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社会文化学派

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社会文化学派
如果说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派代表着正统精神分析的发展方向，那么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则代表着非正统方向的发展。

这个学派的活跃时期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与自我心理学派大致同时代，此时精神分析的中心正从欧洲转移到美国。

这一点大致可以从该学派的开创者霍妮一生的经历中窥见一斑。

凯伦-霍妮于188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年轻时进入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1915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接受了四年正统的精神分析的训练。

1932年，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远赴美国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两年后任职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

然而，她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几个重要方面越来越不满，要阻止她的不满是不可能的。

这导致了她与同事们关系紧张。

1941年，她的同事以投票的方式作出决议，剥夺她的讲师资格。

当时，她在一间屋子里静待投票结果。

在看到结果后，霍妮以一种充满尊严的方式离开了，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随后她迅速组建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霍妮的主要理论是她的神经症理论和“女性心理学”。

其神经症理论的观点如下：
她认为：社会文化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困难是神经症形成的主要因素。

神经症的特点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陷入了自我击败的风格，也就是说，这些人与他人的互动方式使他们尽管无意识地渴望进行良好的社会交往，但却做不到。

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呢？霍妮认为
是儿童期的不正常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那种制造焦虑的家庭环境。

具体地说，成长于这种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很快就如何应对产生了一种对策，从积极方面来讲，这些对策在缓解焦虑等方面上是有效的；但从消极的一方面来讲，他们逐渐习惯于依赖这些对策，甚至将它们应用于家庭以外的其他人身上。

这些儿童成年后，儿时形成的对人际交往的恐惧仍继续存在，从根本上讲，这些人认为社会交往是焦虑的来源。

其结果是：他们为消除焦虑而形成了神经症的交往风格。

她确定了三种交往风格的神经症患者，即：
1、接近人群（顺从型）：一些儿童学会了靠强调自己的无助感来应对焦虑，他们依赖他人，强制性地寻求其父母或监护者的喜爱和接受。

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之上：“如果我顺从了，那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2、反对人群（攻击型）：有些儿童发现，攻击性和敌对行为是对付不良家庭环境的最好手段。

他们攻击或伤害其他儿童，以此来对自己的不安全感和不适应感进行补偿。

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之上：“如果我拥有权力，那就没有人能伤害我”；
3、脱离人群（退缩型）：他们只是简单地采取与外部世界不和谐的方式来应对焦虑。

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之上：“如果我离群索居，什么也伤害不到我”。

另外，霍妮女性心理学思想也是独树一臶的。

弗洛伊德一直认为女性的发展的本质可以在阴茎嫉妒中找到，即每一个女孩都希望成为男孩。

霍妮用子宫嫉妒一词来反驳逢迎男性的
立场，这一概念指男性嫉妒女性怀孕及哺育儿童的能力。

然而她并不认为男性因此对自己不满，而是认为每一种性别都具有让另一性别赞赏的特点，而男性对他们不能怀孕生子的补偿是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

霍妮还指出：如果在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的妇女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人，那么是因为文化给她们带来的局限和负担，而不是因为天生就有劣势。

而在女性和男性都能自由实现自己的愿望的社会里，就没有男性想成为女性，或女性想成为男性。

从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霍妮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霍妮于1952年逝世，这使得她没能看到女权主义者怎样利用她的观点促进了男女平等事业的发展。

霍妮不愧为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她以当仁不让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顽强鲜明的个性，建立起社会文化的精神分析的基本框架，开辟了精神分析的新道路。

另一位分析理论家是埃里克-弗洛姆。

他有一本著名的作品，叫做《逃避自由》。

根据他的观点，现代民主的兴起，使人类不再被禁锢于封建制度的壁垒，他们有了自由感。

在明显的限制范围之内，我们愿意成为怎样的人都行。

然而，正是这种极端的自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自由是可怕的东西，它强迫我们每个人去面对那些我们必须要独自承担责任的个人决定。

这是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无能的、孤独的状态。

”随着我们的成长和个人意识的形成，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一切，只能痛苦地面对我们的无能为力。

因此，对这种无
能为力的反应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表现出来：崇尚“积极的自由”，或是逃避自由。

这样，弗洛姆就提出了人们用来战胜无能和焦虑的三种主要策略：
1、权威主义：人们把自己和更强大的人或力量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使自己感觉有力量的一种方式。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是把寻求服从和寻求统治二者结合起来；
2、破坏：人们试图通过毁坏它来战胜它，但重要之处在于：人们通常将这种反社会行为合理化。

他们常用信仰、责任或是爱国精神来证明他们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的作为是正当的；
3、自动舒适装臵：为避免自由带来的焦虑，大多数人接受了社会为我们选定的角色和可预见的生活方式。

我们采取与别人同样的行为，能够暂时逃离我们的个体感，从而也就逃离随着个人自由意识而来的焦虑。

总之，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对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系统的修正，抛弃了弗洛伊德关于人和社会的悲观态度，相信人的潜能的建设性，相信通过改变社会生活条件和不合理的人际关系可以实现健康的人的生活。

因此，他们不仅在治疗上，而且在关于人和社会的信念上都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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