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

收稿日期：2010-01-20

作者简介：谢丽·奥特纳，女，美国人类学家。布林莫尔学院毕业后，入读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2004年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中心，现为该校的杰出教授。奥特纳的田野研究对象主要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理论研究领域为文化人类学史、宗教、政治和性别。译者简介：何国强（1954-），男，湖南长沙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政治人类学研究。一、引言每当美国人类学年会召开的那几天，《纽约时报》都会邀请一位知名人类学家撰写评论，介绍该领域的近况。这些受邀人士所写的文章给人一种灰暗的悲观感。1978年，马文·哈里斯写到：“美国人类学充满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宗教狂热症和加利福尼亚邪教观，一群研究萨满教、巫术和‘超自然现象’的‘专家’操纵了人类学年会，用‘实证方法做研究的好文章’一再受到排斥。”1980年，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 ②）用无奈的口吻说：“美国人类学正在分化，属下

的一级分支、二级分支总是闭门造车，自言自语，不和其他

分支乃至学科母体交流，人类学缺乏内部对话的平台，各门分支不能用科学的术语来界定自己，也许这种术语还没出现！”

他们说的是实情。的确，人类学象是一件由不同颜色的碎布拼织起来的百衲衣，在这个领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个人、团体和学派各自埋首，不同学派之间很久没有理论交锋了。尽管人类学从未产生过一个公认的范式来整合各分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

谢丽·奥特纳著何国强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山大学，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20世纪60至80年代，欧美人类学急剧变化，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本文缕析30年间各主要学派，起点是20世纪50代末的结构功能主义，文化与人格学派和新进化论。以揭示美国人类学面临危机的方式，推出20世纪60年代的三种研究取向。比较了美国象征人类学的两派，它们与文化生态学的关系，以及结构主义在英法的流行。进而切入到20世纪70年代的两个人类学派别，分析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展示其优点和不足。最后铺开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理论，对实践趋势的兴起，实践的定义及解释对象，实践与系统/文化的互动等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和总结。全文论证缜密，索引广泛，纵横稗阖，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

关键词：象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结构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0)02－0019-19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1960s

Written by Sherry B.Ortner.Translated by HE Guo-qiang

Abstract:Great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ies between 1960s and 1980s,having a everlasting influence on the latter.Starting from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culture and personality and neo -evolutionism in the 1950s,this article analyses various schools,across an epoch of thirty years,to reveal the crisis faced by American anthropology;it also proposes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in the 1960s while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schools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in America,their relations with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dominant influence of structu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Further,it discusses two anthropological schools in 1970s,namely structural Marx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 show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respectively.Finally,it elaborates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theory.This article,above all,shows the academic

capacity achieved the author by providing convincing evidences and adopting extensive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Key words ：symbolic anthropology;cultural ecology;structuralism;structural Marxism;political economy;practice theory

人类学研究

第21卷第2期2010年4月

VOL．21NO．2Apr ．2010

支，但学科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当时的文化人类学（含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几大分支隶属于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相互依存，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的理论方法。如今大家的思想似乎开始分道扬镳，不同派别的人士不再言及其他学派，不清楚他人的研究动态，也不知道怎么正确地给自己及其所属的分支学科定位。

很多人都能看到这种“闭门造车”的病根，那就是反结构的思维困扰，旧的范畴被颠覆，新的范畴未产生，没有统一的表述规则。学者们期盼着这种紊乱的学术温床能够孕育出新的理想规范。只要肯关注现状，无疑能够看出新格局到来的征兆——

—本文探讨的主题便在于此。这个逐渐展现的新格局是什么？就是“实践”、“行动”、“参与”和“应用”。它们是同一范畴的具体表述，虽然四词自身不包含任何理论或方法论，但是为理论方法提供了助力。为了认识“实践”趋势的重要性，有必要回顾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历，看清起点，了解欧美人类学从何而来，现在身居何处，去向何方。

本文勾画了不同学派的研究路向，超越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寻其路径依赖。尽管是粗线条，但只要与本文探讨的实践趋势有关，不论各家各派的主题或视角多么不同，都会深入细致地梳理脉络。也许有些人类学家对此感到失望，因其爱戴的学派受到冷遇，甚至觉得某些理论叙述有偏颇。本人愿意负责，为了使读者通过全面而详尽的讨论掌握特定的方法，深入探讨研究要领，扩大相关领域的知识，笔者才挑选某些与传统观点不太一致的断面，作为某种理论的典型特征，以便廓清学派与方法之间的关联。

