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

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

李猛 2005年11⽉月6⽇日 10:08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1987 年8 ⽉月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十⼏几位研究中国地⽅方史和地⽅方社会的著名学者举⾏行了⼀一次名为“中国的地⽅方精英和⽀支配型式”的学术讨论会，与以往分析中国地⽅方社会的领导权的许多经典理论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不再频繁地使⽤用“⼠士绅”（gentry）的概念，⽽而

是不约⽽而同地⼤大量使⽤用涵义更为宽泛的“地⽅方精英”（local elite）或“精英”的概念。在1990 年由周锡瑞（J. Esherick）和玛丽·兰⾦金（MaryB.Rankin）编辑的会议论⽂文集的索引中，仅“地⽅方精英”⼀一词出现的次数就⼏几乎是“⼠士绅”的3—4 倍。当然这⾥里发⽣生的并不仅是⽤用语时尚的简单变化，也不只是会议题⺫⽬目施加的限制，因为在班夫讨论会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使⽤用“精英”作为其理论的基础概念，如兰⾦金的《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和政治转变》（1986 年），萧邦⻬齐（KeithSchoppa）的《中国精英和政治变迁》（1982 年）就是两本直接以“精英”为题⺫⽬目的重要专著。⽽而在班夫讨论会上，即使仍旧使⽤用“⼠士绅”这个术语的⼈人（如TiMothy Brook）也似乎与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无论在所关注的问题还是⼀一些基本理论预设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分歧。因此在概念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暗含了某种理论取向的重⼤大调整。这⼀一点在班夫讨论会次年，由乔治·卫森⼤大学年轻的历史学系副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出版的新著所进⼀一步证实。这本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的专著是根据杜赞奇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在这本受到⼲⼴广泛关注的书中，这位班夫讨论会的参加者在对华北农村领导权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的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传统的“⼠士绅社会”的模式，书中的这⼀一基本理论取向与班夫讨论会有许多相互契合之处（杜赞奇本⼈人在班夫讨论会上的论⽂文题⺫⽬目——“1900—1942 年华北村庄的精英与权威结构——更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出，从“⼠士绅”到“地⽅方精英”的概念变化，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研究中基本理论发⽣生变化的⼀一个表现。

⼀一

根据周锡瑞和兰⾦金的观点，早在20 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前，有关中国精英的⼀一些基本观念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构成汉学界基本共识的观念包括：

（1）中国具有⼀一个在⽂文化上同质性⼗十分⾼高的精英集团，⼀一般由获取功名的⼈人（有时还要加上其家庭成员）组成，他们通常被称为⼠士⼈人，学者—官僚或⼠士绅；

（2）中国的精英，即⼠士绅与帝国紧密相连，帝国通过其考试制度授予精英以地位，⽽而精英则承担帝国与社会的中介性⾓角⾊色，维系着帝国的统⼀一；

（3）精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是受儒家的价值体系⽀支配的，这⼀一价值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构成了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障碍。

周锡瑞和兰⾦金认为这些基本观念，即精英的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的形成⼤大部分应归因于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杜赞奇（尽管他的观点与上⾯面两位略有不同）也认为他的论著要克服⻙韦伯那种强调强⼤大的帝国政权严密控制地⽅方精英和乡村社会的观点，以及在其后发展形成的将封建⽂文⼈人只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介的“⼠士绅社会”的模式[1]。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上⾯面的论述⼤大多忽略了⻙韦伯思想的复杂性，⻙韦伯本⼈人的观点与上⾯面的⼏几个简单化命题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就前两点⽽而⾔言，⻙韦伯并不认为在从中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到普通民众这个漫⻓长的中间阶段都是同质性的⼠士绅，并且帝国能够通过这些同质的⼠士绅严格地控制地⽅方。⻙韦伯关于中华帝国的论述的核⼼心是强调帝国权⼒力是“巨⼤大⽽而脆弱的”、[2]“中央管辖的强度是相当微弱的”[3]。这与今天历史社会学家所持的共识是⼀一致的，即中华帝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国家，“既过于强⼤大⼜又过于脆弱”[4]。⽽而且⻙韦伯指出尽管存在着⽂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都有很强的同质性的⼠士⼈人阶层，地⽅方⻓长⽼老在决定村庄的地⽅方事务⽅方⾯面，⾏行会在决定都市经济⽣生活⽅方⾯面，它们的⽀支配强度都要“⼤大⼤大凌驾于帝国⾏行动之上，甚⾄至其⽀支配性在许多⽅方⾯面⽐比⻄西⽅方⼀一般所⻅见的团体要来得强固。”[5]因此如果⻙韦伯本⼈人参加40 年后魏特夫（Wittfogel）与艾伯哈特（Eberhard）关于“东⽅方极权主义”的争论的话，他⼀一定不会站在魏特夫⼀一边。事实上，⻙韦伯早已认识到周锡瑞和兰⾦金所指出的由于中华帝国的庞⼤大⼈人⼝口与极少数量的官僚之间的巨⼤大反差（官吏—民众⽐比⼤大概相当于法国的1％）造成的结果，⽤用⻙韦伯本⼈人的话说：“中国的管理既⾮非深⼊入的，亦⾮非集权的。”[6]

其次，关于认同儒家伦理的⼠士⼈人⼀一般持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的论述，⻙韦伯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交替使⽤用“适应现世的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两个概念来界定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但像尼尔森（B.Nelson）那样只强调后者，认为儒家只是“理性的反现代化的传统主义”显然⾛走得太远了。在和《儒教与道教》⼤大约同时完成的《经济与社会》的⽀支配社会学部分中，⻙韦伯指出“⼠士⼈人”这⼀一地位群体（status group）的伦理是⼀一种不断受传统的巫术泛灵论及其仪式规范，特别是有关对祖先和⽗父辈的孝敬的规范限制的“功利理性主义”，⽽而“传

