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

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
李猛 2005年11⽉月6⽇日 10:08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1987 年8 ⽉月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十⼏几位研究中国地⽅方史和地⽅方社会的著名学者举⾏行了⼀一次名为“中国的地⽅方精英和⽀支配型式”的学术讨论会，与以往分析中国地⽅方社会的领导权的许多经典理论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不再频繁地使⽤用“⼠士绅”（gentry）的概念，⽽而
是不约⽽而同地⼤大量使⽤用涵义更为宽泛的“地⽅方精英”（local elite）或“精英”的概念。

在1990 年由周锡瑞（J. Esherick）和玛丽·兰⾦金（MaryB.Rankin）编辑的会议论⽂文集的索引中，仅“地⽅方精英”⼀一词出现的次数就⼏几乎是“⼠士绅”的3—4 倍。

当然这⾥里发⽣生的并不仅是⽤用语时尚的简单变化，也不只是会议题⺫⽬目施加的限制，因为在班夫讨论会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使⽤用“精英”作为其理论的基础概念，如兰⾦金的《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和政治转变》（1986 年），萧邦⻬齐（KeithSchoppa）的《中国精英和政治变迁》（1982 年）就是两本直接以“精英”为题⺫⽬目的重要专著。

⽽而在班夫讨论会上，即使仍旧使⽤用“⼠士绅”这个术语的⼈人（如TiMothy Brook）也似乎与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无论在所关注的问题还是⼀一些基本理论预设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分歧。

因此在概念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暗含了某种理论取向的重⼤大调整。

这⼀一点在班夫讨论会次年，由乔治·卫森⼤大学年轻的历史学系副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出版的新著所进⼀一步证实。

这本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的专著是根据杜赞奇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在这本受到⼲⼴广泛关注的书中，这位班夫讨论会的参加者在对华北农村领导权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的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传统的“⼠士绅社会”的模式，书中的这⼀一基本理论取向与班夫讨论会有许多相互契合之处（杜赞奇本⼈人在班夫讨论会上的论⽂文题⺫⽬目——“1900—1942 年华北村庄的精英与权威结构——更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

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出，从“⼠士绅”到“地⽅方精英”的概念变化，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研究中基本理论发⽣生变化的⼀一个表现。

⼀一
根据周锡瑞和兰⾦金的观点，早在20 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前，有关中国精英的⼀一些基本观念就已经形成了。

这些构成汉学界基本共识的观念包括：
（1）中国具有⼀一个在⽂文化上同质性⼗十分⾼高的精英集团，⼀一般由获取功名的⼈人（有时还要加上其家庭成员）组成，他们通常被称为⼠士⼈人，学者—官僚或⼠士绅；
（2）中国的精英，即⼠士绅与帝国紧密相连，帝国通过其考试制度授予精英以地位，⽽而精英则承担帝国与社会的中介性⾓角⾊色，维系着帝国的统⼀一；
（3）精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是受儒家的价值体系⽀支配的，这⼀一价值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构成了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障碍。

周锡瑞和兰⾦金认为这些基本观念，即精英的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的形成⼤大部分应归因于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杜赞奇（尽管他的观点与上⾯面两位略有不同）也认为他的论著要克服⻙韦伯那种强调强⼤大的帝国政权严密控制地⽅方精英和乡村社会的观点，以及在其后发展形成的将封建⽂文⼈人只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介的“⼠士绅社会”的模式[1]。

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上⾯面的论述⼤大多忽略了⻙韦伯思想的复杂性，⻙韦伯本⼈人的观点与上⾯面的⼏几个简单化命题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就前两点⽽而⾔言，⻙韦伯并不认为在从中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到普通民众这个漫⻓长的中间阶段都是同质性的⼠士绅，并且帝国能够通过这些同质的⼠士绅严格地控制地⽅方。

