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前贤畏后生_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2008年3月第32卷第2期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March2008

Vol.32No.2

从来前贤畏后生

———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吴根友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

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

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关键词:章学诚;戴震;伦理观;道论;地方志

中图分类号:B24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8)02-0020-08

相对于20世纪前70年的研究而言,近30多年来,学界对于章学诚与戴震的学术分歧及其关系的认识,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余英时认为,从“儒家智识主义”的角度看,戴、章二人的学术思路是一致的,所不同者,“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东原与实斋“并为完成此一发展的中心人物”。[1]仓修良、叶建华在《章学诚评传》中认为章氏批评戴震有三点,一是批评戴震夸大考据学的作用,二是批评戴震“心术未醇”,三是批评戴震在修志上的观点。但总的来看,“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成就,肯定大于否定,褒扬大于贬斥。尽管有些地方批评相当激烈,甚至并不恰当,但总的精神还是为了‘攻瑕而瑜亦粹’,根本不存在‘恶语中伤’的诽谤”。[2]197许苏民认为,章学诚对戴震、袁枚、汪中的恶意攻击,都不全是出于学术原因,[3]章学诚攻击戴震,大概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社会的压力而想留下一点卫道的文字以表明自己虽深受戴震影响而仍不失为‘正人君子’,二是因为戴震生前对他这位‘逼近己者’和学术思想上的知音‘不甚许可’,即对他推崇不够,没有使他的知名度也高起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4]232陶清将章学诚批评戴震的观点归纳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普遍规律(“道”)的认识途径及方法的问题,二是对于历史上学术思想的观点和态度的问题。[5]775-776陶清还进一步认为,作为文化史学家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注重的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但他又认为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忽视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正是以批判地继承为前提,扬弃是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基本形式”[5]769这一思想史的原则,因此,他认为要通过具体的分析,看在何种层面上评价章学诚对戴震批评的允当与否问题。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看,章学诚批评戴震的观点,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方面,二是伦理道德方面。在学术方面,章氏对戴震的批评有些地方有合理性;在伦理道德方面对戴震的批评,恰恰反映了章氏保守的伦理立场;二人关于地方志体例的争论则是章学诚批评戴氏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章学诚维护“名教”的思想倾向及其对戴震的批评

章学诚在文史问题上有很多高明的学术见解,然而,在伦理学与政治立场上却显得相当的保守。这种保守的政治与伦理学立场使得他无法理解戴震、袁枚等人的新思想。章学诚思想中有这种矛盾不足

收稿日期:2007-0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70016)

作者简介:吴根友(1963～),男,安徽枞阳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为奇,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有这一矛盾。从章氏的学术品格来看,他批评戴震、袁枚不应当是他人品方面的问题,也不只是他舒解学术心理压力的缘故,而是由思想家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所导致的。

他认同戴震的学术成就,但对戴震批评朱子学术与历史地位的做法大为不满,尤其不满意戴震口头上要取代朱子的“狂傲”神态。在《朱陆》篇,章氏还含蓄地批评戴震“饮水忘源”,在《书朱陆篇后》,则直接地批评戴震“心术未醇”。令章学诚不能容忍的是,戴震在口谈间称“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章氏认为,戴震的说法“谬妄甚矣”,“害义伤教,岂浅鲜哉”!特别是戴震的这些口头说法,致使“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

从表面上看,章氏在《朱陆》和《书朱陆篇后》两文里,是在替朱子说话。若联系章氏其他文章来看,章氏更看重的是朱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统”,而这一“道统”的精神则在于朱子及往古圣贤所代表的一种人伦秩序、人格典范与权威。①而这种人伦秩序、人格典范与权威不因为他们在具体知识方面的缺陷而有所损。因为知识发展的规律是后出转精,不足以此诟病前人。戴震及其所代表的考据学家虽然在训诂学、名物学知识方面高出前人,但并不足以凭此菲薄前人,尤其是自己的学术前辈。如果凭此来菲薄自己的学术前辈,就是一种“忘本”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常糟糕的。

章氏的意思非常明确,在知识的层面校正前贤的过错是可以的,如果在道德方面挑战前贤,则是不可以的。在《又与朱少白书》中,他说:“戴君之误,误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为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6]

据今人的研究,章学诚应该读过戴震晚年最后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4]223如众所知,在乾隆时代,文字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章氏在称赞戴震著作的多处文字中,只能含混地说《原善》诸篇,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章氏读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则他不能不看到戴震公开地从伦理学的角度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激进思想。戴震正是借助于对程朱理学中伦理学谬误的批判,达到对传统等级制度下以维护权威主义为主要功能的伦理学的批判。戴震正是借助“求真”、“求是”的知识论路径来批判传统伦理学只讲尊贵、不讲是非的权威主义倾向。而章学诚要维护的正是这种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伦理秩序。因此,章学诚与戴震思想的深层次矛盾正在于伦理学方面。章氏要维护朱子理学,进而维护“名教”。戴震未必彻底地反对儒家的“五伦”,然在批评朱子理学有“以理杀人”的倾向时,的确是在阐发一种具有近代人道主义意义的新伦理思想。

而章学诚则说:“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2]146又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7]821在《史德》篇,他通过对《离骚》《史记》的辨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他认为,“《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7]221-222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章学诚在伦理价值取向方面与戴震的矛盾是深层次的,这种深层次的价值取向的矛盾使得他对戴震的诸多批评流于情绪化,甚至有打棍子的嫌疑,因而也影响了他对戴震思想批判的深度与力度,有时甚至是在从事一种错位的批评。

章学诚在伦理学方面维护名教的思想倾向,还可以从《原学》、《妇学》篇和《妇学篇书后》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原学》篇说:“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7]147《妇学》和《妇学篇书后》这两篇文章,在很大程度是针对当时著名诗人袁枚教授女弟子的主张和行为而作的。在《妇学》篇里,他基本是从维护传统伦理名

①在《易教》、《书教》、《诗教》、《原道》(上、中、下)诸篇里,章学诚重新解释了儒家自周公到孔子的“道统”。与宋明理学的“道统”不同,章氏的“道统”更重于先王政典和具体的统治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