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吴相对论》出版序：“机缘”与“普通话”

《冬吴相对论》开播整整一年了。记得节目开播后两周在网上搜集听众反馈，能看到的信息不到十条，而现在这个节目的相关网页已经超过了七万多个。刚开播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听众能不能接受这种形式多少有些怪异的节目——看不见人，更没有字幕，听众有没有耐心听两个普通话不标准的男人就一两个并不很通俗的话题聊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逐渐增多的反馈让我惊叹于听众的包容和友善。尽管开播到现在一直心存惶恐，但我们还是明白了一个简单因而常被忽略的道理：做人和做产品，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明显的缺点，而在于你是否有让人不难感受到的特点和长处，从而使别人对你的缺点不再敏感和在意。

记得《冬吴相对论》第一次录音是在北京城南一个临时租借的录音棚里。梁冬和我都很少到城南，更没有在夜里开车去过。陌生的街道让人越走越觉得心里没底，我们只好不停打电话求援，再三再四下车问路。当我们寻寻觅觅将信将疑地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路口，看到来接应我们的同事时，梁冬以认真的口气开玩笑说：这里真的还是北京吗？我问梁冬：“这会不会是一种预兆：我们要做的这个节目将费尽周折并且经常地找不到北？”梁冬笑笑说：“找没找到北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找到了地方。”梁冬总是能随口说出一些有意思的话。

“认识”梁冬是在2003年底。我出差到深圳，晚上突然醒了，无聊到只好看电视，能看的台只有在北京看不到的凤凰卫视。节目好像与旅游有关，主持人看上去很年轻，像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通话不标准，但话说得不仅流利而且入耳，与那些以说标准流利的废话见长的电视主持人大异其趣，这就是自称“梁某人”的梁冬。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拥有大量的粉丝，只因我不常看凤凰卫视，所以对他毫不知晓。

2004年下半年，我到21世纪报系来参与创办《21世纪商业评论》，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梁冬。梁冬说他在大学的时候仔细地读过我的《孤独的狂欢》。我问他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些什么话，他说一是我讲的盖茨的故事，即“众多的门”（Gates）如何成为“众多的窗”（Windows）；二是我书中的一句话——“真相见都是恨晚的，不恨晚的相见如同不相见。”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甚是热闹，在场的朋友们后来都不说话了，听我们聊。最后，梁冬说了一句：“其实我们可以在凤凰做一档节目，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冬吴会谈‟。”

从此我们时不时在一起坐而论道，设想未来将要做的节目。有一天，梁冬突然很认真地请我和另一个朋友吃饭，说是有点事想征求我们的意见。吃饭的时候他说他想离开凤凰，到百度去做负责营销的副总裁。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就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适合在朝九晚五的体制下工作的。他长于语言和思想的机趣，短于行动和世故的机巧，创意、表达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激情，将创意化为结果的实际操作虽然十分必要，但唤不起他太高的兴致。当时我想起了一位德国批评家评说歌德的话:“青蛙说到底是水里的动物，虽然它有时会到地面蹦跳一阵。青蛙蹦跳起来十分费力，当它跳累了，重新回到水中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泳姿原来是如此轻逸自如。”吃饭到中途，他突然说要到机场去接一个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接的人是李彦宏。李彦宏这次来就是正式请梁冬出山的。离开的时候，梁冬还在悄悄问我该不该去，但我知道他其实已经拿定主意了。

我们设想中的“冬吴会谈”节目自然也就“存而不论”了。不过，非节目的“冬吴会谈”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成了我们固定的“节目”。从明星到职业经理人的转变，令梁冬有了许多真实的困惑和感悟。这使得我们的讨论不再是纯粹的清谈，而更多地与现实的经济和商业相关。每一次交谈都是一次相互的解惑，都能使我们体会到困惑解除（即使是部分地）后的愉悦和充实。

《冬吴相对论》有一期节目以诺基亚和三星为例，谈企业成长和转型过程中的“机缘”。我说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件事情发生，那它一定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同样，一件事没有发生，那很可能是这件事情根本在此之前就已结束或压根就没有发生过。佛教所说的“缘”，其实就是人为将来发生的某事自觉不自觉地暗中准备和预演；所谓“机”，就是将潜能变为现实的条件和机会。“机”乃无善无恶，无可无不可，而且不是人所能掌控的，而人对“缘”是有所作为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都是在为未来的事做准备。诺基亚和三星都是在经济严冬中实现基因突变的公司，原因在于它们在冬天来临之前积累了许多成为世界级企业的“缘”，或者说，它们是有“种”的企业。而很多看似很有前途的企业在严冬中死去和一蹶不振，是因为它们“无缘”成为世界级企业，或者说它们没有“种”。其实这个道理有某种普适性，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小到一个人，一个项目。“冬吴相对论”这样一个小节目，也有它的“机”和“缘”。我们设想中的“冬吴会谈”节目直到现在还没有做成，但我们想通过这个节目要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冬吴相对论》实现了。

有一次，梁冬和他的太太坐在出租车的后排说话，司机突然回过头来说：“你是梁冬吧？”梁冬在惊异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司机得意地笑了笑，说：“《冬吴相对论》，对吧？”另一次我坐出租车，正好碰到收音机在播这个节目，司机告诉我，此前有位乘客一上车就要他调到“经济之声”，他才知道了这个节目。他没有听出我的声音来，说了一句让我颇感窘迫的话：“那个吴国凡，普通话比我强不了多少，但说得还蛮有意思。”

这个节目的传播范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本人甚至收到过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来信），虽然它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节目。商业上的定位论有时教条得可笑，升斗市民和商业精英之间的界线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清晰，我们不在意人们是通过保时捷的车载音响还是通过十元钱的袖珍收音机听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横跨这两个阶层，我们也亲眼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在短短的数年间从这个阶层迁移到另一个阶层。我们只在意他们是否会说我们只站在某个阶层的立场、以某个阶层的语言、口吻在信口雌黄。我们相信总能在立场和语言上找到某些共通的东西，并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不能讲很好的普通话，但我们希望我们所说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普通话”。（《冬吴相对论》已结集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是作者为该书写的序。）