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苏学

被误读的苏学提起苏学，人们立即会想起北宋中期驰骋文坛的三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占尽风骚；立即会想起文采风流、才气无双、倜傥豪迈唱着大江东去的东坡居士苏轼。

无疑，文学是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成就卓著得到一致公认的。

但谈及政治态度，则毁誉交织，各持一说。

苏学不仅仅是文学主张和文学成就，政治见解是比文学更重要的组成部分。

北宋哲宗年间蜀党洛党之争，也就是苏学与程学之争。

南宋淳熙年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公案——朱唐交奏公案，理学家朱熹和浙东实学派学者唐仲友发生激烈冲突，宰相王淮认为其本质是学术思想和治国理念之争，他指出：“唐，苏学；朱，洛学。

”宋孝宗表示完全赞同。

这里所说的苏学和洛学显然不是指文学主张，而是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

单就文学而言，三苏——尤其是苏轼，几乎是座丰碑，二程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后来被封为圣人的朱熹有一定文学成就，也难与苏氏相提并论。

当代学者对苏学的政治主张一般评价不高，尤其在熙宁变法中，苏轼、苏辙兄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列入保守派阵营，他们的观点常被当作顽固派攻击新法的言论引用，是保守派的代表。

稍稍折中一点的说法是，最初他们有一点革新思想，后来转向保守；但变法失败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

其实这是对苏学的误读。

苏学代表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自始至终是改革派。

二苏与王安石的矛盾是两种不同变革思路的冲突，他们之间非但没有互相排挤打击，反而是互相欣赏，互相支持，印证了君子之间既存争议又互伸援手的情谊。

下面就此看法展开论述。

一、经济的发展与庆历新政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

开放性城市新格局已经形成，集市贸易和手工业高度发展，工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兴盛，城市社会重心下移，市民阶层诞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

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

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赵宋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

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大量从土地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到宋神宗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王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这时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

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迈进了。

当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民阶层出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必然形成新的认识，并酝酿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变革。

中国统治者历来以农为本，尤其从商鞅变法之后，更把重农抑商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

到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受到冲击，反映到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中间，露出了为工商业者说话的新观念的苗头，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业，不与商贾争利。

仁宗年间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在新新认识观念引领下进行的变革尝试。

“庆历新政”的主将范仲淹曾说：“臣请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四部丛刊本。

）梅尧臣有《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其二云：“汴之水，入于泗，黄流清淮为一致。

上牵下橹日夜来，千人同济兮万人利。

利何谓？国之漕，商之货，实所寄。

”（《奏灾异后合行四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第279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80年。

）参预“庆历新政”而又是北宋诗文革新主将的欧阳修，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士农工商四民皆利，富民富国。

他在《送朱职方表臣提举运盐》诗中写道：“英英职方郎，文行粹而美。

连年宿与泗，有政皆可纪。

忽来从辟书，感激赴知己。

闵然哀远人，吐策献天子：治国如治身，四民就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釱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臣请通其流，为国扫泥滓；金钱归府藏，滋味饱闾里，利害难先言，岁月可较比。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7，第113页，中华书局，2001年。

）二、苏学的内容和思想核心苏学理所当然包含文学主张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主张历来倍受关注，这里就不多说了。

文学上勇于革新的苏氏兄弟，在政治上同样倡导变革，并勇于实践。

他们与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韩琦等庆历年间改革家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

其思想核心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皆利”。

苏轼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指出：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

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

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

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

（《苏轼文集》卷35，第990、991页，中华书局，1986年）其《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中云：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

（《苏轼诗集》卷21，第1119页，中华书局，1982年）最能集中反映这种思想的是苏辙。

苏辙文名不如苏轼盛，但他参与了王安石熙宁变法中法规的制订工作，他的认识更加理性、具体，而有系统。

苏辙在熙宁二年（1069）八月所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指出：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

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

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

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

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

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

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

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

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

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

及其卖也，弊复如前。

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贾不行。

（苏辙撰，《栾城集》卷35，第76 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元佑元年（1086），苏辙又在《论蜀茶五害状》中说：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欣戴圣德，无有穷已……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及近岁立都茶场，缘折博之法，拘拦百货，出卖收息，其间纱罗皆贩入陕西，夺商贾之利。

（苏辙《栾城集》卷36，第785—787页）显然，苏辙变法思路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从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到苏轼、苏辙等人，其政治变革的思路之一是农末（商）皆利，重商富民，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也有“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答手诏五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第20页，四部丛刊本）的长远意义。

主张农商皆利已经不是个别先知者的“灵感”，而是在商品经济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和学者们形成的共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二苏的思想认识是站在时代前列的，苏学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关系，总体思想是属于改革派，而非保守派，更不是顽固派。

他们思想上求变革的观念和文学上求创新的观念是一致的，苏学总体上就包含了这二者。

三、熙宁变法中二苏与王安石变法思路的冲突庆历新政触及既得利益者和顽固守旧大臣的反对，攻击变革者是“朋党”，而这场改革实质仅仅是上层有识之士通过少数政令进行局部改良，没有坚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舆论支持，主持改革的官吏自身也缺乏坚定信念，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都“忧谗畏讥”辞职离京，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但北宋经济不断恶化，官僚队伍不断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且不再是正常竞争中的土地买卖，而是豪强掠夺，导致有田的无税，有税的无田，财政支出超过收入，到了不变革就崩溃的边缘。

十一世纪最坚强的改革家王安石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的使命。

从年龄和传承来看，王安石介于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时代改革家和苏轼、苏辙两代人之间，目睹了上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下一个时代；后世守旧学者甚至把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打破祖制，肇启祸端。

而苏学被认为除司马光之外保守派阵营中的中坚力量。

苏轼对王安石的批评也常常被引用来当作攻击变法的言辞。

但凭某些言论判断一个人的根本立场是不可取的。

上面已经说了，苏氏兄弟秉承庆历改革派的思想，从主观上有变革社会的愿望，这是很多学者认同的，也是有人称他们早年有革新思想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他们不但是变法的支持者，还是参与者。

王安石对苏家兄弟由衷赏识，改革旧官僚队伍时，还特地让苏辙进入条例司，参与变革法令的制订。

可见年轻的二苏是改革阵营中的一分子。

敏锐的目光和豪放的性格使他们不可能墨守陈规。

当时的二苏，才高气傲，兼有自己对变法的不同看法，持有异议是非常正常的，公认的改革派内部也常有争论，公认的保守派内部也是如此。

王安石是成熟的政治家，变法有一套较完备的思路，比起年轻的苏氏兄弟那些零散的认识来，有明显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因为便于操作，就不可避免带来一刀切的弊病，也产生了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有时还违背初衷，演变成扰民的举措。

再有，由于当时土地兼并问题突出，变法中农本意识抬头，抑制兼并却没有促进工商业的具体措施，这与二苏重商富民的变革思路是严重背离的。

更重要的，王安石本人虽然对封建政体和新生产关系有一定认识，但为了推行法令，不得不借重皇权，甚至有益强化皇权，这与二苏的政治理想又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