二、20世纪60年代：象征、自然与结构

学科史的探讨需要恰当的切入点。20世纪60年代初期，笔者步入人类学领域时，便有一种朦胧的意识，若不从行动论者的视角理解这门学科，就不能提纲挈领地综合的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因此，我们不是从局外人的虚构出发，而是从参与者的亲历出发，也就是说，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人类学实际引出分析。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传统的学术和解释风范不但没有过时，甚至于还很适用，故从业者对它们珍爱有加，可是，许多学科展示的成果层出不穷，诱使那些求变者善加借鉴，为后来一系列重大的学术变革作准备，兹引述布拉德伯里的一段评语：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协裹着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语义学、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融合了美学理论的杂汇，逐渐取代了传统意义的人文科学体系。随着文学倾向的文本日益增多，逐渐揭开学科史的新篇章。这场涉及社会、心理、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在语言修辞和叙事技巧的日常分类、文艺流派的改弦更张、强调结构的社会学取向以及和经济基础水乳交融的意识形态的联合推动下开始的······一句话，是由那些学术上流传甚广、颇具争议的修正主义概念引起的③。

20世纪50代末，英美人类学呈现出三大经典范式支撑的完备体系。它们是以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以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人格学派，以莱斯利·怀特

和朱利安·斯图尔德为代表的的美国新进化论，后者的理论与考古学联系紧密。当时，一群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学者集合在三大学派的旗帜下接受训练。他们英姿勃发，在20世纪60年代崭露头角，努力巩固导师和前辈学者的成就，与此同时，学派间的立场愈加鲜明，甚至于分庭抗礼，颇有百家争鸣的味道。正是这种新派思潮加上学术野心造就了象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结构主义。下面介绍这三大理论趋向④。

（一）象征人类学

象征人类学形成于1963至1966年间，当时尚未使用“象征人类学”的标签，这个头衔是反对者以嘲讽的方式赠予的，可以说这个学派的名称是瞬间出现的。象征人类学虽然包含不同的学术趋向，但主要是两个独立分支：一支由格尔兹及芝加哥大学的同事施耐德等共同创立，一支由最初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维克多·特纳奠定基础，为方便行文，下面将其称为芝加哥学派和特纳学派⑤。二派的理论基础有差别，对象征人类学知之甚少的人可能不懂得这些：第一，格尔兹通过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接受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特纳则接受埃米尔·涂尔干影响。

第二，芝加哥学派代表了关注“文化运作”的美国人类学的转型，特纳学派代表了关注“社会运作”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型。

格尔兹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贡献，首先是提出文化不是以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脑之中，而是公共象征体系的具体化，即文化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意义模式，社会成员借助它来交流，表达世界观、价值取向、道德气质及生活态度，代代相传⑥。尽管文化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很难定义，但格尔兹系统地阐述了这个范畴的内涵，以象征符号作为它的核心，从而赋予“文化”前所未有的客观内容。格尔兹及其同事在关注象征时获得诸多灵感，扩大了思想的空间，研究的方向愈加明确。

自从人们发现象征是传达意义的基本媒介，便开始了锲而不舍的研究。但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对于象征符号的分类（信号、标志、偶像、指标等等）没有特别的兴趣⑦，对象征的社会功能（通过仪式来治疗、把男孩和女孩转化为成人身份，通过黑巫术取人性命，等等）也不感兴趣。尽管他们认可象征推动和影响社会运作的实际功效，却不把符号作为研究重点。确切地说，芝加哥学派持续关注的是象征如何塑造社会行动者的世界观，换言之，他们关心的是象征作为“文化”媒介的运作过程。

进而言之，格尔兹在运用系统或结构方法探讨和分析文化时，倾向于文化的“精神气质”，而非“世界观”，倾向于情感的分析而非认知的理解。虽然两者可以分清孰轻孰重，但它们如同硬币的两端难以完全分离。在格尔兹看来，或者说追溯到本尼迪克特，分析学术造诣深奥的文化——

—巴厘人的历法制度——

—不必完全从认知的组合排序原则出发，而应从巴厘人的心态出发去观察，才能理解他们分割时间的标志、社会关系、独特的文化、特殊的待人接物方式和独特的民族气质⑧。

格尔兹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是坚持从“行动者”的角度去看待文化⑨。不是要求研究者“钻入被研究对象的心里”，而是说理解文化就要尽其所能地认识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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