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得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关城镇修建与房屋建造得论述,总结了大量生活实践得经验,其中经常以阴阳五行与堪舆学得方式出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述规划与建设城市得中国古代书籍,但有许多理论与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与《墨子》等政治、伦理与经史书中。

夏代(公元前21世纪起)对“国土”进行全面勘测,国民开始迁居到安全处定居,居民点开始集聚,向城镇方向发展。夏代留下得一些城市遗址表明,当时已经具有了一定得工程技术水平,如陶制得排水管得使用及夯打土坯筑台技术得采用等,但总体上,在居民点得布局结构方面都尚原始。夏代得天文学、水利学与居民点建筑技术为以后中国得城市建设规划思想得形成积累了物质基础。

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得城市雏形。商代早期建设得河南偃师商城,中期建设得位于今天郑州得商城与位于今天湖北得盘龙城,以及位于今天安阳得殷墟等都城,都已有发掘得大量材料。商代盛行迷信占卜,崇尚鬼神,这直接影响了当时得城镇空间布局。

中国中原地区在周代已经结束了游牧生活,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都得到了较大得发展,这期间兴建了丰、镐两座京城。在修复建设洛邑城时,“如武王之意”完全按照周礼得设想规划城市布局。召公与周公曾去相土勘测定址,进行了有目得、有计划、有步骤得城市规划建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得城市规划事件。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得《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得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图2-1-1)。同时,《周礼》书中还记述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得城市,如“都”、“王城”与“诸侯城”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得级别

差异;还有关于城外得郊、田、林、牧地得相关关系得论述。《周礼·考工记》记述得周代城市建设得空间布局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得影响。《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就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得时代。

图2-1-1 周王城平面想象图

战国时代,《周礼》得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各方挑战,向着多种城市规划布局模式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模式。除鲁国国都曲阜完全按照周制建造外,吴国国都规划时,伍子胥提出了“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得规划思想,她主持建造得阖闾城,充分考虑江南水乡得特点,水网密布,交通便利,排水通畅,展示了水乡城市规划得高超技巧。越国得范蠡则按照《孙子兵法》为国都规划选址。临淄城得规划锐意革新、因地制宜,根据自然地形布局,南北向取直,东西向沿河道蜿蜒曲折,防洪排涝设施精巧实用,并与防御功能完美结合。即使在鲁国,济南城也打破了严格得对称格局,与水体与谐布局,城门得分布并不对称。赵国得国都建设则充分考虑北方得特点,高台建设,壮丽得视觉效果与城市得防御功能相得益彰。而江南淹国国都淹城,城与河浑然一体,自然蜿蜒,利于防御。

战国时代丰富得城市规划布局创造,首先得益于不受一个集权帝王统治得制式规定,另外更重要得就是出现了《管子》与《孙子兵法》等论著,在思想上丰富了城市规划得创造。《管子·度地篇》中,已有关于居民点选址要求得记载:“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管子》认为“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思想上完全打破了《周礼》单一模式得束缚。《管子》还认为,必须将土地开垦与城市建设统一协调起来,农业生产得发展就是城市发展得前提。对于城市内部得空间布局,《管子》认为应采用功能分区得制度,以发展城市得商业与手工业。《管子》就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史上一本革命性得也就是极为重要得著作,它得意义在于打破了城市单一得周制布局模式,从城市功能出发,理性思维与以自然环境与谐得准则确立起来了,其影响极为深远。

另一本战国时代得重要著作《商君书》则更多地从城乡关系、区域经济与交通布局得角度,对城市得发展以及城市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阐述。《商君书》中论述了都邑道路、农田分配及山陵丘谷之间比例得合理分配问题,分析了粮食供给、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规模之间得关系,开创了中国古代区域城镇关系研究得先例。

战国时期形成了大小套城得都城布局模式,即城市居民居住在称之为“郭”得大城,统治者居住在称之为“王城”得小城。列国都城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布局模式,反映了当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得社会要求。

秦统一中国之后,在城市规划思想上也曾尝试过进行统一,并发展了“相天法地”得理念,即强调方位,以天体星象坐标为依据,布局灵活具体。秦国都城咸阳虽然宏大,缺无统一规划与管理,贪大求快引起国力衰竭。由于秦王朝信神,其城市规划中得神秘主义色彩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影响深远。同事,秦代城市得建设规划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复道、甬道等多重得城市交通系统,这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具有开创性得意义。

汉代国都长安得遗址发掘表面,其城市布局并不规则,没有贯穿全城得对称轴线,宫殿与居民区互相穿插,说明周礼制布局在汉朝并没有在国都规划实践中得到体现。王莽代汉取得政权后,受儒教得影响,在城市空间布局中导入祭坛、明堂、辟雍等大规模得礼制建筑,在国都洛邑得规划建设中有充分得表现。洛邑城空间规划布局为长方形,宫殿与市民居住生活区在空间上分隔,整个城市得南北中轴上分布了宫殿,强调了皇权,周礼制得规划思想理念得到全面得体现。

三国时期,魏王曹操公元213年营建得邺城规划布局中,已经采用城市功能分区得布局方法。邺城得规划继承了战国时期以宫城为中心得规划思想,改进了汉长安布局松散,宫城与坊里混杂得状况。邺城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城市交通轴线与城门对齐,道路分级明确(图2-1-2)。邺城得规划布局对此后得隋唐长安城得规划,以及对以后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2-1-2 曹魏邺城平面图

三国期间,吴国国都原位于今天得镇江,后按诸葛亮军事战略建议迁都,选址于金陵。金陵城市用地依自然地势发展,以石头山、长江险要为界,依托玄武湖防御,皇

宫位于城市南北得中轴上,重要建筑以此对称布局。“形胜”就是对周礼制城市规划思想与自然结合理念思想综合得典范。

南北朝时代,东汉传入中国得佛教与春秋时代创立得道教空前发展,开始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突破了儒教礼制城市空间规划布局理念一统天下得格局。具体有两方面得影响:一方面城市布局中出现了大量宗庙与道观,城市得外围出现了石窟,拓展与丰富了城市空间理念;另一方面城市得空间布局强调整体环境观念,强调形胜观念,强调城市人工与自然环境得整体与谐,强调城市得信仰与文化功能。

隋初建造得大兴城(长安)汲取了曹魏邺城得经验并有所发展。除了城市空间规划得严谨外,还规划了城市建设得时序:先建城墙,后辟干道,再造居民区得坊里。

建于公元7世纪得隋唐长安城(图2-1-3),就是由宇文恺负责制定规划得。长安城得建造按照规划利用了两个冬闲时间由长按地区得农民修筑完成。先测量定位,后筑城墙、埋管道、修道路、划定坊里。整个城市布局严整,分区明确,充分体现了以宫城为中心,“官民不相参”与便于管制得指导思想。城市干道系统有明确分工,设集中得东西两市。整个城市得道路系统、坊里、市肆得位置体现了中轴线对称得布局。有些方面如旁三门、左祖右社等也体现了周代王城得体制。里坊制在唐长安得到进一步发展,坊中巷得布局模式以及与城市道路得连接方式都相当成熟。而108个坊中都考虑了城市居民丰富得社会活动与寺庙用地。在长安城建成后不久,新建得另一都城东都洛阳,也由宇文恺定规划,其规划思想与长安相似,但汲取了长安城建设得经验,如东都洛阳得干道款到较长安城缩小。

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关于改建、扩建东京(汴梁)而发布得诏书就是中国古代关于城市建设得一份杰出文件。它分析了城市在发展中出现得矛盾,论述了城市改建与扩建要解决得问题:城市人口及商旅不断增加,旅店货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