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方志学理论略评

戴震方志学理论略评

摘要：戴震是清乾嘉时期方志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重沿革”、“夫志以考地理”，积极把地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方志修撰事件中，在方志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笔者摘取其方志学理论中的几点略加评述。

关键词：戴震；方志学；方志地理学派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生于雍正元年（1724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是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在哲学、经学、地理等方面皆有造诣，一生著述丰宏。戴氏于方志亦颇为热心，曾主篡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金山志》、《直隶河渠书》、《水地记》等，审定乾隆《应州续志》、《寿阳志》等。在从事方志编纂实践的同时，还致力于方志理论的研究，是清乾嘉时期方志界地理学派主要代表。戴氏力主把研究古地理学方法付诸修志实践。为《乾隆应州续志》作过序，撰有《与段若膺论修志》、《汾州府志例言》、《答曹给事书》等论文，阐发方志学理论。

戴氏的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修志实践中，散落在所撰论文里。今就其在诸篇论文中所谈及的观点略加评述。

“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1]，戴氏强调“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2]，“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使无惑。”[3]这些是戴氏“重沿革”方志理论的体现。由于戴氏通晓地理学，故沿用《水经注》以水系辩山脉之法，以山川形胜探索郡县建置及地理沿革，于是把地理学成果应用于编纂地方志志书中。因此主张：“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4]他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沿革皆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而可乎？”[5]即强调志书要重沿革之考证。

在修撰方志时注重地理沿革，求实考真，这是修志的基本要求，即使对于今天的方志编纂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清乾嘉时期之考据派（戴震是其代表之一），受当时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的影响，往往将学术上“崇尚古薄今”的思想带进方志修撰中。他们在修志时重旧志资料，轻新材料，多以正史资料作为修志依据，而不用现实实际材料。即使是那些本可以补正史之不足的遗闻轶事等文献资料，也统统不予采用，有损方志价值。在《答曹给事书》中，戴氏列出《元和志》（唐李士甫撰）中关于“汾州”一条的六大谬误[6]，并一一考证，也充分体现了“重沿革”的方志学理论。

戴氏提出“重沿革”、“轻文献”的方志理论，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局限，在今天看来或许有失偏颇，但是应该看到他的积极意义。近代学者王葆心对戴氏的点评颇为中肯，他在《方志学发微》中说：“戴氏一家之学说，存其义，深有益于方志，但须旁采各家之说以补其疏略耳。”“作志者不可执旧日沿革之说，更不加以研究，而考沿革据古地志，尤须证以本地流传之名，求其变迁，方有新发

明也。”[7]

“星野次于沿革”，“存古说以见梗概，而沿革不明，不可以道古”，“至若绘图星象，录步天歌，尤属固陋”[8]。古代方志所载“星野”之说，于今日而言，似乎有违科学，但是站在戴氏所在之时代、立场，则又另当别论。星象之学，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说是天文学之发端，古代历法之依据，是古人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

戴氏治学，于天文星象也有大成就，故而星野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当作一门学问。况且列星野一条于志书中，也是方志一直延续的传统。应该要注意的是“固陋”一词，它无疑是戴氏对方志“绘星象、录步天歌”的不赞同，可以看出戴氏有意革陋习而求创新的方志学理论，应予赞同。这种思想还表现在：“至若方隅之观，各州县志多有所谓八景、十景，漫列卷端，最为鄙陋，悉汰之以还雅”[9]，“每篇有小序，序皆通套语，近来亦有删去不用者矣。”[10]

“疆域辨而山川乃可得而纪”，“以水辨山川之脉络”，“兼及自昔以来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浚之功”，“务求切于民用”[11]。前文提过，戴氏通晓地理，是清乾嘉时期的地理学大家。他曾用了八、九年时间潜心钻研、精心比勘，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12]，解决了《水经注》长期流传过程中出现“经”、“注”相混，前后错简问题。段玉裁赞之：“得此之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伪。”[13]因此，戴氏沿用《水经注》以水系辨山脉之法，把地理学成果应用于编修方志之实践，无疑又是一大创新。再者，本着“切于民用”的态度，主张列“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浚之功”于方志中，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突出了方志“资政”之功用，也反映了“农本”、“民本”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嘉许的。

详善略恶，区分史志是戴氏的又一个主张。对于名宦、人物之篇，戴氏提出了载与不载的标准：“名宦必其德泽及民，操持可法；流寓非名贤不录”，“以著爱慕也”；“人物必大节卓然，义行必为善足风，或一事有益于人亦附焉。”巍科贵仕“无大表现”、“有瑕疵指摘”；职官“失其行事”之类不得列入。[14]并阐述了史志的区别，指出志书完全仿史之体例列传的错误。戴氏认为：“史之列传以爵位，故有爵位不尊及无爵位者，不得不列为目纪之。志之人物，以人品学问德业，而忠孝固德之大端也，有德有文者，于人物见之。”对于那些“名教所弃，犹巧饰诬欺，虽曾祀乡贤，邀声誉”，“削而不录”。“史善恶并书，志详善而略恶也。”[15]充分体现了戴氏“详善略恶”、“区分史志”的方志学理论。然方志之产生，最初便是以史书的形式。清以前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志属信史”。因此，戴氏的这一理论，有其失当之处。即使在方志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方志的编撰也是要如实地记载本地的历史与现状，要秉笔直书，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如果详善略恶，虽然记载的也是事实，但终归有失全面，不够真实。也剥离了方志学与史学的渊源关系，使方志学成了无本之末。

戴氏对于图表在方志中的应用非常重视，指出：“图最要紧”[16]，“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17]还举出绘制要求：“须用方格，每方几里，方向里数必大致可稽。”[18]为了使得指示清楚明了，图应制两份，分别标山川形胜和

村镇分布，谓《山川图》、《村镇图》。并指出制图不够严谨精确的危害：“作图者少加意精覈，检视其图，方向远迩，茫然不辨，名为有图，不但如无图而已，且适于滋惑。”[19]不仅体现了戴氏修志的严谨态度，更是对图表在方志中重要作用的阐释。今天的方志编纂工作，同样注重图表的运用。图表可以给人以更直观的感受，有资于对方志所载内容的理解认知。可见戴氏重视图表的运用，于今时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并被人们所接受、效行。

戴氏一生，于方志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建树，正如《戴震评传》中所言：“自清初顾炎武力倡‘理学即经学’，学风始大变，连史学、地学研究也崇尚考据。戴震的史地学说也是如此。校注《水经注》，正是视《水经注》为历史地理之作，考释精博，完全凭文献和实证梳释原著，参修方志，自有独到见解。”[20]戴氏作为清乾嘉时期方志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方志学理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明的，仅摘取其中几点略加评述，以表示对先贤的敬仰之情。

参考文献：

[1][2][3][6][8][9][10][11][14][15][16][17][18][19]戴震.戴震全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4][5]章学诚.章氏遗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王葆心.方志学发微[M].武汉：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

[12]黄苇等.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13]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M].香港：文海出版社，1975.

[20]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