏。

而曾巩多将着眼点放在日常小事中，从平常显而易见的事物中发掘其深层的内涵，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与王安石的高度相媲美。

王安石的散文更多地是政治家的散文，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

因此，他的散文一般以议论说理见长，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炼、朴素，立意非凡。

较曾巩而言，王安石的有些文章尤其给人以一种形象性、艺术感染力较弱的感觉，但以服人称胜。

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

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数量最多的政论性散文中。

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

这些散文，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绵里藏针，说理充分，都表现了无可辩驳、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

而曾巩则是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典雅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布局完整，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规矩严密。

总的来说，王安石散文简洁峻切，曾巩散文平正周詳。

王安石对文学的看法，特别强调其实用功能。

和其文学主张相符，王安石的散文也以政论性的为多。

这些作品，大都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语言简炼明快。

笔力雄健，文风峭刻，具有极强的说明力量。

曾巩的文章大多是议论文，他的散文长于说理，他的文章与苏询、苏轼的汪洋态肆、雄健奔放，王安石的拗折哨刻的文风大异其趣，而与欧阳修的文风相似偏于柔美，其文大致纤徐平和，谧辞典重。

万紫千红总是春，正是每个人特殊的风格才构成了斑斓色彩，共同创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