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苏学

被误读的苏学

提起苏学，人们立即会想起北宋中期驰骋文坛的三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占尽风骚；立即会想起文采风流、才气无双、倜傥豪迈唱着大江东去的东坡居士苏轼。无疑，文学是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成就卓著得到一致公认的。但谈及政治态度，则毁誉交织，各持一说。

苏学不仅仅是文学主张和文学成就，政治见解是比文学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北宋哲宗年间蜀党洛党之争，也就是苏学与程学之争。南宋淳熙年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公案——朱唐交奏公案，理学家朱熹和浙东实学派学者唐仲友发生激烈冲突，宰相王淮认为其本质是学术思想和治国理念之争，他指出：“唐，苏学；朱，洛学。”宋孝宗表示完全赞同。

这里所说的苏学和洛学显然不是指文学主张，而是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单就文学而言，三苏——尤其是苏轼，几乎是座丰碑，二程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后来被封为圣人的朱熹有一定文学成就，也难与苏氏相提并论。

当代学者对苏学的政治主张一般评价不高，尤其在熙宁变法中，苏轼、苏辙兄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列入保守派阵营，他们的观点常被当作顽固派攻击新法的言论引用，是保守派的代表。稍稍折中一点的说法是，最初他们有一点革新思想，后来转向保守；但变法失败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

其实这是对苏学的误读。苏学代表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自始至终是改革派。二苏与王安石的矛盾是两种不同变革思路的冲突，他们之间非但没有互相排挤打击，反而是互相欣赏，互相支持，印证了君子之间既存争议又互伸援手的情谊。下面就此看法展开论述。

一、经济的发展与庆历新政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开放性城市新格局已经形成，集市贸易和手工业高度发展，工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兴盛，城市社会重心下移，市民阶层诞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赵宋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大量从土地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到宋神宗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

王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这时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迈进了。

当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民阶层出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必然形成新的认识，并酝酿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变革。中国统治者历来以农为本，尤其从商鞅变法之后，更把重农抑商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到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受到冲击，反映到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中间，露出了为工商业者说话的新观念的苗头，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业，不与商贾争利。

仁宗年间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在新新认识观念引领下进行的变革尝试。

“庆历新政”的主将范仲淹曾说：“臣请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四部丛刊本。）梅尧臣有《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其二云：“汴之水，入于泗，黄流清淮为一致。上牵下橹日夜来，千人同济兮万人利。利何谓？国之漕，商之货，实所寄。”（《奏灾异后合行四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第279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80年。）

参预“庆历新政”而又是北宋诗文革新主将的欧阳修，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士农工商四民皆利，富民富国。他在《送朱职方表臣提举运盐》诗中写道：“英英职方郎，文行粹而美。连年宿与泗，有政皆可纪。忽来从辟书，感激赴知己。闵然哀远人，吐策献天子：治国如治身，四民就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釱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臣请通其流，为国扫泥滓；金钱归府藏，滋味饱闾里，利害难先言，岁月可较比。”（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7，第113页，中华书局，2001年。）

二、苏学的内容和思想核心

苏学理所当然包含文学主张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主张历来倍受关注，这里就不多说了。文学上勇于革新的苏氏兄弟，在政治上同样倡导变革，并勇于实践。他们与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韩琦等庆历年间改革家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其思想核心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皆利”。

苏轼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指出：

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苏轼文集》卷35，第990、991页，中华书局，1986年）

其《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中云：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苏轼诗集》卷21，第1119页，中华书局，1982年）

最能集中反映这种思想的是苏辙。苏辙文名不如苏轼盛，但他参与了王安石熙宁变法中法规的制订工作，他的认识更加理性、具体，而有系统。

苏辙在熙宁二年（1069）八月所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指出：

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