⻙韦伯关于中华帝国的论述的核⼼心是强调帝国权⼒力是“巨⼤大⽽而脆弱的”、[2]“中央管辖的强度是相当微弱的”[3]。

这与今天历史社会学家所持的共识是⼀一致的，即中华帝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国家，“既过于强⼤大⼜又过于脆弱”[4]。

⽽而且⻙韦伯指出尽管存在着⽂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都有很强的同质性的⼠士⼈人阶层，地⽅方⻓长⽼老在决定村庄的地⽅方事务⽅方⾯面，⾏行会在决定都市经济⽣生活⽅方⾯面，它们的⽀支配强度都要“⼤大⼤大凌驾于帝国⾏行动之上，甚⾄至其⽀支配性在许多⽅方⾯面⽐比⻄西⽅方⼀一般所⻅见的团体要来得强固。

”[5]因此如果⻙韦伯本⼈人参加40 年后魏特夫（Wittfogel）与艾伯哈特（Eberhard）关于“东⽅方极权主义”的争论的话，他⼀一定不会站在魏特夫⼀一边。

事实上，⻙韦伯早已认识到周锡瑞和兰⾦金所指出的由于中华帝国的庞⼤大⼈人⼝口与极少数量的官僚之间的巨⼤大反差（官吏—民众⽐比⼤大概相当于法国的1％）造成的结果，⽤用⻙韦伯本⼈人的话说：“中国的管理既⾮非深⼊入的，亦⾮非集权的。

”[6]
其次，关于认同儒家伦理的⼠士⼈人⼀一般持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的论述，⻙韦伯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交替使⽤用“适应现世的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两个概念来界定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但像尼尔森（B.Nelson）那样只强调后者，认为儒家只是“理性的反现代化的传统主义”显然⾛走得太远了。

在和《儒教与道教》⼤大约同时完成的《经济与社会》的⽀支配社会学部分中，⻙韦伯指出“⼠士⼈人”这⼀一地位群体（status group）的伦理是⼀一种不断受传统的巫术泛灵论及其仪式规范，特别是有关对祖先和⽗父辈的孝敬的规范限制的“功利理性主义”，⽽而“传
统主义”的主要承担者是地⽅方⻓长⽼老和职业⾏行会。

[7]因此在⻙韦伯看来，持有相对的“功利理性主义”的⼠士⼈人与持“传统主义”的地⽅方⻓长⽼老之间存在某种“紧张”。

⽽而与地⽅方⻓长⽼老的“传统主义”相⽐比，⼠士⼈人的“功利理性主义”尽管不能象清教⼀一样创⽣生出资本主义，但对各种社会变化并⾮非不具有调适性。

当然正如加⾥里·汉弥尔顿（Gary Hamilton）指出的，由于⻙韦伯对中国的⼤大量论述是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资本主义”这样的否定性问题（Negative question），因此，在⻙韦伯的论述中，中国的历史丧失了其特殊性，⽽而只是保留了与⻄西⽅方的历史特殊性相⽐比较的含糊的⼀一般性[8]。

这不能不影响（⽽而不仅是通常强调的资料缺乏等原因）⻙韦伯对中国精英复杂性及其历史变迁的全⾯面理解。

⼆二
不管⻙韦伯本⼈人的观点如何，精英的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的观念仍深刻地影响了⼠士绅研究。

这些研究⼤大多是由美国⼤大学中的中国学者进⾏行的，他们将精英定义为⼠士绅，研究范围则集中于明清时代⼠士绅的构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瞿同祖的《中国清代的地⽅方政府》（1962 年）强调了⼠士绅作为科层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角⾊色的作⽤用。