统主义”的主要承担者是地⽅方⻓长⽼老和职业⾏行会。[7]因此在⻙韦伯看来，持有相对的“功利理性主义”的⼠士⼈人与持“传统主义”的地⽅方⻓长⽼老之间存在某种“紧张”。⽽而与地⽅方⻓长⽼老的“传统主义”相⽐比，⼠士⼈人的“功利理性主义”尽管不能象清教⼀一样创⽣生出资本主义，但对各种社会变化并⾮非不具有调适性。

当然正如加⾥里·汉弥尔顿（Gary Hamilton）指出的，由于⻙韦伯对中国的⼤大量论述是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资本主义”这样的否定性问题（Negative question），因此，在⻙韦伯的论述中，中国的历史丧失了其特殊性，⽽而只是保留了与⻄西⽅方的历史特殊性相⽐比较的含糊的⼀一般性[8]。这不能不影响（⽽而不仅是通常强调的资料缺乏等原因）⻙韦伯对中国精英复杂性及其历史变迁的全⾯面理解。

⼆二

不管⻙韦伯本⼈人的观点如何，精英的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的观念仍深刻地影响了⼠士绅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由美国⼤大学中的中国学者进⾏行的，他们将精英定义为⼠士绅，研究范围则集中于明清时代⼠士绅的构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瞿同祖的《中国清代的地⽅方政府》（1962 年）强调了⼠士绅作为科层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角⾊色的作⽤用。张仲礼的研究则主要考察了⼠士绅的社会地位及其内部分层。他论述了⼠士绅在教育、公共⼯工作、地⽅方防卫、征税和⽂文化领导权⽅方⾯面的重要作⽤用。何炳棣则分析了⼠士绅阶层⾼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而在这⼏几位旅美学者的研究之前，中国学者吴晗、费孝通等在四⼗十年代就⼲⼴广泛地探讨了皇权与绅权的关系，并得出了与上述学者⼤大致相似的结论，即强调⼠士绅是主要的地⽅方精英，⼠士绅在地⽅方社会作为国家科层制的代表或其⾃自然延绅，同时维系着帝国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与这些强调国家与地⽅方社会整合关系的中国学者不同，⽇日本学者则⽐比较关⼼心精英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这些⽇日本学者强调精英的权⼒力具有⼀一种地⽅方化的世俗趋势，他们采⽤用宗族、军事组织、地⽅方化的联姻等“地⽅方主义策略”来与国家争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魏斐德（Frede ric Wakeman）在他编辑的⼀一本⼗十分著名的⽂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1975 年）的导⾔言中指出由于地⽅方精英和国家官员相互制约，使对⽅方权⼒力不致过于膨胀失控，导致腐败，从⽽而维持了整个帝国的秩序。孔斐⼒力（Philip Kuhn）则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 年）中分析了晚清末年权⼒力如何从官吏及其下属转向地⽅方⼠士绅集团的过程。

上述的⼀一些研究都冲破了⼠士绅研究的⼀一些传统观点，开始⼲⼴广泛地分析地⽅方精英独特的⾏行动特点，及其与国家（官吏）、民众的关系，为从⼠士绅理论到地⽅方精英理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但地⽅方精英理论的兴起不仅涉及中国研究的局部理论发展，还与更⼲⼴广泛的学术⻛风⽓气的变化有关。

⼀一⽅方⾯面，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使⼤大量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的分析概念、理论框架进⼊入历史研究，使历史学者对中国地⽅方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有了更精良的武器。

另⼀一⽅方⾯面，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中“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兴起，为⼈人们重新认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前提条件。传统的“⼯工具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没有⾃自⾝身的⾏行动取向，⼆二者（国家和统治精英，如⼠士绅）利益完全⼀一致，不存在冲突和紧张。这种观念就是吴晗分析绅权和皇权关系的基本假设（在这⽅方⾯面费孝通的观点与吴晗有⼀一定的差别，他像⻙韦伯⼀一样较为强调地⽅方⼠士绅的⾃自主性及其对君权的限制）。[9] 但早在六⼗十年代初艾森斯塔得

（S.N.Eisenstadt）实际上就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已经是⼀一种蕴含着冲突可能性的利益关系[10]。斯考克波尔（T.Skocpol）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利益并不必然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国家是受到某种限制（主要来⾃自内部阶级结构和外部国际环境）的⾃自主性组织[11]。这种思想对地⽅方精英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很⼤大启发。

从新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士绅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最为突出的是⼠士绅理论缺乏⼀一种充分发展的国家理论，往往持有⼀一种朴素的“⼯工具论”国家观，这样的⼠士绅理论很难解释⼀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例如为什么在⺩王朝末年，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君主经常由于不能获得⼠士绅地主的倾⼒力⽀支持（特别是财政问题）来克服危机，⽽而导致⺩王朝的倾覆；⽽而在⺩王朝初期，⻓长期动乱（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未能举⾏行科举）⼀一般使⼠士绅地主阶层受到极⼤大削弱，同时⼤大量⽆无地农民则重新获得⼟土地，⽽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家⼀一般能获得更⼤大的⾃自主⾏行动的权⼒力。

其次就中华帝国晚期这个特定时期⽽而⾔言，如果我们接受孔斐⼒力的看法，把清⺩王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分开来[12]，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精英的活跃，恰恰与整个帝国官吏体制的⽡瓦解是⼀一个同时的过程（不过准确的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一点在太平天国动乱后的⻓长江流域各省尤其明显，⽽而这⼀一点⽤用⼠士绅理论显然很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