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朝贡制度

浅谈中国古代朝贡制度

纵观古今，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往往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西方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说过：“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进一步讲，如果要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国外未开化民族和国外藩属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了解朝贡制度及其赖以存在的观念和理论基础。

其实，就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可以算的上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当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等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湮没，以致默默无闻之时，中国的文化却一以贯之，从无间断，儒家思想长期处于尊崇的地位，影响所及，无处不在，而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限各民族之间相对孤立，民族自我意识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例如，波斯君主的称号是“宇宙的中心，”希腊人将德尔斐神庙称为“地球的中心”，并认为他们与“蛮族”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可是，随着地理屏障的突破，战争以及程度相当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上述文明古国的民族自我意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至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家已经泯除了他们和蛮族之间的界限，认为凡是人都可以用理性追求人生的幸福，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的看法，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反观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相对闭塞，缺少与其他发达文明之间的对等交流。华夏民族在与文明程度较低的夷狄的交流中，日益增强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样，夏夷之间的界限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愈加分明，华夏中心意识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毫无疑问，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有着一种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思想，所以在对待外来使臣的态度上，一贯都以上位者的角色示人，只要是八方来贡，或给予册封，或给予重金赏赐，每一次都不会让这些人空手而归。但是，理论与现实毕竟还是有差距的，朝贡制度实际上体现的是政治上的臣服，在现实的历史中，我们仍然可以很轻易地发现，许多国家并不是从一而终的例如，在隋唐时期，日本曾经和唐朝发生过一场很激烈的战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日本确实是一个很可怕地民族，当日本刚被唐朝给打败，立即就派遣遣唐使来华，唐太宗李世民还给予了他们很优厚的待遇，中国人的宽厚，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西欧，我想大概没有哪一国的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这虽然是一种臣服的表现，但也不过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在日本又逐渐强盛起来了以后，还是继续骚扰中国的沿海地区，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屡见不鲜的。在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的支配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其他国家纳入朝贡制度框架之中，追求的是君臣关系的名分或者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是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应，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却一直把制度看得如此重要，实在是让人深思。

纵观中国的朝贡制度史，我发现中原的统治者历来以宗主自居，但其实很多的时候，这种宗主的地位一直受到挑战，例如，在西汉初年，汉高祖白登被围，被迫采纳刘敬的建议，被迫和匈奴联姻，将汉朝宗室的公主远嫁匈奴，并且每年还给匈奴很多的物资，为的只是换得一时的安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年间对匈奴大规模用兵，迫使匈奴臣服，形势才开始逆转。但是到了西汉末期，这种局势又被打乱。后来到了唐朝时期，国力强盛，为华夷一统、“四夷臣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使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宋朝虽然先后向辽、金称臣纳贡，退守、积弱之态毕现，却仍然以天朝上国的身份发展与周边以及海外国家的朝贡关系。到了元代，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将汉民族政权的宗主地位取而代之，建立起疆域辽阔的大帝国。马上民族铁骑所至，无坚不摧，但却不是文化上的胜利者。自然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通读所有的关于元朝的记载，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史家似乎都将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王朝解释为野蛮、粗俗、不可理喻。虽然成吉思汗被誉为“一代天骄”，他的铁骑几乎踏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可这也丝毫不能扭转元朝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印象。于是乎，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实施朝贡制度时，元朝统治者在乎的也只是政治上的“臣”，而不是文化上的“化。”于是，元朝的朝贡制度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感觉压迫的制度。而到了元朝末年，当汉族从蒙

古统治的巨大创痛中解脱出来，奠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大明王朝一开始就想通过朝贡制度，将四夷外国纳入“华夏一统”的框架中来。在经过太祖，建文之后，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下西洋，这可谓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西欧哥伦布、麦哲伦早了几百年。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这种航海对我们中国自身来讲可谓劳民伤财，所谓的下西洋，主要的目的在于炫耀君主的伟大以及控制邻国，所以，在国力强盛时，是可以实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国力逐渐衰微之时，就再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盛大的航海活动。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上千年，但是这种控制仍然是延续的自先秦以来的名义上的“臣”或者“化”。来朝、来贡意味着对中国皇帝的尊严的承认，至于为何而来则降到了次要的地位。

到了清朝，这个由满族统治者建立的异族王朝虽然以“夷狄”的身份入主中原，但是仍然避免不了被华夏文化所同化的命运，并且以天朝俯临万邦的姿态与来自西方的新夷狄打交道。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文明实在是有着很强大的力量，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王朝更迭频繁，但是不管是异族外来者还是本土的汉族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遵从传统的儒家文明，都会去积极地适应儒家文明，而不是用一种新的文明来取代它。这一点，似乎和西方的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西欧，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信教，并且对教会都礼让三分。即便是世俗统治者，即便他们有时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遵从教会的意旨。教皇虽然只是宗教的领袖，可是一直到近代，尽管宗教改革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但是教皇在欧洲仍然具有很大的威信。在一些重大的决断上，世俗的统治者仍然必须屈从教皇的旨意。儒家的力量和西欧的宗教如此相似，以至于在许多西方的著作中，认为中国的所有人都信奉同一种宗教，即“儒教”，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虽然满清的统治者也一直极力的延续这份自古而来的制度，但是，时代已经明显不一样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轰轰烈烈的开展，而古老的中国却一直在延续着封建的统治时，在时代的发展中也渐渐跟不上脚步。于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日趋明显。当马尔嘎尼勋爵率领英吉利访问团来华时，就三跪九叩之礼是否执行上，双方有了很激烈的冲突。在当时已经经历过重大变革的英国人看来，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他人权的侮辱。但是在满人看来，这样做是对皇帝的尊重，根本无可厚非，礼仪上的冲突，再加上马尔嘎尼希望能够和乾隆皇帝商定双方自由通商的事宜，引起了乾隆皇帝的不满，更加引起了这位皇帝的防范。所以，思想保守的封建统治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位勋爵的提议，这次会晤可谓是不欢而散。所以，在这次会晤之后的几十年之后，英国人就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朝贡制度也逐渐走向了瓦解，中国自身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套用一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朝贡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尊卑的基础之上，此时在列强的紧逼之下，清朝的统治者也被迫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那么，从前附属于中国的这些国家，也自然而然地就逐渐与中国结束了这种邦交关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试想，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国家，如何能保护其他的国家呢？

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对外关系可谓是饶有趣味的，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之下，天朝由盛而衰，清朝统治者对列强卑躬屈膝，一味求得苟合，而清朝灭亡之后，民国时期的外交，也是一味得迎合列强，“弱国无外交”，曾经的朝贡制度，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除了隔世之外，不免还有“世事无常”之叹。

从中国的朝贡制度来看，中国一直以来是以礼仪之邦的姿态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主要的目的在于和平自守，维护农业社会的稳定，并且通过和平的方式将中华文明带给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一般来讲，除了游牧民族建立的蒙古政权自恃强大的武力东征西讨之外，中国历代的各个王朝很少发动对邻邦的战争。这种和平观念，和儒家的德治的观念是分不开的。“怀柔远人”，是中华大家庭始终奉行的原则，今天中国所奉行的仍然是这种外交政策而这和16世纪以后欧洲列强的对外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民族，虽然在近代，我们的国家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但我们应该相信，中华文明并不落后他人，这是我们所应该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