张仲礼的研究则主要考察了⼠士绅的社会地位及其内部分层。

他论述了⼠士绅在教育、公共⼯工作、地⽅方防卫、征税和⽂文化领导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何炳棣则分析了⼠士绅阶层⾼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而在这⼏几位旅美学者的研究之前，中国学者吴晗、费孝通等在四⼗十年代就⼲⼴广泛地探讨了皇权与绅权的关系，并得出了与上述学者⼤大致相似的结论，即强调⼠士绅是主要的地⽅方精英，⼠士绅在地⽅方社会作为国家科层制的代表或其⾃自然延绅，同时维系着帝国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与这些强调国家与地⽅方社会整合关系的中国学者不同，⽇日本学者则⽐比较关⼼心精英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这些⽇日本学者强调精英的权⼒力具有⼀一种地⽅方化的世俗趋势，他们采⽤用宗族、军事组织、地⽅方化的联姻等“地⽅方主义策略”来与国家争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魏斐德（Frede ric Wakeman）在他编辑的⼀一本⼗十分著名的⽂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1975 年）的导⾔言中指出由于地⽅方精英和国家官员相互制约，使对⽅方权⼒力不致过于膨胀失控，导致腐败，从⽽而维持了整个帝国的秩序。

孔斐⼒力（Philip Kuhn）则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 年）中分析了晚清末年权⼒力如何从官吏及其下属转向地⽅方⼠士绅集团的过程。

上述的⼀一些研究都冲破了⼠士绅研究的⼀一些传统观点，开始⼲⼴广泛地分析地⽅方精英独特的⾏行动特点，及其与国家（官吏）、民众的关系，为从⼠士绅理论到地⽅方精英理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但地⽅方精英理论的兴起不仅涉及中国研究的局部理论发展，还与更⼲⼴广泛的学术⻛风⽓气的变化有关。

⼀一⽅方⾯面，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使⼤大量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的分析概念、理论框架进⼊入历史研究，使历史学者对中国地⽅方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有了更精良的武器。

另⼀一⽅方⾯面，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中“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兴起，为⼈人们重新认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前提条件。

传统的“⼯工具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没有⾃自⾝身的⾏行动取向，⼆二者（国家和统治精英，如⼠士绅）利益完全⼀一致，不存在冲突和紧张。

这种观念就是吴晗分析绅权和皇权关系的基本假设（在这⽅方⾯面费孝通的观点与吴晗有⼀一定的差别，他像⻙韦伯⼀一样较为强调地⽅方⼠士绅的⾃自主性及其对君权的限制）。

[9] 但早在六⼗十年代初艾森斯塔得
（S.N.Eisenstadt）实际上就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在他看来，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已经是⼀一种蕴含着冲突可能性的利益关系[10]。

斯考克波尔（T.Skocpol）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利益并不必然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国家是受到某种限制（主要来⾃自内部阶级结构和外部国际环境）的⾃自主性组织[11]。

这种思想对地⽅方精英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很⼤大启发。

从新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士绅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最为突出的是⼠士绅理论缺乏⼀一种充分发展的国家理论，往往持有⼀一种朴素的“⼯工具论”国家观，这样的⼠士绅理论很难解释⼀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例如为什么在⺩王朝末年，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君主经常由于不能获得⼠士绅地主的倾⼒力⽀支持（特别是财政问题）来克服危机，⽽而导致⺩王朝的倾覆；⽽而在⺩王朝初期，⻓长期动乱（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未能举⾏行科举）⼀一般使⼠士绅地主阶层受到极⼤大削弱，同时⼤大量⽆无地农民则重新获得⼟土地，⽽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家⼀一般能获得更⼤大的⾃自主⾏行动的权⼒力。

其次就中华帝国晚期这个特定时期⽽而⾔言，如果我们接受孔斐⼒力的看法，把清⺩王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分开来[12]，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精英的活跃，恰恰与整个帝国官吏体制的⽡瓦解是⼀一个同时的过程（不过准确的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一点在太平天国动乱后的⻓长江流域各省尤其明显，⽽而这⼀一点⽤用⼠士绅理论显然很难解释。

最后，⼠士绅理论认为，⼠士绅构成了国家和政府官吏的社会基础，但同时赞同“⼠士绅社会”模式的学者⼜又认为，国家通过有固定⼈人选数额的科举制度，决定哪些⼈人能进⼊入⼠士绅阶层，这种限制使⼠士绅数不可能太多。

