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宗羲对李贽理欲观排斥中继承

论黄宗羲对李贽的理欲观排斥中的继承摘要：理欲观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

而到了明末清初，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理欲观呈现出两种新变化，一是对欲的肯定，二是私的抬头。

李贽和黄宗羲作为时代的代表人物，看似批判，实际上却在有意无意的继承。

本文将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通过分析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公私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来理清这个脉络。

关键词：理欲观宋明理学李贽黄宗羲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自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或“存天理，灭人欲”格尽人欲，到阳明心学“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既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视天理为人之自然属性，“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与朱子殊途同归。

可见在新儒家的理欲观中，天理一直被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欲则是必须被消灭的对象。

而阳明之后，心学横流，夹杂着庶民之风的泰州学派不受士大夫阶层思想束缚，“非名教之所能羁绊”，其开派祖师王艮以“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的“淮南格物说”与阳明“良知说”相结合，提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这实际上就模糊了天理人欲在新儒家中严格的界线，肯定了人欲是人固有之物，是使人生存之物，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在儒家正统一脉出现了对人欲的容许和肯定。

但是，
或许与中国人几千年来意识最深层的东西有关，在王心斋这里，他虽然大喊“造命由我”，但是仍未表现出对天理的否定或限定，“存天理，遏人欲”是他从人欲发展出的理欲观新变化。

人欲此后历经颜山农、罗近溪、何心隐到心学最后一个巅峰人物李贽这，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理出脉络，更明显观察出明末新出现的两大特征：一是肯定人的欲望，二是对私的肯定，甚至出现了“人欲即天理”，把人欲彻底拉高到与天理同一高度。

黄宗羲作为刘蕺山的弟子，又编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儒家著作，是公认的心学继承者。

然而他却对同为心学一脉的李贽大加批判，在《明儒学案》中对李贽抹杀不提，把李贽和李贽“以为圣人”的何心隐排除出名教正统。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排斥异端，而在这种排斥过程中，黄宗羲却又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李贽的思想内涵。

本文将沿着这条线索，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方法，探讨黄宗羲在理欲观上对李贽排斥中的继承。

一、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理欲观在明末清初的最大特色就是从去人欲到存人欲的转变。

李贽被视为明末异端，其思想最大的危险性就在于“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物之伦理”，而事实上，无论是“童心说”还是“穿衣吃饭”，李贽都坚持欲望为人之真，“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这就有混淆欲望和童心的倾向，从而普遍性地承认人欲。

黄宗羲和李贽之间并不是肯定欲望和否定欲望的对立，他承认
人欲的存在，但是是有限度的，他说：“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

”（《南雷文案》卷二《与陈乾初论学书》）人欲为一己之私，呈现出一定程度上欲的特殊性。

（一）视角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李贽思想的“反叛”在于它拥有一个更普遍的视角，即他站在人民群众整体阶层去肯定欲望。

这突出的表现在他的《兵食论》。

《兵食论》源于《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后子贡追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的回答依次是“去食”、“去兵”、“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记载：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无信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

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

对此，李贽在《焚书·兵食论》中作答，“盖有此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

有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

……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

势既出于不得已，则为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

而儒者反谓信重于兵、食，则亦不达圣人立言之旨矣。

”
抛开李贽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不论，单从他要求通过重视兵食民生问题来作为立信之本，就可以看出，李贽实际上就是客观的站在民众整体视角，肯定以人的生存的物质性为根本的这个普遍性前提。

黄宗羲虽力主民的自私自利，却仍受理学影响颇深，在有限度的承认人的私欲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把天理和人欲完全对立起来，“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

乍一看，是反对私欲和李贽提倡私欲的对立，实际上是视角的不同，一个是在士大夫阶层的观点上，一个是人民群众整体的观点上。

黄宗羲思想在本质上仍存着士大夫阶层使命观、伦理观的痕迹，把私欲限定在士大夫阶层的视野内，维护地主阶级统治。

（二）出发点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承上文所述，把兵食和信看作欲望和伦理的关系，对此，李贽反问道，人的道义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同样站在解决兵食信问题的立场上，李贽则是要在哲学层面发思，予以解决问题。

他认为秩序伦理是在满足人的欲望后自然形成的东西，他从秩序伦理的本质性存在方式方面提问，其出发点本身已超越了时宜和政策的当否而具有普遍性。

而黄宗羲仍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解决问题，抨击君主制反对君主一己之私却不反对君主制，是一种体制内的立场，其出发点仍是代表着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特殊的使命感。

二、公私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宋代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明代王阳明说他的学问就是“去私”两个字。

宋学以来的“公私”二律背反关系在明末逐渐开始崩溃，“私”观念的抬头实际上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相呼
应，也是一种对当时明王朝末期腐朽的一种反抗，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黄宗羲的《原君》开头就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人心自私”实际上是黄宗羲考察历史的出发点，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李贽“私心说”对他的影响。

而从阳明肯定人心，到李贽说人心就是私心，再到黄宗羲从私心到私利，也是一条心学脉络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