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顾炎武对家、国、天下的思想-政治思想史论文-政治论文

清朝顾炎武对家、国、天下的思想-政治思想史论文-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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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亡国，有亡天下。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日知录》作为顾炎武的重要代表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顾炎武全部的学术、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其卷十七中对于亡国亡天下保国保天下之阐述更是集中体现了顾氏对家、国、天下的思想。也从另一个角度明确的表明了顾氏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层思考与探索。

一、国仇家恨

17 世纪的中华大地上,正是暴雨肆虐. 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刚刚了一如僵尸般的明王朝，随之又迎来了满清蛮夷的统治。神州处处是凄凉，人人俱哀愁。黄梨洲口中的地解正是如此！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再平凡不过的朝代鼎革到明清更替成为了文人口中的天地崩裂呢？更是衍生出了一群独特的明遗民士群？这一切，除了明清易代所带来的人事创伤外，更因明清易代直接的后果就是满族入主中原。这在深信夷夏大防的汉族士人不仅意味着汉族正统的丢失，更是象征着中华文化因夷族的践踏而有毁灭之危。传统儒家学者与明代遗民的双重身份的顾炎武自然亦是夷夏大防的守护者，明清易代给他的一方面是国破家亡的人间惨剧，另一方面更是净胜上的传统的。

首先，明王朝的覆灭与夷族统治的芒刺在心。

1 4 年,顺治元年十月顺治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位，称大清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告天祭地，改元称号，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清朝之得统乃蒙天眷佑，顺天应人。

自此开始，清朝的正式确立宣告了明王朝依然成为历史。

正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要经历人事的冲刷与百姓的灾祸一般，清朝的建立亦是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之中，无一阶层可幸免。可是，为何独独清的建立在广大士人阶层激起如此大的反抗？甚至于产生了阶层中遗民与贰臣的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满族入主中原，的易主发生在汉族与非我族类的满族之间，这就挑战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之防，不仅仅是政权上的交易，更像是文化上的、道统上的一记响亮耳光。而关于明清易代、夷族入主中原对于广大明朝遗民的文化意义，则在吾师孔定芳教授《论明遗民之出处》一文中有详尽且深刻的阐述：不幸而遭遇此的明遗民骤然面临一系列的人生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番操守和道德毅力的严峻考验。对于明遗民而言，在做出了生与死的艰难抉择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一连串事关立身处世的选择。就如芒刺的痛楚，明遗民们无法忽略的人生抉择时时逼迫着他们，有人选择的与国俱亡；有人选择了隐逸林间；有人选择了遁入空门；更有一批人选择了消极沉默式的对抗。顾氏便是怀着大难初平，宜反己自治，以为善后之计的信念成为了夷族之民，然其内心却是无时无刻不深扎芒刺，以待汉室光复。

其次，以孝遵礼的拒不复出。

清代明的历史给顾炎武的家庭最为巨大的打击便是：顾母王氏深痛国之灭亡，绝食自尽。其临终还留言炎武：我虽夫人，深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顾氏自幼跟随其嗣母王贞孝成长，深厚的母子情自不必说，更重要的事母亲王氏对炎武在思想上的深远影响。王氏生前未嫁守节与断指疗姑的贞孝事迹不仅在明崇祯九年时受到当时朝廷的大肆嘉奖，其贞与孝的品行更在日常的生活中为炎武树立了礼与孝的典范。她对于顾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种简单意义上母亲的含义，更是顾氏在信仰上的支柱。这时，随着明王朝的灭亡，炎武的信仰支柱倒了。并以为国绝食而亡这样一种凄美轰烈的方式为顾氏的爱国观深深上了一课。故此，无论是之后的臣事南明弘光、从军苏州、起义昆山、遥奉隆武还是最后的隐逸逃社、游于北国无可否认，王母的爱国行为与临终嘱咐已改变了顾炎武的人生轨迹。从退而读书犹感国之多事之虞到与国相系撰四论再至坚守吾心，誓不为二姓臣的遗民生涯，顾氏的思想因国破而经受历练，因清统却成熟发光于世间。于此，与其说炎武不愿与清廷同流合污而誓不仕清，不如讲炎武是以为亡母尽孝而遵循了为学者之大礼.

二、炎武个人学术、思想所致

晚明学风空疏，经由巨大变动，学术界文人士大夫掀起一股痛砭王学，提倡经学之风也为在顾氏学术思想上提供了一个思索家国现实与命运的契机。

首先，对王学的批判。

顾氏就曾不掩饰的将明亡的罪责归于王学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矣，古之有之。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将三王并提来指王学误国，应为明亡负全责。他认为王学的兴起破坏了整个学术的发展，其良知的观点流祸甚深，皆是无用之空言；阳明新学对六经的解读又是在败坏先儒的优秀传统；而且王学又给学术界带来了讲学之风，使得人人皆讲学，人人讲学皆为名；《日知录》中更言明近世喜言心学，舍本章之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遮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即认为心学即是禅学。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顾氏自是抛弃明末之学，痛定思痛，开辟新的道路。

第二，顾氏学术的清初经世之风。

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新思想和新学风启发广大的士人们开始去思考和研究改革时弊的方法，包括、经济、民族、教育、人情伦理、宗法等等方面。顾炎武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即充满了浓厚的经世之风。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人格准则之上，顾炎武还力图将国家治乱与民生大计相结合，用学术的方法和眼光来探索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

《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撰写就这一思想的成果, 其《考序》中写道：二十一史，十三朝，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天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炎武的自序足以说明其治学始终贯穿这经世致用这一线索。

第三，实学的思想基础。

顾氏以经世致用的观念为基础，随着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及人生阅历的变化而赋予了不同的历史含义和使命。其的实学思想也从早期的乙酉四论以谋求强国强兵的道路发展到了后期明道救世的救济民众、关怀民生的仁义之心。这一突破性的转变使得炎武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朝一代的王朝兴衰，而是更加放低姿态，以充满人性关怀的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家、国、天下。早年炎武乙酉四论式富国强兵的军事经济观是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形成的，表达了其急切灭清复明的爱国之心。其中，无论是《军制论》中寓兵于农的改革方案，还是《田功论》针对的战乱人口离散、兵丁不足的田功法，都是为了解决复明最为关键的军事问题，步步皆为复明。而至后期，南明政权的相继垮台和清朝政权的不断巩固，复明的梦想也渐渐的遥不可及了，他的实学思想亦随着发生变化。顺治五年，即1 8年，炎武产生了北游的想法，其在进行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对于民生的大量关注也明显反应了其思想的转变：对于不顾人民死活大肆横征暴敛税收的封建统治者给予了鄙夷的批判；对于改善民生、发展利民经济的想法更是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对于民生的急切关注更是在炎武晚年达到了顶峰：前期社会变革的思考、民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