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前后⼠士绅的全国总⼈人数不超过150 万，在⽐比例较多的省份（浙江）⼠士绅阶层的⼈人数也不过为5％，⽽而⼀一般的省份则在1％左右[13]，如果考虑到⼤大量在各级官府任职以及居住在城镇的“不在村”⼠士绅地主，那么实际对乡村⼀一般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士绅，就是⼀一个⽐比1％⼩小得多的数字。

⽽而恰恰是这部分的社会⽣生活构成中华帝国的基础结构，这⾥里显露了“⼠士绅社会”模式并未摆脱传统的政治史观，对中国基本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忽视，使我们⽆无法理解整个中国社会中复杂的权⼒力结构和背后的制度框架，更⽆无法理解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中地⽅方社会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的各种复杂反应。

⽽而正是在这⾥里地⽅方精英理论做出⼀一些富有探索意义的尝试。

三
地⽅方精英研究肇始于地⽅方史的研究。

传统中国研究的分析单位⼀一般以县为最低单位，主要分析县级官吏、县城或市镇的⼠士绅与君主、⾼高级官吏的关系，很少深⼊入分析县级以下的中国地⽅方社会的结构状况。

施坚雅（G.W.Skinner）对四川市镇的分析多少突破了这⼀一基本框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 年）则进⼀一步将村作为分析开始的地⽅方史研究则更深⼊入和⼲⼴广泛地分析了中国县级以下地⽅方社会（与⻩黄宗智的分析略有不同，这些地⽅方史研究⼤大多以乡和市镇为分析的焦点，并兼顾县城和村以及其它⼀一些⽣生态区位上的地理单位），为我们提供⼀一个地⽅方社会精英活动的复杂图景。

所谓地⽅方精英，根据周锡瑞和兰⾦金的定义，指的是在地⽅方舞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往往⽐比⼠士绅的范围⼲⼴广泛得多，也更具有异质性，既包括持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韦伯论述过的地⽅方⻓长⽼老，此外还有各种所谓“职能性精英”（functional elite），如晚清的⼠士绅—商⼈人、商⼈人、⼠士绅—经纪，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

[14]除了组成成分（职业）上的异质性外，地域空间上的异质性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萧邦⻬齐曾根据施坚雅的核⼼心—边缘模式分析了平原核⼼心地带职能专⻔门化的商业、政治的组织精英与⼭山区边缘地带的军事精英的相互关系。

周锡瑞和兰⾦金则进⼀一步将这⼀一模式与中国地⽅方精英在华北、江南、⻓长江中上游、华南等⼋八个地区的地域性差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复杂的精英构成及其⾏行动特点的地域模式。

地⽅方精英复杂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其⾏行动的复杂性。

新⼀一代的学者不再仅把精英看作“盲⺫⽬目”的保守主义⽂文化捍卫者，⽽而是深⼊入探讨精英如何利⽤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符号等各种资本（或资源）以及各种复杂的策略在中国近代社会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况中维持或改善其地位状况。

在新的精英图景中，⼗十分强调精英的灵活性，对外界变化的适应性以及精英⼲⼴广泛的权⼒力基础。

上⾯面复杂图景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描述精英与其它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

班夫讨论会的⼤大量⽂文章和杜赞奇专著的核⼼心正是这⼀一问题。

简单地说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关系，⼀一个是地⽅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另⼀一个是地⽅方精英与国家的关系。

关于地⽅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日本学者 Shigeto Atsushi 指出由于清政府减少了许多⼠士绅特权，使明朝盛⾏行的⼠士绅地主制（地主—佃农关系）向⼀一种“⼠士绅统治”（gentry rule）过渡。

在⼠士绅地主制下，佃农与地主是个⼈人依附关系；⽽而在⼠士绅统治下，整个地区（村或乡）的⾃自耕农不再个⼈人依附⼠士绅，⽽而是整体性地依附⼠士绅与地⽅方⾏行政⻓长官打交道，或在各种危急情况时获得⼠士绅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 Shigeto Atsushi的论述与杜赞奇在班夫讨论会上区分华北地⽅方精英与农民的庇护关系与江南、华南盛⾏行的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有许多类似之处。

杜赞奇认为如果（1）没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和法律系统；（2）⼜又缺乏封闭的法团控制的资源。

（如在华北）就会形成以庇护关系为主的地主政治权威结构。

⽤用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的论述，这是⼀一种“保护性经纪⼈人”。

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这种“保护性”地⽅方精英不断退出地⽅方政治舞台，乡村的领导权逐渐被以赢利为⺫⽬目的的“掠夺性经纪⼈人”所占据，这些⼈人与地⽅方民众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他们欺压民众，抽取地⽅方资源中饱私囊，他们很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地主阶级”的描述。

在萧邦⻬齐对浙江萧⼭山的⼀一个个案研究中，他分析了另⼀一种地⽅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即地⽅方精英如何利⽤用⾃自⼰己与民众的庇护关系来动员民众参与⾰革命，不过萧邦⻬齐对这类精英的描述表明这种⾰革命
性精英反⽽而与杜赞奇所说的“保护性”精英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他们利⽤用在庇护关系中发展的与民众的关系，来进⾏行⾰革命动员。

地⽅方精英与国家（尤其是各级官吏）的关系是地⽅方精英理论另⼀一个关注的焦点。

就中国近代社会⽽而⾔言，这⼀一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个是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的过程与地⽅方精英的关系。

另⼀一个⾓角度则是地⽅方精英与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发展的关系。

简单地说，前者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发展的⼀一⾯面，后者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一⾯面。

杜赞奇的专著主要分析的是前者对地⽅方精英的影响，⽽而班夫讨论会中的许多⽂文章则侧重于后者。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革命并不像斯考克波尔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国家衰落，⽽而恰恰是国家⼒力图强化⾃自⾝身政权的结果。

在中国近代，国家的政权建设陷⼊入⼀一种“内卷化”（involution）的陷阱之中，即国家政权⼒力图从民间抽取资源，进⾏行政权现代化以强化⾃自⾝身，但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各种（掠夺性）经纪⼈人⽤用来谋取私利，结果国家权⼒力的延伸导致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5]。

这种政权内卷化对地⽅方社会领导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代替，从⽽而破坏了国家原来利⽤用保护性经纪⼈人所实现的国家与民众的⽂文化联系。

最终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破坏了国家⾃自⾝身的权⼒力基础。

杜赞奇对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与蒂利（CharlesTilly）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分析有许多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

事实上在书中，杜赞奇本⼈人也不断将他在中国的“发现”与蒂利的理论相⽐比较[16]。

蒂利指出，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城邦国家）依据其雄厚的资本基础形成的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国家，另⼀一种是（领⼟土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基础形成的强制密集型（co-ercion-intensive）国家，⽽而最成熟的民族国家则属于英法这些结合了两种⽅方式的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 coercion）⽅方式。

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那些在⻄西欧近代连绵不绝的战争中成功地实现了军事强制⼒力量的扩张与从民众那⾥里抽取资源能⼒力的增加的“良性循环”的“幸运
⼉儿”。

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虽然与⻄西欧情况有很⼤大差异，但同样⾯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民族国家的问题，但在本世纪前半叶这种努⼒力未能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由于前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过程，使国家政权建设的资源抽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同时，不断地破坏其社会基础，使政权的合法性不断下降，最终由于外部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杜赞奇并没有充分地分析国际影响对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和内卷化的共同作⽤用使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陷于瘫痪。

其次，杜赞奇指出，中国近代社会不断爆发的各种战争由于军队的掠夺性，同样⾯面临着和上⾯面⼀一样的内卷化问题，⽽而不能建⽴立军备扩张、资源抽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良性循环。

那么为什么⻄西欧民族国家能成功地实现军备——国家建设——资源抽取（财政）的良性循环，⽽而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却陷⼊入了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呢？杜赞奇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但他暗⽰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西欧国家的资源抽取⼤大部分落在⼯工商业和市民阶层⾝身上，⽽而蓬勃发展的⼯工商业不致于使不断增加的资源抽取成为民众的过度负担。

然⽽而在中国近代社会，资源抽取⼤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农民⾝身上。

农民负担的急剧增加与中国农民利⽤用各种⽣生活⼿手段艰难地维持的低⽣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的尖锐冲突，表明这种财政政策与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存在阿当特（Ardant）所说的财政体制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现象（mismatch 或 poorfit），⽽而这种不适应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17]，在短期导致了农民（和许多地⽅方精英）强烈的不满，⻓长时期看则由于农民的破产，导致资源的基础枯竭，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自然也随之落空。

这样看来，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和⻩黄宗智的经济内卷化现象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两者相互作⽤用，使中国地⽅方精英不断⾯面对是⽀支持不得⼈人⼼心的国家政权建设，破坏地⽅方社区，并最终耗蚀⾃自⾝身的权⼒力结构，还是尽⼒力维持地⽅方社区的社区团结和传统形成的⾃自治性权⼒力结构，与对乡村提出变本加厉的资源要求的国家作对这样⼀一个⼆二难选择。

结果当他们不能在国家和地⽅方社区这根钢丝上⾛走下去时，他们就被迫退出他们⼀一直承担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中介性⾓角⾊色，使地⽅方社会的维持和发展与国家政权建设两个过程都难以为继（实际上这就是费孝通所论述的农村社会的“社会侵蚀”过程的内在机制）[18]。

与杜赞奇对地⽅方精英处境的这种悲观看法不同，班夫讨论会中的许多学者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精英⽇日益积极的活动特点。

参加班夫讨论会的罗威廉，兰⾦金和史特兰（Daid Strand）都主张中国近代社会曾出现过⽐比较活跃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他们认为伴随着晚清帝国的衰落，精英在地⽅方事务中已经开始发挥⽀支配性的作
⽤用，兰⾦金⽤用“精英⾏行动主义”（elitactivism），罗威廉⽤用“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史特兰⽤用“市民⾏行动主义”（civil activism）分别论述了浙江、汉⼝口和北京地区精英的⾃自主性活动。

但他们的研究有两点值得分析：⾸首先，从他们对精英参与形成“公共领域”的活动的描述来看，⼤大多局限于国家科层体制由于管理上的薄弱⽽而难以处理的地⽅方事务，⽤用孔斐⼒力的话说“它只是官治的补充”[19]。

这种“⾃自治”与哈⻉贝⻢马斯以及整个⻄西⽅方学界论述公众领域的侧重点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西⽅方理论界关注的“公共领域”是与公民权（citizen-ship）问题相联系的，特别是与公民权中的市民权利（civilright）和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密切相关[20]。

但兰⾦金等⼈人论述的精英活动则更多与管理有关，⽽而并⾮非与权利有关。

兰⾦金本⼈人也承认她所说的是“管理性公共领域”，但这种并⾮非旨在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分割与安排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与⻙韦伯对中华帝国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的论述⼜又有多⼤大差别呢？⽽而⻙韦伯本⼈人在半个多世纪前曾告诫说：
“……中国议论颇多的‘民主制’的载体，它与‘现代的’民主制毫⽆无共同之处。

它所体现的⽏毋宁是：1.封建等级制的进⼀一步废除；2.家⻓长官僚体制的涣散性；3.宗法制⽒氏族的坚不可摧与⽆无所不能。

”[21]
尽管兰⾦金等⼈人论述的精英活动不仅限于⽒氏族组织，但⻩黄宗智所谓不要将哈⻉贝⻢马斯应⽤用于⻄西⽅方社会的概念简单地应⽤用于中国“表⾯面⼗十分相似的历史过程”的告诫仍是值得注意的[22]。

有关公众领域研究的另⼀一个危险的“陷阱”就是周锡瑞和兰⾦金指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不应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奕。

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曼（Mann）指出国家的基础权⼒力（infrastructual power）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存在着辩证地相互促进的关系[23]。

斯特潘（A.Stepan）在分析拉美南锥体国家中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强度的关系时指出存在四种可能的情况，除了零和博奕外，还存在共同增⻓长（正和博奕），共同衰落（负和博奕），以及国家机器外运作的⾏行动者权⼒力上升，国家内运作的⼈人权⼒力下降的⼏几种情况[24]。

现在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如果存在的话）强度的关系属于哪⼀一种类型做出准确的判断为时尚早。

但现有的⼀一些研究往往倾向于将中国近代社会理解为帝国的衰落使市民社会⾃自然兴起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这种简单化理解会妨碍更进⼀一步地具体分析国家、社会与精英的复杂关系，因此应⼩小⼼心地避免这⼀一假设。

四
柯⽂文（Paul Cohen）曾在⼀一本产⽣生⼲⼴广泛影响的书中提出要“⾛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25]。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汉弥尔顿所说的那种“否定性问题”转向真正的本⼟土性研究，以把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地⽅方精英理论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

⻩黄宗智认为中国研究正处于⼀一种规范认识危机之中，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源实际上是各种中国研究理论背后的“⻄西⽅方中⼼心论”的假设与中国现实的冲突，因⽽而从⽅方法论⾓角度看，要摆脱危机必须从微观的社会研究⼊入⼿手，以“再现”中国社会的真实的结构和过程[26]。

⽽而地⽅方精英理论往往以⼀一个县甚⾄至⼀一个乡为分析单位，结合年鉴史学的“总体历史观”和⼈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深⼊入分析这⼀一地⽅方社会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权⼒力关系，从⽽而为我们更多的理解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提供了基础。

班夫讨论会的绝⼤大多数⽂文章和杜赞奇的专著以及地⽅方史学者许多类似的研究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集中于⼀一个细节或局部，这些研究者往往能更好地处理⼀一些以往被忽视的或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结构与能动作⽤用（agen-cy）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例。

在斯考克波尔分析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时，她⼒力图校正帕森斯、斯梅尔塞（ N.Smelser）的唯意愿论历史（ volun-tarism），所以极⼒力强调⾰革命不是预先设计⽽而成的，⽤用她那句著名的话就是：“⾰革命不是创造的，⽽而是到来的”。

但这种过于强调结构性的结论很难充分解释为什么在晚清衰败后的半个世纪中，最后是共产党⼈人成功地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地⽅方精英理论在不忽视结构因素的同时，强调社会精英的能动作⽤用。

萧邦⻬齐在分析萧⼭山⾰革命过程时，指出⼀一个投⾝身⾰革命的地⽅方精英本⼈人的⽣生活轨迹（参加⾰革命和中年猝死）和个⼈人活动如何影响了整个萧⼭山地区的⾰革命动员过程。

杜赞奇也强调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十分复杂的⼤大众动员策略。

地⽅方精英理论解决这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一个常⽤用概念就是“策略”，这⼀一概念象征地⽅方精英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结合，这是地⽅方精英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要启⽰示。

当代许多重要的学者，如社会学家出⾝身的吉登斯和社会史学家出⾝身的蒂利
（C.Tilly），都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融合。

地⽅方精英理论⼲⼴广泛地借⽤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如吉尔茨的“内卷化”，葛兰⻄西（A.Gramsci）的“⽂文化霸权”，特纳（V.Turner）对“场域”
（fields）和“舞台”（ arenae）的区别，福柯对权⼒力的论述，以及布迪厄（P.Bourdien）对场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